国内关于媒体影响文献综述

二、国内关于媒体影响文献综述

中国国内的媒体影响的研究事实上应该是大众传播研究制度化之后全球扩散的一环，但作为一个起源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国内的媒体影响研究基本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产物。近些年来，国内的媒体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最开始简单粗糙随感式的思辨到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从零星地借用西方传播理论到开始系统验证并完善与发展西方的媒体影响方面的理论，但是这些发展成果仍然融不进西方的媒体影响研究的理论脉络与研究逻辑，这也是很多社会科学领域所面临的“本土化”的问题。因此，在下面的文献综述中，国内的媒体影响的发展将单独进行阐述，且划分的脉络也不具有西方媒体影响发展的理论逻辑。

在关于前述的西方媒体研究中针对媒介形式本身的影响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主要是同媒体形式研究本身的引入有很大关系。目前国内对媒体形式的影响力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西方尤其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研究理论的介绍层面上，进而将这些研究进行自己的归纳，只在很少的程度上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例如国内著名的翻译家和媒介研究学者何道宽翻译了多伦多学派的众多经典著作，如《帝国的偏向》.《谷登堡星汉》以及《理解媒介》等，在将这些优秀的著作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同时，并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从最开始的误读到后期的逐步深入并为其“技术决定论”进行平反。^[126]李明伟在其博士论文《媒介形式理论研究》中详尽地介绍了媒介形式研究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并结合这些观点分析了媒介与社会化的观点。^[127]陈力丹在《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从谷登堡到“第五媒体”》中，从众多媒介形式的研究学者中的观点中总结了不同形式的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了社会的结构，包括权力结构、道德、社会身份等，并结合当代社会出现的“第五媒体”——手机短信和DV，阐述新的媒介形式的运用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影响。但是其中并未对涉及中国的现实状态进行阐述，依然停留在对国外理论的介绍和借鉴之上。^[128]张咏华的《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详细而深入地叙述了媒介形式的理论及研究成果，并在书的最后一章，结合文中所阐述的媒介分析的视角，研究了我国内地若干城市的媒介发展、传播新技术的影响及其与社会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出我国目前面对变动着的社会传播环境，媒体机构正积极采用信息传播新技术尤其是以电脑为基础的技术，以作为自身适应新环境继续生存发展的应策^[129]，这是第一次将媒介形式分析的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情况的例子，但也不能算作成功之举，因为理论的运用还比较生硬和呆板，且文章更多着眼于中国实情而非理论与现状的结合，此后也并无其他学者将这些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研究，所以，并未产生更多的理论启发和思考。在这部分的综述中，将不对媒介形式的影响研究进行详述，而是会将重点放在目前国内较多的关于媒体内容的影响研究上，而以下综述将会分作两部分的内容进行阐述，一是国内关于媒体影响的实证研究，二是媒体影响力的指标建构。

（一）关于媒体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国内，关于媒体对受众影响研究也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与西方的研究将影响或效果研究视作主流研究是一样的。在国内，这种影响研究也是分为两个层面进行的，较为宏观的层面是媒体对现代化的影响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以及现代化阶段的中国国情而造成的，在这个研究其又可划分为媒体对人的改变现代化影响研究以及媒体对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而较为微观的层面则是媒体对受众影响的研究，这里面主要包含着经典效果理论的实证检验与网络传播效果研究的兴起。

1.媒体对现代化的影响：社会转型时期的研究必然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传播效果研究必然会关注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国内此类效果研究始终是一项研究热点。最初的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的部分研究就是集中于媒体对现代化的影响的领域进行的，由于现代化本身就可以划分为人的现代化以及社会发展，因此，下面将以媒体对人的现代化的影响以及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两个层面进行。

（1）媒体对人的现代化的影响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属于中国传播学效果研究开展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以媒介个人现代化的相关程度为研究主导。1985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学洪主持的《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着重考察了新闻传播对江苏农民思想现代性的影响。^[130]1987年10～12月，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与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共同合作，对上海市十个区和郊县青浦农村地区进行了样本为2000人的“上海城乡文化观念变革抽样调查”.1989年，在上海联合举办了“中国城乡文化观念变革国际讨论会”，探讨了人的观念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结构，考察媒体效果的深层规律。

