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斯顿·休斯的创伤叙事

程细权 

(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湖北黄石　435002) 

〔摘　要〕　兰斯顿·休斯的文学生涯与他的心理创伤密切相关。他对创伤的生命体验及独特感悟与他所处的种族环境、成长经历和交往对象有关。休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创伤经历，流露出建构创伤叙事的美学追求。他敏锐地看到了创伤对社会个体造成的持久身心伤害，可能导致的人际关系异化，提醒人们警惕创伤引起的集体无意识和暴力反抗斗争。休斯的创伤书写，实现了他对社会、政治和生活积极干预的理想，表达了对底层百姓的深切同情，巧妙地转移和化解了他痛苦的创伤记忆。

 

〔关键词〕　兰斯顿·休斯;心理创伤;文学表达

 

1961年，兰斯顿·休斯(LangstonHughes,1902-1967)在一次广播讲座中说，"我创作的主要题材是种族问题——我认为，在自己作品中写这类问题是最令人激动、最为有趣、最扣人心弦的，我从未发觉黑人问题会在任何意义上妨碍自己在稿纸上挥笔自如" [1]。的确，种族问题是休斯文学创作的核心，他一生从未回避对黑人身份的关注，他的许多作品是以底层黑人为写作对象。为什么休斯对黑人题材情有独钟？除开他本身的黑人身份、熟悉黑人生活、高度的民族自觉外，难道没有其他因素吗？纵观休斯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他毕生都生活在种族歧视的环境中，充满了坎坷和辛酸，他的文学生涯浸满了累累伤痕，他的文学创作史也是一部心理创伤史。他通过文学的创伤书写，一方面实现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巧妙地转移并化解了他内心的创伤，从而使他保持心理平衡，达到创作上的丰收，"为美国黑人民族提供了‘美国黑人文学’的范例，加速了美国黑人文学融入美国文学的进程"，是美国黑人文学崛起的丰碑。[4]

 

一

 

1947年，休斯在一篇题为《我作为社会诗人的历险》的自述中，说明了他成为社会诗人的原因是贫穷、压迫、种族隔离的社会现实，他从始至终都无法回避这种现实[3]。的确，休斯所处的时代虽然种族隔离和以前相比在政治层面上有所缓和，但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消失。种族偏见已经成为美国大多数政府官员、白人的集体无意识行为，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自觉行为。许多黑人为了争取正当的权益，不得不奋起抗争。哈莱姆文艺复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黑人集体寻找自身价值、自我身份定位的回归，也是对种族压迫的有力反抗。休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萎靡的布鲁斯》(The Weary Blues,1926)、《给犹太人的好衣裳》(Fine Clothes for the Jew,1927)充满强烈的种族自豪感，里面大部分诗作就是对种族身份认同的诉求与表达。经济大萧条时期黑人受歧视的现实更为明显，休斯在《沃尔多夫——阿斯特里亚饭店开业广告》等诗作和《无家可归》、《勇气》等短篇小说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写。20世纪四十年代，休斯表面上种族抗议有所缓和，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种族的关注，在《莎士比亚在哈莱姆》(Shakespeare in Harlem,1942)、《单程车票》(One Way Ticket,1949)等诗集中有隐含的表现。40年代后期，一些右翼组织和人士常在休斯讲演时骚扰会场或在场外示威，要求禁止他演说，指控他为美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甚至有议员在参议院公开称他为共产党员。到了1950年，麦卡锡主义的势力不断上升，为了生存，休斯不得不妥协，并被迫和麦卡锡调查委员会进行合作。这一时期，休斯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给他的精神世界留下了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个延迟了的梦的蒙太奇》(Montage of a Dream Deferred,1951)就是他这时期心灵创伤的有力表现。在休斯生命的最后十年，对麦卡锡主义的恐惧与美国冷战思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及他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交织在一起，使他的心灵备受煎熬[3]。由此可见，休斯生活时代存在的种族歧视大环境，给他心理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使他的创作带有明显的创伤痕迹。

