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主张”的核心价值建构

亚洲传播学的成熟有赖于新时期亚洲地区广泛建立的合作交流系统。萨义德（Edward W.Said，1978）^[38]在关于“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论述中曾论及，东方虽然被认为自成一格，但是，东方被世界所理解与认可却并不是它自身努力的结果，而是被一系列复杂的知识所操纵，是被西方所确认的东方。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新兴增长区域，亚洲在全球化语境下已经呈现出崭新面貌。亚洲国家对于推动区域内部整合，建立新的话语体系，并以此提升面向世界的对话能力，也就充满了更多呼声。因此，“亚洲主张”实际包含了如下重要价值诉求。

（一）重构彼此认同的亚洲

如果越过地理范畴，试图给“亚洲”下一个定义是极为困难的。在“东方化”话语生产中，亚洲曾被统一为“黄种人部落”（Dirlik，1999）^[39]。这忽略了亚洲本身多样的国家与族群特征，是西方世界带有偏见的人为建构产物，无法适用于亚洲国家之间的对话。亚洲内部存在特殊的社会生态以及迥异的文化结构，即使对于政治经济制度相似的亚洲国家而言，也必然出现各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诠释路径。尽管亚洲拥有值得探寻的丰富多元面貌，亚洲传播研究却往往极易陷入两种极端情形：一者埋头于自身国家内部，或直接避开亚洲，积极思考的是如何直接与西方对话，“亚洲”这一实在于是便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二者则是仅仅关注一部分“亚洲中心国家”的影响。Irwin（1996）^[40]曾指出，“亚洲”这一词常常因为特殊目的而被人为限定。Miike（2002）^[41]在梳理过往文献后也认为，研究者视域中的“亚洲”主要被限定在中国、印度、日本与韩国四国，因而提醒人们需要将更多的关心投向亚洲其他地区与国家的文化传播。亚洲会不会成为仅仅被某些国家“代言”的亚洲，这是另外一个值得审视的问题。

因此，传播的“亚洲主张”首先立足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的亚洲”，致力于如何为亚洲国家提供一个“相互看见”的路径，即意识到彼此存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促进建立区域以及全球性议题的协商性框架，最终实现亚洲国家彼此之间的认同交往。21世纪以来，亚洲国家不仅在外交、经贸、科技、教育等多领域的交流趋向热络，媒介技术浪潮推动的线上空间亦打造了亚洲人民之间新的交往方式，进一步塑造了亚洲国家之间民间情感交流的可能。这些皆为亚洲传播研究在多维度层面探索认同建构提供了契机。郑为元（1999）^[42]说得好：“追求新理论解释并不代表旧理论的失效。”如他声称，“国家”不会在全球化中缺席。我们关注“亚洲”，但不能因此规避亚洲国家各自的主体特质。如Miike（2002）^[43]所言，亚洲传播研究应该拥抱亚洲的多样性，而非片面强化一个整体的亚洲。在提供亚洲主张的宏观性解释时，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亚洲国家彼此的细节。

（二）超越内部博弈的亚洲

在倡导亚洲意识的过程中，一部分研究者似乎对亚洲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潜力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前景抱以强烈信心，却对亚洲内部呈现的冲突表现得过于乐观。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合作与分歧两条线索在亚洲是并行不悖的常态。亚洲既缺乏类似于欧洲那样由一个高度密集的国际机构复合体所整合的机制，又具有多种力量、几种文明并存的特点，这就孕育了冲突的种子（亨廷顿，1998）^[44]。在国家实力、经济增长、政治体制、民族分布、宗教信仰等层面，亚洲均表现出强烈的不平衡现状，亚洲地区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是面临着一系列棘手议题。

因此，传播研究的“亚洲主张”必然要将更多的价值权衡投注于亚洲客观存在的区域冲突，寻求能够平衡地区利益、缓解内耗的协商对话机制，进而超越内部博弈的亚洲，探索未来更具可能性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前景。一方面，对于不同的亚洲地区关系的矛盾，其解决的视角亦有差异，如朝韩关系问题牵涉的是“共同民族”与“共同文化”，当代中日、日韩关系则更多反映出区域大国之间的角力。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活动又不能被简化为零和博弈，亚洲跨国网络的发展正证明着区域化进程中可能存在充分的互惠共赢关系（刘宏，2013）^[45]。即使以中国、日本、印度等为代表的亚洲中心国家，也正在越来越积极地寻求与周边小型邻国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Choudry，2011）^[46]，亚洲国家在互动交往过程中并不乏颇具影响的合作成果。

（三）回归世界问题的亚洲

“世界”这一概念在亚洲有着特殊含义，更多时候，它并非指代地理范畴上的全球空间，而是关于发达国家序列的“想象”。换而言之，即以进步的对象作为衡量尺度，同时倾向于以此种“世界”的映像来观照、指导自身行为。

将“亚洲”植入传播研究的关怀领域，借用沟口雄三（1999）^[47]的说法，乃是“以世界为‘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主张的世界观应当是广义而言的“世界”。为了实现本土与世界的共鸣，传播研究有必要从本土的特殊性抽离，深入回答亚洲能否回应世界的普遍问题。这其中又包括三种情形：其一，能否解决亚洲或者亚洲国家自身的问题。亚洲拥有全球约五分之三的人口，拥有复杂的区域政治生态，可以说，亚洲本身的变化足以牵动世界。例如，中国实现粮食安全本身便是对人类的特殊贡献（Diouf，2011）^[48]；中亚的激进化移民则可能带来波及全球的恐怖主义忧虑（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15）^[49]。即使是亚洲地区内部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又经常牵涉全球大国博弈以及政治格局的权力较量。可以说，在紧密联系的全球化背景中，亚洲的问题便是世界的问题。其二，能否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模式。历经20世纪经济腾飞之后，随着亚洲进入全球化舞台，探讨亚洲传播的问题同样能够给第三世界乃至发达国家提供价值参照。在后发展的条件与环境的压力下，亚洲国家已经被认为探索出了一种不同于美国“普世”模本的政治发展策略（房宁，2014）^[50]。在环境、安全、城市化、经济结构、民主实践等领域，亚洲所面临的重大改革同样能够为发展传播中的全球性命题提供启迪。其三，能否为全球传播关系提供新的交往哲学。亚洲自古以来便拥有关系、人情、缘分、礼治、和谐等一系列独特的传播观念。Leung等（2011）^[51]即以中国为例，注意到在亚洲跨国企业经理人中普遍存在的难题：本地竞争对手总能在“关系网络”中灵活处理，而外籍人士则认为“送礼”与“关系”是令人头疼的；为了中和此种跨文化差异，他们因而提出，不妨以一种“老朋友”（old friend）的身份定位与本地同事建立人际关系，从而实现满意的协商结果。可见，在全球流动加快的时代，亚洲传播思想仍有进一步与世界合流的空间，结合亚洲思维转化为全球交往的共同经验，将是亚洲传播学研究可能提供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