此外，王怡红的《大众媒介对观念现代化的影响》，闵大洪、陈崇山的《浙江省城乡受众接触新闻媒介行为与现代观念的相关性研究》，张学洪的《新闻传播效力的一项实证分析》，陈崇山、孙五三的《媒介·人·现代化》等一批研究成果都对媒介与个人现代化的相关度有所涉及。其中陈崇山、孙五三主编的《媒介·人·现代化》^[131]试图分析“在我国的特定环境下，大众传播媒介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该书对我国受众媒介接触的若干人口特征、受众接触媒介行为与观念现代化、媒介内容偏好与人的现代化、受众媒介观念、人际交往和大众媒介的共同作用以及传播与儿童的现代化等，无疑是同类研究中最具广泛性的，其数据分析的方法也较为规范。

1987年11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合作对南京市区和郊县居民就十三大新闻宣传效果进行抽样调查。这是一次舆论调查，也是对十三大期间新闻宣传某些改革措施社会效果的测定。调查发现，电视与广播由于传播速度快、报道显示出真实、生动的特点，是人们了解重大政治事件的优先选择的媒介，而电视已经成为人们获知外部世界信息的最重要的工具；同时，由于大众传播对十三大的报道较充分、及时，人际传播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最后得出全面、真实、及时、生动地进行新闻报道，充分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是此次新闻报道成功的最主要经验；同时，新闻报道要站在人民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再次，要充分运用事实性信息引导舆论，重视隐性效果的追求。^[132]

1990年，首都8家新闻单位联合组成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组，对亚运会宣传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其中对调查结果的处理采取线性结构方程式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传播效果的数学模型，“填补了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空白”。^[133]同时，调查发现，受众本身的素质对其态度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新闻传播者的态度越是与受众的态度接近，越能够达成共识。另外，充分发挥各种宣传手段的优势、正确认识周围的宣传空间、规模与内容适当而不是过度、尊重受众的信息需求等可以有效提高宣传的效果。^[134]

（2）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一方面早期的代表成果有《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其中1992年10月出版的《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始于1987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部牵头，组织全国和有关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其中对传播效果现状与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1993年3月，裘正义的《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首次在一个完整的传播学理论框架下所进行的大规模综合性实证研究，将来自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应用到了中国的社会实践；就其受众调查的规模而言，抽样调查的范围覆盖9个省（第二项因故压缩为3个省），包括了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三类不同综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并且首次专门以乡村居民作为研究的对象。其核心的三项调查之二为“乡村地区发展消息传播过程与效果研究”，分别包括研究背景、调查方法、理论框架与假说、资料分析和结论与建议等几个方面。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他对中国乡村地区传播现状作了总体定性描述：“低需求层次及与此相应的低期望值的低度满足。”^[135]并对中国乡村发展传播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对乡村发展传播与文化建设作了专题分析。同时，作者在调查时发现，调查对象在现代化程度方面的落差大于在传播行为方面的落差，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观念的层次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观念是多层次的，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浅层观念或价值观念；深层观念或文化观念。前者易改变，后者难改变，而传播行为常常只改变了前者，因而会出现“观念领先、实践后滞”的情况。

针对这类早期研究中大众传播媒介所发挥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黄旦在总结我国1980年代以来大众媒体的基本走向时认为，15年以来，我国媒体业逐步走近大众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媒介自身逐渐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并提出大众媒体要身兼二任：既要满足自己接收者的需要，又要为特定的政治经济系统服务。换言之，它既要扮演人的传播者的角色，又要扮演一定使命的社会组织或政治宣传机构的角色，人际性和社会性并重是大众媒介功能效果发挥的一个重要前提。^[136]

