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跨文化新闻传播

1．全球化与跨文化新闻传播

自从麦克卢汉1962年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以来，“全球性的”（global）一词已经历了以“主义”（-ism）、“性”（-ity）、“化”（-ization）为后缀的一系列思想的扩展，既被赋予时代的特性，又被赋予理论化的品格。不论我们赞同还是反对，它都成了现时代最强劲的社会思潮之一。按照约翰·汤林森的说法，全球化一词最为普遍和最无争议的含义，是指一种发展过程，即世界上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包括各种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即对跨越这些客观存在所用的时间——有形或想象的——加以戏剧化压缩而使距离缩短，好像把世界变小了，在某种意义上也使人与人之间相距更近。但同时，这一过程也在扩展各种社会关系，把制约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从本土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2]

但对全球化的理解并不这样简单。事实上，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一些人眼里，它是“一种帝国主义特有的带有等级的东西，是一些核心文化所表现出的愈益膨胀的霸权主义，是美国的价值观、消费品和生产方式”。^[3]有些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已发展为美国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不渗透着美元、微软、好莱坞电影、电视节目、CNN、杰瑞·斯皮林格、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更有趣的是，在当代英语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还出现了两个同义词——“可口可乐化”（Cocacolalization）、“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这就是说，“全球化”还可以是虚无缥缈的、无可比拟的“时尚感觉”。有些人又认为，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其基本原理在于，资本主义必须扩大再生产，市场必须扩张。这类见解的共同特点是把全球化看作是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以致主权国家体制解体、稳定而完整的国家分裂、文化多样性消失，出现大联合的世界社团或国际社会。与此相反的见解是，全球化“不是那想象中的地位稳固、自信自负、在全球行使霸权主义的各种经济文化权力集中地，而是一张离心网，网中的权力分配格局是游移不定的”，“呈现出一种全球性相互关联、互为解释的复杂形态”。^[4]

如果按前一种看法来观察，全球化将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终结。因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在消灭了闭关自守状态后，落入一个更大的权力支配体系中，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性的完全丧失和世界的完全融合，相反，它尊重各国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多样化的有机统一体，满足开放性、多样化的精神交往需要。但是，如果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看，这一全球化的观点提供了大量的批判性材料，而这些批判性材料无疑是把握“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从总体上而言，人是“世界历史”的主体，人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以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的尺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的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以致交往和文化的世界化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这种两面性应该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具有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全球化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体现为国家、民族、文化间的互动过程，并由于这种互动，每一个国家、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打破片面性、局限性和对抗性，又能保持自我的发展特性，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沟通的多极化、多样化格局。这样，全球化才体现为人的目的。

由此，我们就为跨文化新闻传播打开了人文主义通道，使之朝向具有人的目的的“世界历史”发展方向向前推进。在这种全球化观念的导引下，文化的地域性和封闭性被消灭了，从而肯定了人类作为具有跨文化经验的物种的可能性；同时，也恢复了文化的无边界性，促进了文化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而不是促进文化的同质化^[5]；促进文化区域间的信息分享、意义分享，而不是促进文化帝国主义的权力支配体系的形成。跨文化新闻传播就基于此文化理念。

