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与全球化张力下的亚洲传播理论

要应对全球文化或曰强势文化的进攻，对亚洲传播研究的开疆拓土之举成为必然。亚洲学界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和专家呼吁：“亚洲中心主义”在尺度掌控上完全可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肩担起文化传播竞争中主力军的责任。陈国明（Guo-Ming Chen）、关世杰、赵晶晶（J.Z.爱门森）等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提出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建立在亚洲文化基础上的“亚洲中心主义”传播学研究视角，希望以此来终结“欧洲中心主义”范式的统治，在共生共荣的竞争作用下发出与亚洲综合实力相匹配的亚洲声音。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余也鲁、孙旭培、邵培仁等许多中国传播学者也一再呼吁传播学研究的落地化、本土化，主张亚洲传播学要主动建构、积极扩充、大胆交流，争取获得与西方传播学界平等的学术话语权。李希光从国际传播的角度论述了西方强势媒体宣传效用最大化的原因和模式，主张用精英对抗模式和人民抵抗模式进行抗衡。^[1]浙江大学分别于2008年、2009年举办了“亚洲主张：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界”博士论坛和“中国主张：传播理论本土化的径路”博士论坛，论坛中提出了许多媒介与传播本土性的主张和观点，并就如何保持本土性与全球化合理张力的问题展开讨论，旨在推动亚洲传播和学术走向本土性、多样性和差异性。^[2]

（一）为“亚洲主张”正名

正如全球化传播和文化的多样性不是相对立而是相连续的那样，对“亚洲中心”的研究看似针对特定文化的研究，却可以对文化传播研究做出补充性发展贡献。“亚洲中心性”要避免成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翻版，简单、高傲地将自身的文化世界观定位为唯一具有普遍性的思考框架而强加于人。亚洲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哲学观点为“亚洲主张”提供源源不断的给养，“儒家文化”“道”“大同”“和”的哲学思想需要在新的传播背景下进行精细研究，化为深层养分。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论断，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对“亚洲中心”式的传播研究作出了界定：“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基本原理和资源根植并来源于多样的亚洲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智慧。”^[3]

“亚洲中心性”或者“亚洲中心论”等类似的概念着实容易令人联想到种族主义或霸权主义，尽管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进行了多次的界定，把“亚洲中心论”定为以亚洲人作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现象，并宣传其不是种族式或霸权式的，也不预备取代，而是为了补充“欧洲中心”传播研究。但是“亚洲中心”概念中所蕴涵的民族主义色彩和中心意识取向是无法规避的，其对应的英文翻译Asiacentric也很难直接看出褒贬。因而，在实际的研究操作和概念界定中种种误用或混淆难以避免，最终可能导致这个概念失去区分能力而丧失理论活力。^[4]因而我们大胆地提议，放下“亚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论”这些容易混淆的概念，采用“亚洲主张”这样的词汇来表达亚洲传播和谐、真诚、尊重的态度。

“亚洲主张”（“亚洲中心性”）不是出于对“欧洲中心”“非洲中心”的敌对与排斥而展开的研究，“亚洲主张”与排他性、优越性无关，其出发点在于通过亚洲的价值观，发出亚洲自己的声音，促使亚洲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国际传播研究之中。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在于建立属于亚洲自身的传播学研究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理论的缺失是“亚洲主张”面临的主要问题，因而理论的建构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内容。“建立亚洲传播理论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5]，“为了拓展和丰富目前以欧美为中心的人类传播理论，非西方的传播领域学者应当从本土和比较研究的视角，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本质”^[6]。哲学和文化工具分析法等传统的亚洲本土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无法被西方主流传播学界接受，使得亚洲传播在国际化的行走过程中遭遇“瓶颈”。邵培仁认为传播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已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而“非洲中心”“亚洲主义”和“中国主张”的声浪在日益高涨。传播学研究中的传统学派和批判学派面对诸多难题也有点捉襟见肘、自顾不暇。^[7]

“亚洲主张”并非要对亚洲传统价值观进行全面的恢复，而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讲求自己的言论主张。全球化的趋势会加强各国的联系，看似有一体化的趋势，但实际上文化的一体化并不是一件乐观的事，更何况目前形势下的一体化更像是“全盘西化”。从人类长远进化的角度来看，“全盘西化”不利于多种可能的出现，全球化的背景要求“求同存异”“虚怀若谷”“有容乃大”，但包容并蓄的作为方式不是一日可练就的，这一点需要有冷静的认识。

（二）欧洲镜像中的亚洲

西方镜像中的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守旧、封闭而缓慢发展的社会，墨守成规、耽于恶习、残暴冷漠等尖刻词汇被扣在东方人身上。在“欧洲中心主义”论调下，东方在“东方主义”的权力话语网络中被“他者”化了。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分析来自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他认为，“东方主义”主要是指一套由西方人所建构的对于东方认知的话语系统，其研究方法属于“殖民话语分析”（colonial discursive analysis）。“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总是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诡异的象征，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文明科学的象征。1824年，美国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就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是木乃伊的声誉；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那令人敬仰的单调，那古老的痴呆，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揉制了茶叶。”^[8]这些对比是为了区分东方与西方而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将少数东方人的个性刻板化后全盘替代中国的景象，成了赤裸裸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

在西方人的视野中，东方是他者，是特殊，是个别。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枟东方学枠一书中指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没有真实根据，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方，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偏见。而“东方主义”这一概念在现阶段又有了新的含义：“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通过大众媒体以极快的速度制造了‘非西方’的概念并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的假想敌。”^[9]萨义德认为，西方文化中对亚洲和中东的长期错误和浪漫化的印象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借口。

