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编辑时期

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开始担任《佩斯时装报》的助理编辑。他的流浪性格稍有改变，漂泊生活逐渐趋于稳定。他开始组织佩斯的激进青年，努力从事政治与文学研究。裴多菲所领导的以毕尔瓦兹咖啡馆为活动中心的青年，后来形成为“三月青年”的组织。他们在佩斯起义中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裴多菲不仅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而且是这一批青年人的精神领袖。这一时期，裴多菲作为瓦豪特·依姆雷的助手，共同从事《佩斯时装报》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并非纯文学杂志，为了迎合妇女们的需要，经常刊登时髦服装样式，宣传巴黎妇女所追求的服装改革。它是一个带有封建性质、崇拜欧洲文化、轻视民族文学传统的守旧派刊物。裴多菲做了这个刊物的助理编辑，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为了有固定的薪金收入。更主要的，是裴多菲有了一个安静的写诗的环境。裴多菲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对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念。他期望以《佩斯时装报》和科苏特创办的《佩斯新闻》为阵地，向本国的封建复古派和德国的反动浪漫派作家们进行斗争。在他担任一年的助理编辑时期，受到封建复古派作家和自由妥协派作家们的疯狂攻击。除此之外，裴多菲开始写下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诗，例如《爱国者之歌》、《贵族》、《给在国外的匈牙利人》、《为什么我不出生在一千年以前？》、《奴隶国的儿子》等。这些抒情诗标志着裴多菲革命诗歌的开始。他在《爱国者之歌》一诗的开头，就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感情：

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颗心，我的灵魂；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我能爱哪一个人？

裴多菲把自己比喻成教堂，把祖国比喻成祖坛，在他的心灵中虔诚地供奉。在这首诗中，诗人发誓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永远不变。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在德布勒森的一所草棚里写他的第一首政治讽刺诗《贵族》，开始向贵族地主阶级进行挑战；把那恶棍吊上鞭刑柱吧，用棍棒来清算他的罪恶；他偷，他抢？鬼知道，他干的坏事实在太多。

匈牙利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作家也曾经创作过揭露贵族地主阶级的贪婪、落后、愚昧等方面的讽刺作品，但是他们的目的在于教诲他们如何改正或者克服，以求得进步。裴多菲和他们完全不同了。他号召奴隶们起来同贵族地主阶级进行血战。

这一阶段，裴多菲除写作政治诗以外，也是他采用民歌体写作和搜集歌谣最丰收的时期。例如他的《谷子成熟了》、《我走进厨房》、《谁能让花不吐蕊》、《傍晚》以及被鲁迅引入《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的杂文中的《我的爱情并不是？》等民歌体诗篇，被音乐家谱曲传唱，深受匈牙利人民的喜爱。裴多菲用极流畅的语言、和谐的音调，把大自然的美、草原上的牧羊人、多瑙河与蒂萨河畔的渔夫、田野里劳动的男女青年、巴空尼大森林里的山盗，都描绘在他初期采用民歌体创作的诗歌里了。他把自己的诗稿在农村小酒馆、大车店里朗诵，听取劳动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他们的审查。他前期的许多诗篇，都经过这种考验之后才最后定稿的。他把下层劳苦大众的反应作为衡量自己诗歌的重要标准，努力使每一首诗从内容直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爱。虽然裴多菲在早期的尝试中也有时失败，但是他认定民族诗歌发展的方向，毫不灰心地向前探索。为了创立民族诗歌，为了实现”诗歌革命“的理想，裴多菲不顾反动作家们的叫嚣，充满信心地宣布：“将来诗歌本身也许把我带进最完善、最真正的匈牙利诗歌的形式中去。”（l847年《诗歌全集序》）

一八四四年冬季，裴多菲爱上了一位十五岁的少女乔包·爱德尔卡。他们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诗人写下初恋阶段的爱情诗，献给这位少女：

