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中心性”理念及其必要性

最近十年中，笔者提出并勾画了“亚洲中心性”的理念，作为对亚洲传播研究进行“去西方化”以及从亚洲文化特定点和传播特定点出发探讨亚洲人性观念的一条途径（Miike，2006，2007c^[46]，2008b^[47]，2008c^[48]，2010）。笔者的“亚洲中心性”（Asiacentricity）观点——不是“亚洲中心主义”（Asiacentrism）——得益于Molefi Kete Asante（1998，1999，2007a，2007b^[49]，2008^[50]）提出的“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如果不能领会Asante的“非洲中心性”元理论（Jackson，2003^[51]；Karenga，2008^[52]；Miike，2008a），那么关于“亚洲中心性”的任何讨论都没有意义。Asante在数年时间中提出了“非洲中心性”的多种定义，其后，他将“非洲中心性”定义为“一种涉及分析和实践意义的思想性质的范式，其中非洲人是现象的主体和自主者，而这些现象又是发生在非洲人自己的现实、文化形象和人性兴趣的环境之中”^[53]。根据Asante（2007a）的看法，“非洲中心性”的工作至少有五个特点：（1）对心理定位感兴趣；（2）决心找出非洲的主体位置；（3）护卫非洲文化元素；（4）致力于语言的提炼；（5）献身于对非洲进行全新的描绘。

在仔细回顾了Asante的诸多著述之后（Miike，2008a），笔者从廓清概念的角度归纳出了“亚洲中心性”理念的六个方面：（1）“亚洲中心性”是对亚洲人作为主体和自主者身份的确定；（2）在对亚洲世界进行知识重建的过程中，将亚洲和亚洲人的共同兴趣和人性兴趣放在中心位置；（3）在探寻亚洲思想和亚洲行为时，将亚洲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理想放在中心位置；（4）以亚洲的历史经历作为背景；（5）以亚洲语境为导向；（6）对亚洲人和亚洲现象的混乱和失位进行亚洲道德标准的批评和纠正。因此“亚洲中心性”理念要求：（1）在描述中将亚洲人/亚洲文本作为主体和自主者；（2）在有关亚洲人及其经历的探讨中以亚洲利益、价值观和理想作为首先考虑的对象；（3）在其自身的历史和传统之语境中考察亚洲人、亚洲文本、亚洲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主体”（subject）和“自主性”（agency）这两个概念在这里有“自我定义”“自我决定”“自我表现”之意。主体（subject）和客体（object）的差异与“我们如何看待一个人、一份文本、一种著作”的方式有关。我们不应该先把人、文本、著作当成分析和批评的客体，然后对他们加以仔细考察，而是应该真诚地把他们视为有自己声音的主体，他们在向我们讲述关于自身文化世界的故事。“自主性”（agency）这一概念让我们注意到主动（activeness）和被动（passiveness）的差别，提醒我们发掘一个人或一个人在文本/著作中的主动性（activeness）和主体性（actorness），而非被动性（passiveness）和旁观者性（spectatorness）。不仅如此，在“亚洲中心性”的工作中，文化“中心”的概念不应该被误解为仅是一种或多种亚洲文化的纯粹“本质”。虽然“亚洲中心性”是亚洲人的共享身份和共同表现，但是提倡“亚洲中心性”的人们并非意图在亚洲制造出仅有的“一个”中心。他们不是文化本质论者。Asante（2007）和Karenga（2002）曾指出“非洲中心性”的问题，“亚洲中心性”也是一样。作为一种思想的性质——而不是思想本身——“亚洲中心性”规范了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式”而不是“内容”。亚洲性（Asianness）的问题在“亚洲中心”的研究范畴中居于中心位置，可是什么构成了“亚洲性”是可以继续探讨辩论的。

关于就非洲和亚洲的现象进行“非洲中心”和“亚洲中心”的研究，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误解：一是认为这种研究无益于泛文化理论建设；二是认为这种研究和“欧洲中心”一样，是以民族为中心的研究方式；三是认为这种研究总是与“欧洲中心”的方法相左。如前所述，人性的普遍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不是对立的，而是连续的。因此，带有文化特定性的研究可以对文化普遍性研究进行补充，从而对泛文化理论发展做出贡献（Chen&Miike，2007）^[54]。“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不是霸道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反面版本（Asante，1999；Miike，2008b，2008c），它并不站在普遍主义的立场上，更不会将自身的文化世界观定位为唯一具有普遍性的思考框架而强加于人。“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并不否定其他文化视角之于非洲人和亚洲人的价值。要想洞察“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就必须根植于非洲和亚洲的文化特定点和传播特定点。“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也并不意味着总是与“欧洲中心性”唱反调；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不是要与其他文化中心针锋相对（Asante，1999；Miike，2007b，2009b^[55]）。因此，“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不是民族中心主义，不是文化沙文主义，也不是文化分裂主义。

当我们将“亚洲中心性”的理念运用于重新理解、重新描述和重新看待亚洲文化和亚洲传播时，它就会指导研究者们将亚洲文化看成“亚洲中心”之慧眼和灵感的中心源泉，而不是为非“亚洲中心”的分析和批评提供边缘目标。换句话说，“亚洲中心性”坚持认为，应该将亚洲文化视为“亚洲中心”知识重建的理论依据，而不是非“亚洲中心”知识解构的文本素材。虽然以前的一些著述有相同或者类似的“亚洲中心”学术思路（Miike，2009a^[56]；Miike&Chen，2006^[57]），但是“作为文本的文化”和“作为理论的文化”（这里或者说是“亚洲声音的亚洲来源”）的区别为亚洲的新传播学术引入了新的理论视野。“亚洲中心性”具有理论必要性，因为要想理解、领会甚至是批评亚洲的人性观点和传播行为，理论研究者们就必须更为集中地细究亚洲文化特点及具体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