胡正荣在对以卫星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的研究中认为，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扩大到全球，其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都在寻找新的文化模式来解决控制与适度开放之间的矛盾。在建立新文化机制的过程中要经过两个阶段：文化多元化和文化自力更生阶段，而解决卫星电视带来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因素在其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1992年后，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大众媒体如何能更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这一课题正日益受到学界关注。2001～2002年，方晓红主持的“苏南农村与媒介”项目先后开展了四次相关调查；2002年5月，李双龙开展了旨在考察上海市青浦区农民的媒介接触与观念变革之关系的“青浦调查”.2002年底，张国良主持的“国家发展与大众媒体”项目，完成了对全国9省市约3000名受众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另外，该领域关注的焦点较多地集中于农村发展与大众传播的关系。其中，吴文虎认为，农村城市化为现代大众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媒介生态环境、发展资源和社会需求等各方面条件，是大众媒体群落形成的基础和动因，而大众媒体群落的崛起又是城市化产生和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农村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将促进我国大众媒体的多样化发展；^[137]方晓红的观点是，由于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崛起，一元的农民结构层次分解为多元的结构层次。处于新的结构层次中的农村受众，表现出更多的传播参与意识。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流动，出现了乡村与城市价值观的交流与融合，为以城市受众为主要传播对象的当代媒体提供了更多的直接受众及更为多样化的信息需求。^[138]此外，陈崇山认为，当前我国传播及宣传中“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普遍存在，农村受众是信息传播领域中的弱势群体。农村受众在信息资源的享受和利用、接收工具的拥有量、媒介消费时间、接受及处理信息的能力、表达意见的自我意识等方面，均明显弱于城市受众，因此要更多地在传播中向他们倾斜。^[139]李良荣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受众处于信息匮乏的状态之中。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大众媒体在对农村进行传播时没有真正考虑他们的信息需求。就传者而言，应提高信息的前瞻性、准确性、针对性与服务性；对于受者而言，应增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协作，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民在传播中的弱势群体的地位，这样才能得到媒体的重视与服务。陈昌凤^[140]认为，当代大众媒体虽然对农村地区及受众有一定影响，但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充分的、不平衡的，并没有提升农村的文化本质。陈力丹认为，在西部大开发中，媒体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沟通消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媒体应成为改变西部落后观念意识的理性力量，提供西部开发的讨论平台。^[141]

张海鹰从媒介新技术应用和实践的角度指出，发展媒体新技术是中国信息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策略。^[142]陈丹通过对1994～2001年《人民日报》有关艾滋病报道的内容分析，认为我国媒介在健康传播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无论报道形式或内容都需要改进；^[143]孙信茹以云南元江县甘庄华侨农场为考察对象，对媒体在民俗生活变迁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当今文化和民俗生活均处于“媒介环境”的条件下，媒体在表达民俗生活、干预民俗生活和构筑民俗生活三个层次上都起到重要作用，并影响着民俗生活的变迁；^[144]朱晓征通过“大众媒体对妇女的影响”调查发现，大众媒体对女性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女性歧视和性别盲点。^[145]

2.媒体对受众影响：经典效果理论的实证检验与网络传播效果研究的兴起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传播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关于经典效果理论的实证检验研究开始在中国出现。主要是围绕两个理论开展的：议程设置和知沟理论。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零散的检验研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于2001年年初在上海市民中进行了媒体“议题设置功能”的抽样调查。在此之前，中国迄今未开展过有关媒体“议题设置功能”的实证研究，由此更凸显了其开拓意义。该课题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和媒介内容分析法。与该理论提出者的研究相比，此次研究更强调了网络传播突飞猛进的时代环境。调查结论显示，我国媒介的传播现实在宏观上支持了原有的理论假设，中观和微观上则是部分支持。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领域，由于该突出的没突出、该强调的没强调，媒介未能发挥预期的“议题设置”功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媒介对群众需求的了解不够全面、深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受众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正在迅速崛起）以及他们作为信息接受者的（认知）成熟度的提高。^[146]

2002年，张国良、丁未首次借用“知沟”理论框架对北京、上海、兰州三地“信息鸿沟”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东、西部的大城市在媒介设施方面的差异明显缩小，“知沟”几乎不存在于东西部的大城市之间，但是，却广泛地存在于各区域内以“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媒介接触”等因素所划分出来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亟待重视。^[147]此外，这一阶段网络传播的兴起丰富了相关效果研究的结构框架。

卜卫在对电视对儿童影响的研究中，根据施拉姆的相关研究框架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影响：身体影响、心理影响、认知影响和情感影响。其中涉及传播效果的是后三种影响。心理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1）儿童对电视画面的恐惧反应；（2）儿童的电视学习。但上述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国外成果的引进与翻译，而针对我国儿童和电视的研究中，这一部分还是一项有待填补的空白。社会观念和行为方面，我国研究主要集中于电视对儿童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影响。^[148]

除了对西方的效果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外，关于网络传播效果研究成为这一阶段的一个亮点。方汉奇教授针对法轮功组织利用互联网进行串连和蛊惑性宣传进行了密切关注，认为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方面要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和防范；另一方面要加大“网上形象塑造工程”的力度，建立航空母舰型的大型站点，以规模效应拓展我们的信息辐射空间，使大量正确可靠的信息在网上有效运行，占据主导地位。^[149]