 

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一种引起不愉快的经历，如恐惧、焦虑、羞愧或身体痛疼都可能起到心理创伤的作用[8]。造成休斯心理创伤的除了社会环境、种族文化外，还有他的成长经历、交往对象。休斯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从小父母离异，他主要跟着母亲和外祖母一起生活，经常从一个地方迁居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很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找零活谋生，过早地感受到了种族歧视的目光。快13岁那年，他参加里德姑妈教堂的布道会，违心地承认从罪过中得到了拯救。这给他造成了深深的心理伤害，影响了他一生对基督的看法，正如他所说“我从此不再相信有一个耶稣。”[2]1927年春至1930年底，休斯接受了奥斯古德·梅森(Rufus Osgood Mason)夫人的资助。梅森夫人是一位非常富有的白人寡妇，资助了包括兰斯顿·休斯、米格尔·科瓦鲁维亚斯、佐拉·赫斯顿等在内的一大批黑人艺术家。休斯的长篇小说《并非没有笑声》(Not without Laughter,1930)、剧本《混血儿》(Cross)等作品是在她资助下进行创作的。休斯曾经这样评价那段生活，“我靠她资助所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了不起的岁月。”他认为梅森夫人“是一位令人惊叹、才华横溢、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强烈地吸引了我，我很喜欢她。还没有人象她那样为我考虑得如此关心，对我如此友善、慷慨。”[2]但后来他们还是决裂了，决裂的原因除了休斯连续几个月没有创作出好作品外，还有他们双方对黑人的潜在认识以及休斯的独立意识。梅森夫人对包括休斯在内的受资助艺术家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限制他们的写作范围、人身自由和作品发表权限。这种受助关系虽然保证了受资助人暂时免除经济后顾之忧，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令他们痛苦不已。和休斯一样接受梅森夫人资助的佐拉·赫斯顿承认，梅森夫人的行为使她处于“可怕的神经质的状态”。[5]休斯比佐拉·赫斯顿更具有独立人格意识，他无法漠视梅森夫人高高在上的恩主(虽然他们都不喜欢这个称呼，但事实上就是如此)姿态，也无法忍受梅森夫人威严的控制。他们决裂的场面是令人痛心的，休斯在自传《大海》中痛苦地回忆了当时的场景：

 

我至今无法记述那天上午我在派克大街高层建筑那明亮、宽敞的客厅里逗留的最后半小时的情况，因为即使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上腹部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使我感到恶心。……这房间也变得越发昏暗，直至黑暗中突然传来了一声轰响，灯光熄灭。……如今，我已经无法清晰地回忆起她最后跟我说的话，也想不起来关门时她的面部表情，想不起来电梯是怎样降落到大楼的最底层的，最后，我又是怎样在大楼的门廊里从穿着制服的佣人中间穿过并走出大楼的。[2]

 

卡鲁斯(Gath Caruth)在他的核心著作《创伤：对记忆的探索》(Trauma:Explorations inMemory,1995)中认为，由于创伤事件“发生太突然，太无防备而使受害者无法在当时完全了解，完全认同，但却会在事后反复地体验，受到创伤就是被某个场景或某个事件困扰。”沃负雷(Julian Wolfreys)在《创伤，证词与批评》也指出，由于创伤无法被主体同化(assimilation)和理解(understanding)，故事的“全然真实性”就成为不可能，被创伤化的主体无法在第一事件了然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过去的片段、断裂的经验，在事件之后一段时间却重复地、鬼魅般萦绕着此一主体，挥之不去。[6]和梅森夫人的决裂，对休斯而言是一场灾难，给他留下的不仅是身体的伤害，更是永久的心理伤痛，以至十年后写作自传回忆当时的情形，还被这个突然事件困扰，无法清晰地记述当时决裂的场景。他们决裂之后，休斯整个身心都处于病态之中。

 

