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出版助学术期刊走向真正的媒体融合之路…………仲伟民

仲伟民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

近十几年来，学术期刊同仁在数字化与体制改革方面一直在不懈探索，不仅提出了各种合理化建议，而且也进行了多项有益的探索。因为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似乎成效不大。自从域出版理念提出后，大家又信心倍增，因为随着域出版理论以及具体措施的完善，大家感觉找到了一条学术期刊在数字化时代切实可行的发展之路，有望助目前的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走出困境。

数字化快速的发展与中国期刊体制的相对凝固，在现时代形成了一对即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关系。数字化发展的趋势，要求中国的学术期刊必须从内容到形式做出调整，但体制却因其固有的惰性保护了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传统学术期刊(主要指综合性学术期刊)，使学术期刊在基本维持现状的情形下，依然能在数字化时代生存。这就造成了目前诸多的怪现状：普遍存在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无论从内容还是期刊形式，尽管已经大大落伍，但暂时并无生存危机；多数期刊人已经习惯于在体制内生活，因此不愿牺牲自身利益而主动改革；有影响的期刊数字平台搭体制便车而独占市场、独享利润，既不愿还利于学术期刊，也不愿做进一步改革；有关部门呼吁和鼓励学术期刊数字化改革，但因为制度环境没有变化，且惰性已经养成，所以成效甚微。

目前中国的学术期刊完全适用于温水煮青蛙的比喻:学术期刊是青蛙，数字化以及体制环境是温水。大家心知肚明：学术期刊如果完全依赖体制的保护，不思进取，那可能只有死路一条，综合性期刊尤其如此。

可喜可慰的是，中国学术期刊界从来不乏思想者，也不乏勇于探险者。“域出版”理念的提出，就是学术期刊人在目前复杂环境下所做出的深入思考。更为让人敬佩的是，这一理念是由从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编辑人提出，并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将新理念逐步付诸实施。

从2010年开始，中国高校学报界就出现了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他们冒着打破自己饭碗的危险，率先创办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明确提出“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的目标。经过六年的艰苦探索和努力，虽然与最初的设想还有不小的距离，但却已经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并积累了宝贵经验。简单总结为以下几条：第一，形成了改革的共识，认识到唯有改革才能有学术期刊美好的明天；第二，逐渐形成了学术期刊共同体，大家的共识共鸣越来越多，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同各学科学术共同体建立密切联系；第三，与大型数字出版平台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未来的数字化改革奠定了技术基础；第四，吸引了年轻编辑积极参与到改革队伍中来，他们热情高，希望为自己争取美好的明天；第五，团结了一大批有理想、愿奉献的年轻学者，他们愿意与编辑一起，共同打造高水平的适应新时代的学术期刊；第六，也是最重要的，大家在无数次的交流和碰撞中，孕育了“域出版”的理念。

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域出版”理念提出后，不仅迅速得到同行的认同，还得到大型数字平台的认可，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愿意共同将此理念付诸实施。此真可谓万事俱备，可以扬帆远航了！

学术期刊最初的使命只是记录和发布学术成果，并使这些学术成果广为传播，为大家共享，从而服务于社会。但是，后来学术期刊的作用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称之为“异化”，一点也不过分，此以中国高校学报最为典型。

在过去相当时期内，学术期刊都是学术成果发布最重要的平台，开放性、公共性是其显著特征。但学报却因背负历史包袱而裹足不前。比如目前多数学报依然是反映本校学术成果的“窗口”，文章作者以本校为主，甚至完全成为本校师生的自留地；这种做法本来就违背学术期刊乃天下公器的理念，而今却成为多数学报生存的最大理由。尽管部分高水平学校的学报采取开放办刊的方针，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但却无法改变整个学报的现状。近十几年来，学报屡遭学者批评，甚至被批评为学术垃圾制造者，应该说是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从学术界需求来看，学报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学术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因为其综合性特征既不符合学术日益专业化的需要，更无法适应学者的个性需求。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已经做过详细论证(参见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朱剑：《传统与变革：体制改革前夜学术期刊的艰难抉择》，《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1期；仲伟民：《缘于体制：社科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不仅学报，各省市社科院、社科联所属绝大多数期刊，也存在与学报同样的问题。综合性期刊占中国人文社科期刊的大半壁江山，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

包括学报在内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存在，完全以体制为依托。只要体制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巨量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仍然会存在下去，甚至可能比专业性期刊生存得还要滋润。2012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曾计划让所有的报刊编辑部转企，在学术期刊界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在随后的一片质疑声中，这个文件并未付诸实施，但其对学术期刊编辑部带来的震动却是巨大的。尤为重要的是，这个文件的一个客观效果，是督促期刊人更加深入、认真思考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报的使命和发展前景，思考学术期刊改革的必要性(参见仲伟民、朱剑：《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兼论高校学报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叶娟丽：《公共物品与市场化：一个关于中国学术期刊的悖论》，《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2期)。