张国良与丁未针对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现象研究后发现，除了传统知沟理论研究业已证明的一方面，即网民的社会结构反映出这一群体本身拥有信息富有者的优势之外，网络传播的特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势必形成或加剧互联网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新的知识鸿沟现象，而且，就后者而言，数字鸿沟对“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所产生的区隔，有可能对传统媒体时代的知识差距结构进行一次重新的调整。^[150]

周裕琼的《网络传播噪音与对策分析》提出，网络传播给人们带来自由的传播空间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网络噪音。这种噪音分为两种：绝对噪音即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以及信息有限、定向需求与无限信息、无定向传播的矛盾所带来的相对噪音。针对这种情况，可通过加强网络传播的理论研究、加强网络传播法制建设、利用科技手段来解决网络传播中的噪音问题。^[151]程曼丽从传播史的角度出发，对网络传播负面效应的认识如信息侵略、文化殖民主义、虚假不良信息、泡沫经济逐一进行了辨析，提出要正确认识其发展规律，把握网络革命的机遇。^[152]张东军从移情、超媒体的思维方式、娱乐、面具、民主意识等方面分析了网络传播对人们心理的影响。^[153]彭兰认为，在网络的文化研究中，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外来文化将通过网络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严重的冲击与影响，其重要依据之一是，目前在Internet上，有90%以上的信息是英文的。但是这种推论未免过于简单。此文以一种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对象为新浪、搜狐、网易等中文门户网站、几个中文专业网站及Yahoo！、Amazon等美国网站，以电影与文学两种文化产品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并得出结论：网络在传播不同类型的文化信息与产品时，其作用的深度与广度是不相同的；对于文化产品的传播，网络并不是唯一的渠道。作为内部力量的民族文化背景与外来力量应是相互作用的。^[154]另外，她还对网络传播中的人际传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认为人们对网络人际传播的需求，甚至可能超对网络的大众化传播的需求。另外，对于网络新闻传播，意见领袖的作用在于他们可以传播一些并不广为人知的新闻，他们也可以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以此影响他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因此，对于从事新闻传播的网站来说，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是提高传播效果的一种途径。^[155]陈彤旭、邓理峰从传播学的角度，通过对强国论坛日常议题的研究，发现BBS议题形成的动力，并提出了议题讨论的五种相互作用模式，认为BBS议题发展中有内在的趋同性，有试图控制舆论和逃避现象且具有“社会安全阀”的功能。^[156]

从以上两个角度对媒体影响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已经积累了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但我们目前这一阶段的实证检验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即对美国社会发展起来的效果研究理论及其理论源流，研究者们缺乏深入的考察，往往停留在理论概念的直接借用和研究结论的简单检验上。

运用理论假设的多，对已有理论假设如何得出知之不多。这主要是指对传播学的研究。由于近年出版的大量传播学译著中，多数为教材，因而造成一种意料之外的后果，即人们接触到的大多是结论，对于如何得出结论反而了解不多，当然也会看清得出结论的研究过程和环境背景。于是，直接将各种理论假设运用到各种研究中去的情形较为普遍，而忽略了不同的环境背景。……在学术色彩浓厚的学科基础理论方面，本来应该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但是由于我们缺乏深厚的研究积淀，难以形成对话局面，总是停留在相互介绍情况的层面。^[157]

（二）国内关于媒体影响力指标体系建构的研究

指标能够成为衡量某种特质的尺度，指标正是用来说明概念的属性的，概念化过程的最终产品就是构建一组具体指标。^[158]指标体系的建构最终是为实证的量化研究提供一套可供测量的工具，因此，为了测量一个媒体或媒体的影响力的大小，必须有一套测量影响力的指标。关于媒体影响力本身的研究，国内已有学者已经从定性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且也有从定量的测量媒体影响力的大小或强弱的角度出发，制定出一些定量的测评指标。这部分内容不同于之前媒体影响以及影响力的文献综述，这里所综述的研究内容更多是从一种技术化和量化的角度来进行综述，以供研究参考，且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并不多，同时也需要结合国内的媒体进行本体化的研究。