然而，新闻传播往往以资本的逻辑推行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权力支配体系，有关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新闻传媒中的非本地新闻有75%来自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以致发展中国家说，它们不得不以西方的视野来观察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新闻事件；西方信息垄断导致新闻流向的巨大不平衡，即总是使新闻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同时，西方新闻媒介对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报道又总是以暴力、瘟疫、谋杀及一些灾害事件作为“固定的描述”。^[6]引人注目的是，跨国电视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末加快了步伐，私营综合性频道网（如Super Channel、Star TV）、公共电视系统（如TV5、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台）、新闻频道（如CNN、欧洲新闻台）、体育频道（如欧洲体育、Screensport）、娱乐频道（如迪斯尼频道）、音乐频道（MTV、MCM）等，通过有线网络、卫星技术而进入了数以百万计的家庭，特别是CNN已经能够通过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网而到达世界上任何地区，形成了庞大的新闻帝国。据英国记者拉宾诺维基（Dina Rabinnovitch）的报道，它已延伸到了地球上的最后一个角落（或者至少是完全荒僻的最后地区之一），即南太平洋中的圣赫勒拿岛，该岛居民通过有线和无线传送，于1994年11月第一次收看到了卫星电视节目，并且唯一能收看到的是美国有线新闻电视（CNN）。对此，CNN的官员说，CNN把自己看作“地球村街头的公告传报员”，要把岛外世界的图像与信息送上岛去。但是，人们感受到的是，这些图像与信息无不体现着“美国方式”和消费资本主义，并将逐步改变圣赫勒拿岛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本土特色。

以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的变化来看，新闻传媒把中国文化全方位推向世界舞台，又让西方文化万花筒般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中西文化的互动不再仅仅是文化精英们“推行”的事情，而是活生生地发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家里。与一百多年前比较，中国的传播媒介不再只是被动地模仿西方传播媒介，而是与西方传播媒介展开了广泛、平等的交流与合作。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一切只是传播媒介虚拟的中西文化互动，真实的情形是，西方传播媒介以资本主义方式瓜分着全球媒介市场，以数倍于先前时代的穿透力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声音”的微弱相反，西方传播媒介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主宰着世界新闻传播范围，并因此向中国大量倾销文化产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其中所产生的效果虽不能量化，但无疑累积了整体的文化作用。对此，西方人很轻松地说：“至于中国人，只有说声抱歉，因为这也只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来理解。”^[7]而留给中国人的则是深层的反思以及反思过后全方位的文化变革。

勒纳、施拉姆等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现代化发展模式时，他们只是单向地认知媒介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线性化地构想西方现代化经验向发展中国家的移植，而忽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关系结构，结果，这一理论并未预见这样的现实：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在所有权、结构、发行或传播、内容等方面受制于发达国家媒体利益的强大压力，其声音越来越弱小，不仅在国际范围内越来越丧失话语权，而且其对本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力也受制于西方媒介。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和拉丁美洲学者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发展的问题，形成了诠释国家间权力关系体系的“依附理论”。这一理论有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即由于市场关系的不平等导致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导致不平等发展；同时，也有一个基本的思维框架，即借用“中心—边缘”的观念，把世界经济结构描绘为“中心”与“边缘”国家间的“依存”关系。所谓“中心”是指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边缘”是指原来的殖民地或经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一理论认为，位于“中心”的西方国家勾结、收买落后的“边缘”国家的资产阶级为“同谋”，从“边缘”榨取经济利润，掠夺必要的原料，使资本和市场不断趋于集中或被垄断在“中心”国家，使国际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独立后的原殖民地国家为实现工业化，依赖和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导致外债增加，支付逆差，形成“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关系。事实证明，这一关系是导致媒介发展和信息交流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比如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现代传媒的过程中，常常依附于西方国家的传播技术、媒介资本，进而在新闻报道、影视节目上依赖于西方媒体，有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新闻传媒中的非本地新闻有75%来自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以致发展中国家说，它们不得不以西方的视野来观察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新闻事件。^[8]反过来，这种发展状况的媒介又促进着“依附关系”的再生产，即通过制造一大批西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者，保持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支配权。

显然，在这种依附关系体系下，媒介自身不仅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而且反过来给社会、文化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要摆脱这种困境，我们必须时时反省并解构这种依附关系体系，使跨国传播建立在文化间的协商、沟通、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在既尊重国家主权又信守全球新闻自由原则的基础上，大力推行跨国传播的非垄断化市场原则、传播技术均衡原则、信息流动平衡原则^[9]，以开放、自由、独立、平衡、多元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推动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