造成休斯身心病态的原因，除了和梅森夫人决裂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戏剧《骡骨》的版权归属问题，他和佐拉·赫斯顿发生了巨大的分歧。他们各不相让，双方各执一词，多年的友谊也灰飞烟散。正如有的评论者关注到的，这场争论“给双方的心灵都带来了巨大的、难以忘却的创伤”[5]。

 

1932年6月中旬，休斯到莫斯科参加电影《黑与白》的脚本写作。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这部片子没有拍摄成功，创作组也解散了。休斯受苏联戏剧协会邀请，留在苏联进行考察。这年冬天，休斯即将离开苏联到亚洲地区访问前，他认识了一位美丽的东方女性陈思兰(音译Si-lan Chen)。休斯将她称为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为动情的一位女性。虽然他们彼此互为爱慕，但最终却失之交臂，个中缘由可能源自休斯从小缺乏爱的关怀和母亲对父亲的伤害。这段感情给休斯心头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以至于他终身不结婚，但卧室却长期挂着一张女友的照片。休斯对女友的这种柏拉图式的情谊，引起了许多非议，不少人对休斯的性取向产生疑问，甚至望文生义地解读他的文学作品，如对他短篇小说《神圣的保证》(Blessed Assurance)的误读。[10]

 

休斯一生从事过多种工作，当过报童、餐厅侍应生、水手、看门人等，足迹遍及拉丁美洲、非洲、欧洲、亚洲。他生活经历丰富，经受的磨难常人也很难想象。颠簸流离的生活，打压着休斯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他的身体、智力、情绪、行为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休斯在诗歌、小说、戏剧、自传、儿童文学等作品中，或明或暗地流露着内在的创伤。文学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心理按摩的作用，舒缓减轻了休斯心理创伤的程度。

 

二

 

虽然休斯矢志不渝地书写黑人生活，以种族斗士的身份出现在众人眼前，但他的作品不时出现身份的模糊，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心态，“种族对休斯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意义”[7]。休斯的这种矛盾心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创伤心理纠结的表现。休斯种族身份的矛盾心态不是一时存在，而是贯穿于他整个文学创作生涯。弗洛伊德、荣格在研究心理创伤时，都强调潜在的无意识幻想作用，认为外在创伤结束以后，内在创伤远没有结束。弗洛伊德把它称为“重复性冲动”。荣格用“分离”来说明创伤进入到受害人身心无意识层面继续存在并对内在世界产生影响[8]。纵观休斯的一生，他从未真正远离各种各样原因导致的创伤。有时表面上某个事件的外在创伤结束了，但内在的创伤并未随事件的结束而结束，创伤记忆长久地隐藏在心理，以致多年后还在发生作用。

 

一般认为创伤事件分为三类：自然灾难、意外灾难、人为灾难。①对休斯而言，他的心理创伤主要来自于人为灾难，包括意外打击、不公正的待遇、爱的丧失等。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等人发现，受伤个体在创伤性事件之后设法将各种记忆碎片整合起来以获得对该事件的理解，并用一种叙事语言将该经历讲述出来。[8]虽然造成休斯心理创伤的原因有种族环境、成长经历和交往对象，但无论哪种方式他都不容易忘却，他用记忆碎片的方式独特地书写创伤，曲折隐含地表达内心的折磨。休斯能够赢得“哈莱姆的百灵鸟”的称号，成为“黑人文学中最有魅力的人物”，与他作品中的创伤表达不无关系。在休斯的创伤叙事中，他书写的创伤对象广泛，有白人、黑人，有妇女、儿童；既写了身体创伤，也写了心理创伤，还有文化创伤。为了更好地说明休斯的创伤叙事，下面结合他的短篇小说《父与子》、《无家可归》、《为什么你认为？》、《可怜黑小子》来分析。

 