在国内这种研究也是较为零散，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可供参考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当然也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体系。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可得出，目前指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体市场影响力和媒体社会影响力两个主要板块进行指标体系的建构，不过也有其他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划分，中视金桥媒介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就认为，应该从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以及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两个层面来评价媒体影响力。^[159]

1.侧重于媒体市场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建构

在对媒体影响力的指标建构中，有的研究者只将指标体系集中于媒体的市场影响力，并不注重社会影响力。何春晖在《媒体影响力的量化指标》一文中指出，媒体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由媒体对内部公众影响力的量化指标、媒体对外部公众影响力的量化指标、媒体对广告主影响力的量化指标、媒体对同行及学术界影响力的量化指标四部分构成。每一项指标又各自包含多项二级指标，媒体对内部受众的影响力包括员工流动频率、媒体内部的信息畅通程度、员工对报酬的满意程度以及员工对媒体内部文化的接受度等。媒体对外部公众的影响力包括媒体的受众注意力、媒体的名称口号及形象表示的利用频率、媒体在网民心目中的关注度，受众对媒体策划、举行的公关活动的参与程度。媒体对广告主的影响力则包含了发行量或收视率、媒体的目标受众构成、广告收入、广告价格以及广告供求比例。媒体对同行、学术界的影响力指标包含转载率、被其他媒体报道的次数篇幅或时数、创新频率、业界参观考察学习人次。有些二级指标中还包含三级指标，在这里就不赘述了。^[160]在这里出现的指标体系中的子指标较多，但是其涉及最多的还是从市场影响力的指标，关于社会影响力的指标没有重视。

2.侧重于媒体社会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建构

有研究者在构建指标时更侧重于社会影响力的指标建构，对于市场影响力的指标不太重视，在《都市类报纸的区域影响力研究》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报纸影响力的构成要素：权威性，具体包括受众量、传阅率、报纸的历史、主办单位的权威性；受众的决策力度公信力，具体包括真实性、公正性、中立性、受众忠诚度；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分量，具体包括主动阅读率、信息广度、内容贴近性、报纸的质量。^[161]这个指标体系中所设计的更多是社会影响力的指标。

3.从媒体市场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共同出发的指标体系建构

目前，很多学者提出要全面地关注媒体影响力，必须同时关注媒体的市场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赵彦华提出，媒体影响力的衡量标准可分为两个：一是媒体的社会效益质量标准，即媒体传播的内容是否拥有较高的质量，能否达到较好的社会传播效果；二是媒体经济效益质量标准，即媒体拥有的特定受众是否就是社会行动能力最强的一群人，并以此即获得经济效益。^[162]喻国明等学者认为，要全面地衡量媒体影响力，必须了解影响力发生和构建环节。而传播影响力的发生和建构主要依赖三个环节的资源配置和运作模式：接触环节：以规模和特色凝聚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保持环节：构建受众对媒体的行为忠诚度（接触的频率和稳定性等）和情感忠诚度（人们对媒体的心理依赖程度、满意和满足程度、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分量等）；提升环节：选择最具社会行为能力的人群，占据最重要的市场制高点，按照社会实践的“问题单”的优先顺序制定自己的产品。^[163]《党报影响力及其市场因素的理论分析》一文中，作者借助喻国明教授的分析思路，对于党报影响力的发生机制进行了阐述，将最初论述的三个阶段改为了四个阶段，认为党报影响力发生在读者接触环节、读者接受环节、影响力保持环节（受众的接触和忠诚）以及影响力提升环节（包括有影响力的读者，此类读者的规模，强化他们的影响，发挥他们对于社会的再影响力，最终主导传播秩序）。^[164]

4.其他类型指标体系建构

中视金桥媒介研究中心的研究认为，应该从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以及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两个层面来评价媒体影响力。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的指标具体包括频道层级、资源实力、受众规模、受众忠诚度、内容公信力、形象代言力、影响深度；而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的具体指标包括决策力、舆论力与消费力，并采用量级评分法。最后文章以中央四套（CCTV－4）为评估对象，对媒体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各指标进行评分加权，获得CCTV.4的频道影响力得分为：4.09分。按照4分以上得分表示媒体影响力为佳的原则，得出结果：CCTV.4拥有绝对高度的媒体影响力，属于第一矩阵媒体范畴。因此，中央四套适合作为集团消费品、生产原料设备及服务等；中高端产品，如汽车、金融保险、奢侈品等；品牌权威形象建立；营销渠道传播支持等传播需求的传播阵地。^[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