中国的“阴阳八卦”图案成为西方国家热门的纹身图案，但实际上西方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一个“花样子”，新鲜或探秘的心态居多，而较少是出于文化了解或沟通。印度“苦行僧”劳损身体以求超越的修行作为，既令西方媒体咂舌惊叹，又被其误读为自虐、愚昧。西方社会对印度文化的报道，“看杂耍”的猎奇心态居多，并蓄其文化内容的动机较少。西方国家将日本“剖腹自杀”的文化现象译为“a happy dispatch”，忽略了剖腹的崇高性，认为武士剖腹的目的是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经由这样的解读，剖腹严格的礼节过程在西方逐渐演化，成为将人宿于肚腹中的灵魂示众的方法和仪式。西方世界抱着“人道主义”“救世主”的优越感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现象指手画脚，实际上是拿着自家的尺子去度量非己事物，因而有悖常规。

（三）“亚洲主张”的应时而动

Chen和Starosta（2003）^[10]的话语力透纸背，“一个新的中心可以让世界传播版图关注欧洲之外的东西”。而现实中，我们所接受的通识教育多半是欧洲式的所谓理性与逻辑训练，这使得我们在观察自己和观察世界时难免同西方人一样，将欧洲式的世界观放在第一思考位置。西方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学术，总有其创作的动机、主题、轴线、结构（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但在中国禅学的世界中，这些是思虑心、计较心的产物，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只有契于无心，才可能使内在的佛性流露，才能超越惯性，而至于此，就没有哪件事物不是创造的了。二元分割的世界，追逐攀缘、颠倒梦想、痛苦烦恼皆由此而来，很少“直接地”领略万物，前后攀缘，当下尽失，自然也就梦想颠倒了。全球化看似一个不断积累知识和财富的过程，但于禅意而言，全球化是一个做加法的行为，而作为主体的人，天生是做加法的动物，人事益长后，生命、知识、价值的包袱也就越重，面对负担别人、锁住自己的困境，自我的惯性成为超越者最大的障碍。“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为法缚的大气，看起来只是“不要”，所需要的气魄却远较“要”而大。大，因为不只世间法的种种堆叠要涤荡，即连出世间的教义、信仰也要扫除，因为只要立有一法，就无法做好生命的减法，直到归零。故而，“欧洲中心主义”依然是立有一法之行为，要“舍”有为法，才能达到“不为法缚”的气魄。

“欧洲中心论”的各种主张不能适应各地区的现实，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是面临着“异地生长”的适应问题。西方传播理论以功能性理性、个人自由、物质进步与权利意识为特征，而这些与东方传统相悖，因而在“异地生长”的过程中得不到认同。诚然，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如果将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消费的全球覆盖、文化的全球趋同，那就太过武断了。约翰·汤姆林森也将全球化理解为“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联结”（complex connectivity），是多元价值的联结，横截各个国度，将人们的实践、体验连同环境资源一并绑定起来，这其中所表现出的“文明的冲突”并非杯弓蛇影，西方国家的传播行为越是想占领人类传播的舞台，其所受到的来自各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反弹作用力就会越大。这种反弹并非刻意的抵抗、反全球化或强调对抗的争斗，而是通过“多中心”的路径来取消“中心”或“去中心”。

事实上，欧洲式的观念已然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和批判，二元论和线性逻辑思维的推理过程并不是唯一的现代科学。在传播模式图中，无论是拉斯韦尔公式，还是香农—韦弗“数学模式”，抑或德弗勒后期对香农—韦弗“数学模式”的发展，都是基于线性的传播模式，用亚洲传播范式来弥补美式“技术—控制—效果”等量化经验学派的不足。近30年来，亚洲的一些本土思想和文化传统被作为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解毒剂”或“中和剂”而被寄予了厚望，联系观点下开放宽容式的思考维度对西方线性传播苛求客观、理性的思维进行柔化。Miike（2003）^[11]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所谓亚洲中心的跨文化研究者，其基本任务不是完全忽略欧洲中心的文化内/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而是要引起他们（欧洲中心的文化内/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对东方宗教、哲学、历史等的注意。”

“亚洲主张”的目标不是战胜他者、统领他者，而是在开放互动的世界趋势下，主张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都不能抱有目空一切的主导感。中国关于“一字之师”的典故自不必说，虚怀若谷的作为不会被人小觑，孤傲独断的作为只会映射出深层的担忧和自卑。聆听他人的陈述与分析，并不意味着会被剥夺什么，反而会增加自身的见闻与智慧。将各民族智慧共同分享，共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远比偏向“欧洲中心主义”最后导致失衡破裂的结果要好得多。Ishii（2001）^[12]准确尖锐地指出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四个理论弱点：（1）以白人为中心，忽视东方思想；（2）二元论和线性技术进步主义主导；（3）以独立的个人价值观为基础；（4）传者中心、强调说服，缺乏对关系的重视。西方工业化烙印下的大众传播，其出现就像是在满足一个饥饿者果腹的要求一样，因而其不可能持久地拥有发展动力，在饥饿者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分众传播的要求便提上议事日程。分众传播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受众，而亚洲人对于“察言观色”“旁敲侧击”有着特殊的直觉，以他者为导向的谦卑心态使得亚洲传播重视互惠、讲求联系，因而更符合传受双方的利益，或者说信道两端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