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它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然而，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普适性，这种普遍性是在与特殊性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真理性地位的，它不能否定，更不能掩盖特殊性的存在。当西方传统的传播学进入非西方国家后，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受到输入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必然会有一定的排异现象，这时传播学所面临的应当是本土化的问题。
以中国为例，从1982年11月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召开起，差不多在每一次的研讨会上，都有论文重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之意向。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议题于20世纪70年代末也在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现了。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主任余也鲁教授和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在香港和台北先后召开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研讨会。较早前，由余也鲁、徐佳士、朱传誉及朱立等人倡导的“编纂中国新闻学书刊目录及论文索引计划”虽因资源及人力不足而流产，但期望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意念并没有因此而消亡。1993年5月，厦门大学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新闻学、传播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传播现象进行了研讨。受这次会议委托，余也鲁教授、徐佳士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研究员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考虑并部署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现象的研究计划。在多方努力下，克服重重阻碍，于1997年出版了勾勒华夏文化中有关传播现象轮廓的著作——枟华夏传播论枠。枟华夏传播论枠的出版，可以被看作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硕果。（仲富兰，2008）[7]
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传播学者也提出了“传播学亚洲化”，并于1988年在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sia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AMIC）的支持下，出版了一本亚洲传播理论专著。除此之外，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以及传播学在非西方国家汲取养料后的不断发展壮大，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逐渐暴露出在非西方国家的不适应性，西方传播学的普遍性遭到了撼动。不仅表现为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更表现为正在逐步兴起和发展壮大的传播学的非西方学派，尤以“亚洲中心”学派为代表。
“亚洲中心”学派的倡导者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2004）[8]在枟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的评论与贡献枠中指出，“亚洲中心”指的是“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对于传播学的发展而言，所谓的“亚洲中心”就意味着或者说“希望——尤其是以讨论或研究为目的时——理出一条渗透于所有差异的共同线索，从而在以之与其他相似概念（如‘欧洲传播’或‘非洲传播’）进行比较或者对比时，能显示出只有这个地区才拥有的特征”（Chen&Starosta，2003）[9]。可以说，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学派的兴起“是伴随着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发展的”，“他们批评传播理论的欧洲/美国中心学者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赵晶晶，2008）[10]。美国华裔传播学者赵晶晶教授认为“目前国际上亚洲中心传播理论学派是在后现代/后美国思潮的透射和渗透下，从复古求变的生命线上出现的理论建树。”（赵晶晶，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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