《父与子》讲述的是白人种植园主诺伍德上校与他混血儿子伯特的故事。休斯采用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不断变换，灵活运用顺叙、倒叙、插叙等手法，再现了心理创伤左右人物命运的悲剧。诺伍德粗暴、专制，对黑人怀有深深的偏见，他对他居住的大房子前面的大门，有一种变态的心理，“禁止任何黑人进出这个大门或者穿过他前面的走廊”(243)②。在他眼里，大门是白人的专利，黑人无权享受，即使亲生的混血儿子也不例外。诺伍德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使年幼的伯特深感好奇也倍受伤害。他一次次地违反父亲的禁令，以至在最后父子冲突诺伍德拿枪威胁的关键时刻，他还竟敢抗拒这一荒唐的规定。伯特的心理抵触，固然与他反感周围普遍存在的种族压力有关，但也与他十四岁时遭受的心理创伤相关。十四岁那年他当着城里白人的面喊诺伍德爸爸，诺伍德勃然大怒对他进行了痛打。在诺伍德心里，伯特是不准叫他“爸爸”的，“尤其是不能当着城里来的白人”(229)。那场痛打除了给伯特留下“两眼发黑，金星直冒”，背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疤痕等外在身体伤害外，还使他与诺伍德之间有了一种“恐惧的障碍”。这种恐惧不仅没有阻止伯特继续捣蛋和爱搞恶作剧的行为，反而有一种引诱和不可思议的魅力，引诱伯特的进一步反抗(243)。六年之后，伯特已经接受了大学教育，按说也知书达理，但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伤害没有丝毫减弱，使他对诺伍德及诺伍德的家怀有刻骨的仇恨。他对诺伍德以“畜牲”相称，认为诺伍德的家是“地狱”，他多次声称坚决不当“白人的黑鬼”。无论是在穿着、语言还是行动上，伯特都不符合诺伍德心目中黑人的标准。诺伍德决定不再送伯特到亚特兰大上大学，伯特依然我行我素，还四处散播他是诺伍德的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伯特持久的身份认同努力，就是他从小身份得不到认可的愤怒表达，在他内心始终有身份被认同的渴望。对于他来说，他是诺伍德的儿子是既成的事实，没有必要隐瞒，即使白人诺伍德不高兴，也没有什么好顾忌。正因为这种心理，虽然他知道诺伍德不高兴他的自我身份张扬，但还是无所顾忌，甚至驾着他的汽车在城里“惹事”。伯特长期的心理伤口无法愈合，促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奋起反抗，即使在诺伍德持枪威胁的情况下也毫不妥协。伯特掐死亲生父亲，他自己也因之持枪自尽。这场父子的悲剧，说到底是心理创伤长期得不到缓解而使矛盾急剧演化而成的。休斯通过故事的闪回、前置、后移，把诺伍德与伯特的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聚焦、挪移、象征、蒙太奇、意识流等手法综合运用，使这个故事迂回而伤感，体现了休斯对创伤叙事的美学追求。

 

《无家可归》以经济大萧条为背景，叙述了心理创伤对社会个体造成的迫害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后果。《无家可归》以黑人失业者萨尔金特为主要人物，写他在饥寒交迫的雪夜敲打白人教堂想到里面借宿一晚，却被白人警察痛打一顿投入监狱，迷糊中他把教堂掀翻，和基督一起在路上亲切交谈。萨尔金特遭受的心理创伤不仅来自政府救济部门的种族歧视，而且还有作为爱和仁慈化身的牧师及教堂。面对走投无路急需救助的萨尔金特，牧师及教堂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而是拒之门外。休斯通过现实和幻想的互动，使时空发生错位，基督得以复活。他借助基督这个隐喻，突出了创伤对以萨尔金特为代表的贫苦黑人造成的极度心理伤害。萨尔金特发出的“要打破这道门”(435)的呼喊，无疑是他身心创伤无法忍受的反应。休斯通过萨尔金特的呐喊，意在警告执政者无视黑人的创伤，必定造成他们抗争的反弹，创伤有可能演变成暴力斗争。其实休斯在一些激进的诗作中，也表达了对萨尔金特类似呐喊的担忧，这反映出休斯创作的一贯性，以及他灵魂深处为缓解心理创伤，追求种族之间和谐平等的愿望。

