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传播语境下“亚洲主张”的内在框架

亚洲是一个复杂的区域概念，推动传播学科面向“亚洲主张”，需要深入亚洲特殊的社会文化肌理，立足于当代亚洲国家迫切的现实发展之需。亚洲主张至少应包括历史传统的亚洲、西方经验的亚洲、现代转型的亚洲这三种面向。

（一）历史传统的亚洲

Chen和Miike（2006）^[24]认为，当代亚洲学者之所以在研究亚洲传播行为时对西方范式采取迎合态度，“一是因为缺乏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了解；二则是缺乏批判精神”。作为三大文明古国的发祥地，亚洲有着自身深厚的文化积累。探讨亚洲的传播模式与理论，必然无法回避迈向寻根土壤。以中国为例，古典知识分子历来重视学术渊源，所谓“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章学诚枟校雠通义·原道第一枠），因而在为学过程中极为强调“回到文本”，后世研究不过是在“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陆九渊枟象山集（卷一）·象山语录枠）层面做文化诠释罢了。从中国传播学自20世纪末以来的本土化声音来看，其对“华夏基因”之挖掘亦不遗余力，力图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有特别广泛的研究领域”（孙旭培，1997）^[25]，并不乏诸多值得称道的成果。由于具有地缘接近优势，亚洲国家的历史文化线索往往又相互勾连，已经演绎出中东阿拉伯文化圈、南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以及东亚和东南亚的儒家文化圈等异中有同、相互重叠渗透的块状结构，这为我们从更宏观的视野来观照亚洲传统提供了可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梳理历史传统的亚洲并非局限于历史文本。事实上，历史常被不断解构以“为我所用”，我们需要更为关心的是传统文化如何造就了今日之亚洲。换言之，传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历史的驱动。我们在回答本土疑惑时，往往又要回溯国内古典哲学的历史脉络。就当今亚洲的跨文化传播而言，悠久文化层面的亲近性也使得亚洲国家在文化产品、教育、科技等领域之间的交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Otmazgin（2005）^[26]即以东亚为例，指出历史和文化上的亚洲背景为流行文化商品流通提供了动力，并推动着东亚“地区化”的形成。以20世纪80年代东亚地区如中国与日本在电影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为先锋，21世纪以来，在电影、电视娱乐节目、音乐以及创意产业等平台，亚洲范围内不乏跨国合资、合制、合作项目，已经出现具有相当潜力的亚洲共同市场效应。

（二）西方经验的亚洲

由西方世界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仅重塑了亚洲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制度设计，并且赋予其一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如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2005）^[27]承认，亚洲原本建立的是包括儒教性格的循环史观、佛教的末世史观、日本的神国史观等在内的一整套固有历史观，在导入近代欧洲的进步史观之前，“亚洲不曾有过关于进步的思考方法，也不曾有过产生进步史观之基础的历史事实——带来急遽变化的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可以说，建立全球传播时代的“亚洲主张”，我们无法回避西方经验带来的历史影响，更不可忽视依然贯穿亚洲整体社会意识的现代性发展观念。

沟口雄三（Mizoguchi Kozo，1989/1999）^[28]在论及日本对欧洲历史持以关心态度时指出：“无论意识到与否，在其关心的底部，多少都有当事者所认知的欧洲近现代相横于其中。反过来说，这说明日本人对欧洲中世或古代的关心，是以欧洲的近现代相为触媒，或说是受其触发而起的。”这实际上说明了亚洲国家在审视西方世界时普遍存在的状态，即仍是以近现代亚洲与欧洲关系为轴心。而如何将此种关于西方的经验认知与亚洲自我革新相结合，是有待深入考量的问题。因此，强调“西方经验的亚洲”，并非重提东西方之间的权力对抗，误入民族主义或者区域主义的陷阱。Kraidy（2005）^[29]强调，讨论全球化应当避免落入“统治”与“抗争”的窠臼，而关注流动权力中存在的“混合性”（hybridity）。翟学伟（2005）^[30]在中国本土化研究中也曾反思：“我们到底要‘化’什么？”言下之意乃是避免二元对立，回归融合性的学术建构贡献之中，也即本土研究不应当局限于“化去”西方学术理论方法，而需转向积极参与学科框架的提升。在全球传播时代，亚洲国家体系运作被认为有着必须接受的“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以及“人类的普遍价值”（张维迎，2013）^[31]。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西方经验在亚洲植入与演变的过程，在承认西方影响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反思如何将其与亚洲本身的发展命题相结合，进而在全球化时代提出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三）现代转型的亚洲

“几百年来，亚洲这个区域，它的几万万人民的政治历史和经济命运都决定于亚洲以外别的地方所发生的情况。我们现在却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亚洲所发生的情况，在亚洲所形成的意见，和在亚洲所做的决定，反而大致决定着世界各地事态的演进。”拉铁摩尔（Lattimore，1962）^[32]当年的声明应当说是极有远见的。随着全球化格局的推进，亚洲新兴经济体正引领国际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增速最快的区域。2012年，亚洲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超过30%。而据亚洲开发银行枟2014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枠，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继续保持6.2%的稳定增长步伐，亚洲已经成为全球价值产业链中受益最多的区域。“发展中的亚洲正在迎来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刻。并且，在技术革命浪潮下，亚洲有望重新定义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经济潜力，实现跨越式发展。”^[33]从目前看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业已在全球新一轮的知识经济结构调整中表现突出。

不过，经历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同样面临着诸多转型矛盾，其中包括环境、安全、人口、民主、社会保障、贫富差距等一系列严峻挑战。依据亚洲开发银行（2014）^[34]发布的数据，虽然1990—2010年的20年间，亚洲总共有7.86亿人脱贫，但是，其中近90%是农村贫困人口。而1990—2008年，亚洲的城市总人口从38%上升到43%，亚洲的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也从15.7%上升到21.9%。相较于历史遗留的农村贫困现象，亚洲开始面对的是更为复杂和多因素作用形成的城市化问题。

由此观之，亚洲现代转型进程为亚洲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命题。我们既要看到亚洲的发展成果，探讨进一步推动亚洲进入当代发达地区序列的动力机制，更需关注亚洲经历的转型阵痛，思考如何解决亚洲国家面临的特殊现实纠葛。仅以传媒产业来看，亚洲地区便呈现出独特的发展面貌。最初，亚洲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乃是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伴随20世纪的殖民统治广泛普及。Gunaratne（1999）^[35]认为，长时间的殖民主义导致亚洲媒体的发展夹杂着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族群、宗教以及其他文明形式的复杂争斗。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亚洲大众传播先后经历了国家控制、私有化以及卫星通信与互联网兴起等一系列历史时期。进入21世纪，如Richstad（2000）^[36]指出，对于大部分“媒介—政府”一体化的亚洲国家来说，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实现市场和国家媒介使命之间的平衡。金冠军等人（2009）^[37]阐述道：“当前亚洲传媒发展的历史性转型，不仅有力地变更了全球传媒发展格局，而且国际学界对此在理论上的思辨和实证研究，一方面冲击，乃至相当大程度上颠覆了主要以西方经验为分析对象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则以扬弃的方式融入其间，两者既相辅相成，又充满矛盾。”当亚洲现代化建设正重塑其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与地位之时，传播的“亚洲主张”应当聚焦于亚洲意识如何深入到全球化生产的细节，以印度宝莱坞、韩国流行文化、中国媒体融合、中亚社会化媒体运动等为突出代表的媒介现象、制度如何影响亚洲人民与亚洲经济政治，进而对世界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