姑娘，你可见过多瑙河？它从一个岛的中央流过；我说你那娇美的面容，轻轻荡漾着我的心波。

绿色的落叶从岛旁，被卷入蓝色的水浪，我说你那希望的浓荫，悄悄撒在我的心上。

——《给爱德尔卡》

可是他们相识不久，乔包·爱德尔卡突然患病，于一八四五年一月七日死去，被埋葬在盖莱伯斯陵园里。这给诗人精神上很大的打击。乔包·马丽亚在她的《回忆片断》中这样记载她妹妹乔包·爱德尔卡死后的情形：“圣诞节刚刚过去两周，爱德尔卡死去了。两位诗人——我的丈夫和裴多菲将她埋葬。裴多菲在灵柩前痛哭失声。安葬了爱德尔卡以后，裴多菲在我们家里住了十四天，他住在停放过爱德尔卡尸体的房间，也就是睡在爱德尔卡生前所睡的床上。”在这位清秀的少女逝世后的两个月里，裴多菲经常来到盖莱伯斯陵园，并且写了许多悼念爱德尔卡的诗篇。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了诗集《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诗集共收三十四首短诗。这部诗集从内容来看，诗人深切表露对初恋少女爱德尔卡的天真的怀恋。裴多菲同他前辈诗人的坟头诗有所不同，在裴多菲的诗中有控诉时代的激进的成分。在《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组诗中，裴多菲热切地表露了对这位少女的纯洁的爱情的向往、追求与怀念，并以浓厚的感伤主义的情趣，哭诉少女过早夭亡；同时诗人赋予了理想中的爱情以一种美好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例如《唉，葬仪的钟响了！》、《古老的大地？》、《枝头的花瓣纷纷地飘落》以及被我国革命诗人白莽译成汉文的《雪呵，你是大地的寿衣》等诗，都属于这一类作品。一八四五年四月一日裴多菲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他乘驿车从布达佩斯启程，向喀尔巴阡山脚下进发。他几乎游历了半个匈牙利，于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返回布达佩斯，历时将近三个月。他这次旅行的重要收获，是完成了《旅行札记》散文作品。旅途中，裴多菲受到劳苦人民的热情款待。经过北部山区艾伯利耶什、吉什——马尔克山城时，青年男女排着队伍，奏着音乐，举着火炬，向他表示欢迎。由于裴多菲的诗获得读者的高度评价，人们都以结识这位新诗人为荣。当他旅行到利姆——松包特和戈摩尔州的时候，时逢大选，他被选举为上诉法官。他在诗友盖雷尼和顿姆巴的家里住了一个月的光景，他们讨论了关于民族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并进行赛诗，还有参观古迹等活动。他参观了匈牙利北部的菲莱克、萨莫什克、萨尔沟城堡的遗址，听到许多山民关于古代反抗土耳其人的战斗传说。这一切增添了裴多菲在旅途中的兴致。他在《旅行札记》中写道：“除了人民，哪些诗人能有这样丰富的想象呢？”一八四六年，他写下长篇叙事诗《萨尔沟城堡》，这是此次访问三座城堡遗址的重要收获。

《旅行札记》不仅是裴多菲按照旅行路程记载途中见闻，而且他借题发挥，抨击了资产阶级议会选举中，地主资产阶级政客们钻营禄位、搞投机、拉选票等卑劣手段；同时他对当时文艺界浪漫派作家的矫揉造作与虚弱无力，对封建复古派作家的墨守成规和陈词滥调，都作了有力的批判。本篇游记尚能帮助读者了解诗人青年时代的苦难生活和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描绘，反映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写作本篇游记时，裴多菲年仅二十二岁，他那时的思想尚未成熟，未经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战斗洗礼，缺少饱满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游记的某些段落或对个别事件和景物的描写，并无深刻的含义，有些地方显得油滑，甚至流露出自然主义的色彩。本篇的薄弱之处，反映出作为杰出的诗人裴多菲早期创作中的缺点。

裴多菲完成北部高地一带的旅行回到布达佩斯以后，他应剧作家艾格莱希·戈包尔（1808—1866年）的邀请，完成了剧本《卓尔特·马尔奇》的创作。由于这个剧本不适于舞台演出，民族剧院委员会没有通过这个剧本。裴多菲在一气之下，将手稿烧毁。匈牙利的进步作家和评论家们，总为诗人的这一“愤怒”和“激动”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感到惋惜。

裴多菲少年时期的流浪生活，给他带来无穷的困苦；但是这也使他有机会从各方面接触穷苦大众。一方面他看到京城的辉煌、富丽和奢华，贵族地主的豪横野蛮，投机商人的牟取重利；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流浪在多瑙河岸边的乞丐、穷人的黑面包和孤儿寡妇的泪痕，劳动人民的汗水和疲惫的人影。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里，裴多菲把布达佩斯看成是两个阶级的生活矛盾表现最为鲜明、最为尖锐的城市。一切矛盾都集中在这个古老的都市里。裴多菲以劳动人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古老的京城，再加上他本人就受着剥削的重压和穷困生活的煎熬。他把自己和那些享福作乐的贵族地主们对立起来，沿着平民诗人的道路前进，以平民歌手的姿态出现，无情地揭露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愚昧无知、不求进取的贵族老爷们。这一时期，裴多菲诗歌创作中的鲜明的民主倾向和反抗旧世界的激进因素增多了。裴多菲越来越感到作家责任的重大，严格要求自己，坚定地前进，同旧势力展开斗争。他一再强调：“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千辛万苦和人民在一起！”（《致十九世纪的诗人》）同时他又善于团结他周围的作家，引导他们为劳苦大众进行创作。例如被鲁迅引入《诗歌之敌》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的裴多菲的诗《题B·B2·夫人照相诗》（即《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念册上》），并将这首诗译成了散文：“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吧，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这首诗是裴多菲题给瓦豪特·山陀尔夫人乔包·马丽亚的。裴多菲批评了这位女诗人在婚后的生活中沉醉于个人的所谓幸福当中。鲁迅一再引用这首小诗，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部分作家沉沦于个人主义的狭隘圈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