 

《为什么你认为？》以“我”第一人称在场的形式书写创伤。黑人同伴和“我”无力改变种族歧视的现实，内心的阴影越来越大，对有钱的白人产生怨恨。在一个下雪的深夜，黑人同伴和“我”又冷又饿，想到有钱的白人花天酒地内心顿时失去平衡，决定对有钱白人进行抢劫。抢劫得手后，黑人同伴独吞“战果”扬长而去。休斯运用现实的笔法，不仅写了心理创伤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且写了心理创伤行为给他者/白人造成的心灵震撼。白人爱德华·庇迪·麦吉尔三世生活条件优越，根本不清楚黑人的疾苦，他平常看到的都是经过伪装的黑人生活。抢劫活动的发生，使他意识到以前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假的，只不过是一种表演”，是“一种可以拿钱买到的东西”(117)。在抢劫活动中他是受害者，可面对抢劫他没有受害者的表现，反而认为“这是我一生碰到的头一件叫人兴奋的事”，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哈莱姆过得这么愉快。”麦吉尔三世的反应看似反常，其实是他心理遭受巨大震惊之后的自然流露。休斯在书写创伤的时候，和他一贯思想一样，从小就懂得“不应憎恨所有的白人。”[2]这表现出休斯创伤体验的理性、客观，洋溢着人性的光芒。

 

《可怜的黑小子》是休斯写作的一部带有明显个人创伤痕迹的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休斯借助阿尼的经历，艺术性地再现了他遭受的心理创伤，以及对背叛受助者的真实回应。阿尼是黑人夫妇阿诺德、阿曼达留下的孤儿，他在好心基督教徒彭伯顿夫妇的抚养下成大成人并接受良好的教育。高中毕业后，彭伯顿夫妇还准备送他上大学。人人都大声夸奖彭伯顿夫妇对阿尼真是“仁至义尽”。[1]表面上看来阿尼和彭伯顿夫妇的关系和谐友好，没想到在彭伯顿夫妇带阿尼到欧洲旅游的途中他们的关系破裂了，阿尼独自离身出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阿尼与这种环境的决裂？阿尼身上的某种遭遇和休斯本人的经历颇为相似，他们都得到了他人资助，但内心深处不快乐，正像阿尼认为的资助人是“出于慈善或恩赐”，带有祈祷的成分，是种“假仁假义”。这种固有的心理偏见，使阿尼没法融入彭伯顿夫妇的生活，他和彭伯顿夫妇存在天然的隔阂，虽然彭伯顿夫妇待他很好，但他仍“感恩不已，也孤独之至”[1]。阿尼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渴望，对真爱的深切呼唤，促使他和彭伯顿夫妇的裂痕越来越大，以致最后破裂。虽然破裂的原因也有外在的种族环境影响，比如他遇到了心仪的白人姑娘薇薇等，但休斯在书写创伤的时候更侧重于写创伤损害的双重性，一方面创伤会给施加者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也给受动者造成伤害。阿尼决裂的场面十分无情，不管对阿尼还是彭伯顿夫妇来说，都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决裂时阿尼充满了“勃然的怒气”、“满面怒容”；彭伯顿夫人的“喉咙几乎冒了烟”，抑制不住“放声哭了起来”，甚至最后伤心地“昏厥过去”；彭伯顿先生也“怒不可遏”。

 