体制之外，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倒逼中国的学术期刊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相对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传统纸质学术期刊在各个环节已经大大滞后，这同样使期刊人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应对数字化大潮(参见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朱剑：《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在传统出版条件下，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而目前的互联网技术已经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面对新的形势，学术期刊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期刊编辑的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期刊人认真思考。我认为，目前学术期刊必须完成以下两个使命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一是做新时代最好的传播。

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发明之前，学术期刊依赖纸质媒介进行传播，尽管传播的效果非常有限，但因为那时学术期刊几乎是唯一的传播途径，因此学术期刊在学术生产中的霸主地位不可动摇。而今，出版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学术传播的渠道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纸质期刊在学术传播中的地位摇摇欲坠，甚至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纸质期刊存在的最大价值就反映在有效传播方面。如果能有高效的传播，如果能争取更多的读者，传统纸质期刊就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否则终将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综合性学术期刊的问题最大。正如我上文所说，此类期刊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产物，伴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市场经济的扩张，此类期刊本也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而现实情况却是，综合性学术期刊不仅基本没有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反而有使原来的体制机制强化之趋向。机遇稍纵即逝，时不我待啊！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量，综合性学术期刊已经来到了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如果能争取读者，即如果有很好的传播，为广大学者所接受，那么，综合性期刊就能在改革夹缝中求生存，否则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又因为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目标读者越来越少，因此又要求此类期刊必须做最好的传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认为，传播才是学术期刊未来的生命所系，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生命所系。我欣喜地看到，经过多年期刊界有志之士的不懈努力，学术期刊终于找到了“做最好的传播”的具体路径，这就是“域出版”！

二是做新时代的新编辑。

“事在人为”这句老话，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也依然没有过时；在我看来，不仅没有过时，人的作用反而会越来越重要！

在过去的二十年，人们在享受科技进步的同时，人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小，这一点在传统的出版与编辑领域表现非常明显，学术期刊则更为典型。可以这么说，学术期刊在数字和互联网技术面前束手无策，不仅拱手将所有资源供奉给各大数据库，甚至为了可怜的传播权，不得不卑躬屈膝地求助于各数据库。这形成了一道奇妙的景观：别人白白或以象征性的价格拿走你辛苦劳动的果实，而你还得满脸堆笑地感谢人家，甚至求人家在数据库里发布自己的文章！不仅如此，编辑的价值，编辑的成果，编辑的个性，在数据库里一概不见了，读者看到的只是一篇篇的单篇文章，好像这些文章就是人家数据库生产的，同编辑、编辑部没有丝毫关系！更有甚者，学术期刊不仅基本免费给人家打工，还得时常看人家的脸色!为什么？因为人家不仅白白拿走你的东西，还要对你评评点点。我们看到，许多数据库每年都要大张旗鼓、异常高调地发布排行榜，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浏览、下载或引用数据，他们却美其名曰“学术评价”！当许多行业已经藉助数字互联网技术打开新的空间，并获得迅猛发展时，学术期刊却迷失在了数字与互联网技术的海洋里面，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失去了自信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编辑在过去二十年饱受心灵的折磨，他们除了要承受体制的挤压，还要遭受新技术的压迫，真正成为夹缝中的职业。然而，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条件之下，编辑们仍然忍辱负重，艰难前行；更有部分智者勇者坚持不懈地思考和实践。域出版的提出及实施，有望使编辑从丧失自我的窘况中走出来，最大限度地在互联网平台上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成为新时代的新编辑(参见桑海：《学术编辑：学术传播新模式的灵魂——以“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和“域出版学术平台”为例》，《传媒》2016年第19期)。

以上两点表明，学术期刊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如果顺势而为，学术期刊有望借助于数字化与互联网技术的快车，凤凰涅槃，迅速实现转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期，因为体制的惯性以及客观环境，学术期刊转企的压力逐渐释放，大家有机会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但是，这个机会转瞬即逝，如果我们不加珍惜，将来可能就再难有这样的机遇了。

正如我上文所提到，目前学术期刊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除了转企压力暂时得到释放之外，生存环境也部分得到改善。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种重要载体，学术期刊正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比如，继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名栏工程之后，社科规划办的慷慨资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生存压力；为鼓励个刊走数字化集约化之路，各种专项资助也陆续出台，尽管效果甚微，但其激励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上述举措有一定作用，但不可能解决目前学术期刊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此间，期刊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努力，共同的志趣、共同的压力、共同的理想，让大家走到了一起。自2010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办以来，高校学报同仁每年都召开各种形式的专题讨论会，重点研究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尤其是综合性学报的出路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学术期刊只有走媒体融合之路，才有望实现真正的数字化、专业化和集约化转型，而域出版即是媒体融合起飞的翅膀！

我之所以将域出版视为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学术期刊走媒体融合之路的桥梁，是基于以下理由：

1. 域出版有利于新旧学术期刊体制的融合

如何在不改变目前学术期刊体制的情况下，实现传统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是目前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第一难题。域出版即是在兼顾传统学术期刊现有格局与作用的基础上，依托传统学术期刊的实力，帮助传统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期刊，顺利实现数字化、专业化和集约化转型。

2. 域出版有利于作者、读者与编者的深度融合

在传统出版体制之下，作者、读者与编者是分离的，互动很难。借助于域出版的平台，则可以实现作者、读者与编者的深度融合。在域出版平台上，作者的文章既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布，又可以经编者的处理进行专业化传播，还可以与读者随时互动(参见桑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在线学术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之未来构想》，《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在保证论文学术水平的基础上，学术成果的发布与传播是实时性的、高效的。

3. 域出版是公私融合共赢的典范

如上文所说，中国目前的学术期刊体制尽管问题较多，比如分散、低效等；但其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它的公益性。前几年改企的休克式疗法，已证明难以奏效，且容易引起人心浮动。因此，能否既能保持传统学术期刊体制的优势，又能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优势，使两个优势合二为一，就成为目前学术期刊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域出版的设计，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超星公司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愿意在学术期刊出版与传播方面投入，且承诺全部期刊文章免费阅读和下载；编辑部已有国家与单位投入，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二者的结合，一定会使学术传播更加有效、有序、有利。

4. 域出版是上层决策与民间智慧融合的典范

政府有关部门就编辑部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专业化、集约化问题，曾经发布多个文件，开过多次会议，做过多次实验，但结果成效甚微。域出版来自于民间智慧，却不经意间使困扰上级有关部门多年的这个问题，有了最好的解决办法，使上层决策终于有望落到实处。这一点启示我们，只要编辑同行们不放弃努力，传统出版是有发展前途的；同时，上级有关部门也应该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最基层的编辑的工作，注重民间智慧，因为他们才最有体会，才最有发言权。

5. 域出版有望使综合性期刊和专业性期刊走向融合之路

综合性期刊尤其是学报的弊端，屡屡遭受学者的批评。借助于域出版平台，不仅综合性期刊的弊端有望解决，而且还将有利于综合性期刊和专业期刊真正走向融合之路。在纸质版平台上，综合性期刊的传统做法虽然依然故我，但因为纸质版的传播已经非常有限，主要依赖在数字平台上传播，而综合刊文章在数字平台上将全部以专业、专题方式呈现，因此综合刊和专业刊在传播过程中已经没有区别。而且，在域出版平台上，综合刊和专业刊可以密切合作，两类期刊的文章可以在同一专题域中出现，相得益彰。其效果必然是：综合刊实现了专业化，专业刊则因综合刊的助力而更强、更有吸引力，两者还共同实现了数字化集约化转型。

6. 域出版有望实现专家与技术的深度融合

学术期刊数字化在中国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程，但至今问题很多，困难也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数字化单纯走技术路线，学者、编辑很难参与其中，这导致目前各数字平台与专家队伍的严重分离。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改变，会严重影响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各数字平台也难有好的发展前景。域出版将最大可能地发挥学者与编辑的作用，平台上的所有内容将有专家规划、专家决定取舍，超星只负责技术服务。如果能够按计划运作，我相信域出版将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学术出版模式之一。

域出版的融合功能，远不止上述几条。因此，说域出版是未来学术出版的方向，当不为妄言。

“谋大事者，首重格局”。域出版的设计就是从大局、从长处着眼，不仅有利于中国学术的长远发展，使学术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而且有利于中国学术期刊从困境中走出来。在中国特殊的体制机制之下，学术期刊的角色也是相当的特殊。比如，学术期刊应该走专业化之路，这是学术要求的需要，是中国学术期刊与国际接轨的关键，可是这一步在中国却是困难重重。综合性期刊仰赖体制的保护，缺乏改革的热情，但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呢？这让有责任感的期刊人焦虑万分。再比如，学术期刊的功能严重异化，甚至背负了许多不该背负的重担，其被赋予的学术评价职能，让学术期刊难以承受。我们希望借助于域出版，解决这些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不仅关系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前景，也关系中国学术事业发展的前景。域出版的理念设计相当美好，也针对了中国学术期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从理念到实践，这中间要走过一段艰难漫长的道路。知易行难！域出版的效果如何，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需要相关主管部门、企业、学者、编辑、读者等各方的共同协作与努力。我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刘泽生]

文献来源:《澳门理工学报》2017年第1期,P11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