其实在《父与子》中，休斯也写了创伤带来伤害的双重性。诺伍德毒打波特后，他内心“总是一直感到有点内疚”，他反思自己承认当时是“气极了，丧失了理智。”他们父子最后的激烈对抗，造成伤害的也是双方。伯特“觉得全身突然绷得紧紧的，他的两支前臂的肌肉一阵阵颤动。”与之对应的是，诺伍德气得浑身发抖，语言也失去理性，“滚出去！要是我再见到你，我绝绕不了你。”失去理性后的话语，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抗的升级，直至最后悲剧的发生。弗洛伊德在谈及创伤及创伤性神经症时指出“构成其病因的仿佛主要是惊愕或惊恐因素。”[9]在突然发生的创伤事件中，对创伤双方来说都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心理准备，身体上的异常反应、心理上的急剧变化也就成为自然。敏感、过激是心理创伤的外在表现。创伤的双重性，是休斯创伤叙事的伦理反映，透露出休斯追求族群和谐、人际和谐的良苦用心。

 

三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面对各种意外，创伤是不可避免的。对黑人而言，漫长的种族歧视历史使他们的创伤记忆痛苦而激烈。长时间的创伤体验，有可能演变成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休斯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满怀人性的关怀，透过创伤事件的迷雾，看到了创伤背后隐藏的种族文化危机。他的多元化思想，他的和谐道德理念，无不是他对创伤事件后续影响深思熟虑后的沉重表达。他的作品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创伤的痕迹，在他的笔下创伤立体而丰富，既有身体创伤也有精神创伤，既有个体创伤也有群体创伤。他的创伤书写，一方面表达了对现实的关注，对生活的干预，另一方面也使他内心的伤害得到合理释放，发生恰当的情绪转移。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认为，只有将潜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某种意识层面的东西，心理创伤才能减轻，虽然它不能被永久消除。[9]休斯一生经历丰富，历尽坎坷，多次遭遇重大创伤事件，无论是家庭的变故，还是朋友的打击，以及社会环境的变迁，他都能够坦然面对，通过创作来表达曾经或正在受到的伤害，保持心态的相对平和，持久地借助笔端书写创伤，达到社会、人生、心理的有效平衡。

 

注释:

 

①参见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93-94页)。

 

②本文部分引文出自罗信群译《兰斯顿·休士短篇小说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以下只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参　考　文　献]

 

[1]兰斯顿·休斯.吴持哲译.父与子，选自《阴沉沉的天》[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2]兰斯顿·休斯.吴克明等译.大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3]罗良功.艺术与政治的互动：论兰斯顿·休斯的诗歌[D].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4]聂珍钊.罗良功著.艺术与政治的互动：论兰斯顿·休斯的诗歌“序”[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5]程锡麟.赫斯顿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6]李元.论萨拉·凯恩<摧毁>中的创伤与暴力叙事[J].外国文学研究(北京),(2010)：11.

 

[7]虞建华.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8]邵凌.库切与创伤书写》[J].当代外国文学,2011.36-44.

 

[9]张莹.谈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的创伤记忆书写[J].外国文学研究(北京),2011.61-64.

 

[10]Steven C.Tracy, Without Respect for Gender: Damnable Inference in “Blessed Assurance”[J]．ForeignLiterature Studies 6(2010)27-33.

 

(责任编辑：胡光波)

 

Trauma writingof Langston Hughes

 

CHENG Xi-quan

 

(NormalCollege,Hubei Polytecnic University,Huangshi　435002,China)

 

Abstract: Itis related closely that the literary career and the psychic trauma of LangstonHughes. His life experience，communicatingtargets and the unique feeling of the trauma that is related his raceenvironment, the growing experience and the social individual . It's pursuit ofHughes construct trauma writing. He feels the trauma give the social individualharmful to body and mind. It's lead to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oremind the people to vigilance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and the resistingstruggle about the trauma. Hughes writes the trauma to realize his dream of thesocial, the political and the life intervention. To expressed the deep sympathyfor common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our society. It's transiting and convertinghis trauma memory skillfully.

 

Key words:Langston Hughes;psychic trauma; literary expression

 

doi:10.3969/j.issn.1009-4733.2016.02.002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4733(2016)02- 0006- 05

[作者简介]　程细权，男，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和文学批评。

 

[收稿日期]　2015—12—22

 

[基金项目]　2015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学伦理叙事与核心价值传承”(15Y16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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