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主张”的挑战及解决路径

亚洲的现实是地域辽阔、种族众多、宗教多样、历史源远流长、政治复杂、价值观念多元，这使得亚洲传播面临的问题也更加烦冗复杂。通过对多本国际学术期刊的统计分析，发现亚洲元素在国际传播学研究中非常弱。这与亚洲的人口数量、政治经济地位极不相称。此外，西亚学者缺乏，并且未能把西亚伊斯兰宗教和思想传统真正纳入其视野范围，这明显不符合亚洲的真实情况，导致“亚洲中心”是偏重的亚洲，也容易走进被迫整体化和刻板化的限制。

文化差异是导致亚洲传播学研究进入西方视野艰难的重要原因，根据何镇飚（2009）^[25]对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亚洲论文缺位的深入剖析得出，亚洲国家和地区在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论文数量的稀少不是由于亚洲国家不擅长量化研究和经验主义方法，这一点在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杂志的论文数量上已经被否定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和亚洲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矛盾。亚洲的传播学者更多是对大众传播而非人际传播感兴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亚洲的集体主义人文精神。所以，同样是研究人际传播，亚洲学者的关注重点和研究方法就与西方学者大相径庭，而这一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也使亚洲的传播学研究在传播学的某些领域难以进入西方视野。

创办依托于亚洲本土语言和本土理念研究的国际学术期刊对于传达亚洲主张是实际且有效的解决路径。在有分量的国际学术期刊平台上，能够勾勒、搭建一批成熟的亚洲传播学理论，从而渐成一个稳定而健康的学术气候和话语体系，改变严重依赖西方学界的环境，为传播学的改良找寻新的突破机遇。亚洲主张要想在国际传播舞台上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需要先办出有前瞻性的国际学术期刊，在亚洲人主办的期刊上研究本土化向外传播和全球化落地传播将更具活力和潜力，持久性和连续性亦可得到保证。

发现亚洲文化多样性中的相似成分，归纳亚洲本土传播学研究的可能范式。亚洲地域跨度大、人口众多、文化宗教种类众多，要想对亚洲传播的本质加以概括，就要提炼大类别下的相同，暂搁内部小分支下的差异。这是所有研究亚洲主张的学者需要认清的形势，也是避免走入研究迷阵、浪费精力的有效通道。亚洲主张并不是要统一亚洲内部的思想文化，而是强调抓住其中稳定共通的基本精神和内核，建构“亚洲共同体”或曰灵魂层面的“亚洲共通体”。Chen和Starosta（2003）^[26]为亚洲找寻了一些特定的共性，并作出如下五点总结。

在本体论上，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地区）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那么其中任何部分都不过是一个过渡过程，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这种本体论预设也影响到其他方面。

在认识论上，亚洲文化认为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任何人或者物都是在与其他的人或物的联系中才变得有意义。这和对宇宙的整体性理解密切相关。

在价值论上，和谐作为亚洲文化的一种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式感受性目标。这样就使所有的行为重新获得最后的指归，这明显不同于西方浮士德式永无止境、无法定义的进步标准。

在方法论上，亚洲文化采用一种非线性无穷循环的直觉感知方式。

在目的论上，亚洲文化中个体的生活总要指向一种更高、更理想化、更道德的秩序或者“法度”的境界。比如佛教的“彼岸”、印度教的“法”（Dharma）、中国的“道”等境界。

（一）正视宗教和民族的力量

亚洲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因而亚洲传播的思想与理论研究也要多维并行。宗教问题总是关乎民族和种族话题，也是当前身份认同的重要话域，亚洲主张的态度不是回避，而是积极迎上去，例如伊斯兰教一直被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框架化和妖魔化的报道，使得宗教身份研究成为近年来的关注话题。一篇关于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民族媒介使用状况研究发现，媒介消费文化被视为少数民族克服他们在国家弱势地位的一种偏向选择。从以色列电视台报道耶路撒冷自杀式爆炸事件中可以看出，在一个政治和军事摩擦频频发生的地区内，通过凸显民间社会的力量而不是凸显国家或组织的政策方式，更容易得到国民的肯定：媒体的描述可以把日常人际关系的适应能力转变成显著的国家价值，并最终将民族性格神化。^[27]

儒家思想角度的研究如Yum的枟儒家思想对东亚人际关系及传播模式的影响枠（1988）影响深远，佛教思想出发的研究如Ishii（2001）的研究，伊斯兰教思想传统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如Mowlana（2007）的研究，以及Starosta和Lili Shi对甘地主义传播伦理的创新探索。“亚洲主张”在面临复杂的历史和宗教问题时，应努力放下成见，携手共前，德国与英法之间尚能淡化“二战”时德国的残忍作为，中、日、韩三国之间为了和谐发展更可以解开芥蒂。

同时，比较研究的展开也十分重要，要让西方与东方交融碰撞，类别的研究是使双方最有效了解对方的途径，关于类同事物或者概念之间的比较研究，对亚洲主张的传播十分有必要，亚洲学者自主发声所传达的亚洲形象比欧洲镜像中的亚洲世界要更真实。在比较研究中发现相似或者相异之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行为。印度经济学家杰伦·兰密施在枟华尔街日报枠发表枟酸变甜枠，创造并使用了一个新的英文词“Chindia”，从而引起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2005年8月22日，美国枟商业周刊枠发表了三篇文章集中讨论新出现的“Chindia”现象。兰密施先生本人还在同年出版了Making Sense of Chindia：Ref 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2005年，网站“城市词典”将“Chindia”作为新词条录入，并解释道：“这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名词的缩写。这两个国家经常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或被同时提及，因为它们是同时出现的经济实体。”谭中将其翻译成“中印大同”十分贴切，亚洲文化珠联璧合的个案跃然纸上。宗教文化为中印两国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印传佛教在中国落脚之后，承载着媒介的功能，缩短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心理距离，横截不同民族的文化，将彼此的认知拉进可对话的语言圈。宗教讲求的是平等，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哲学、文学、艺术、民俗、技术等各方面的渗透也一一呈现。

（二）建构“亚洲主张”的框架语系

亚洲传播理论的架构，需要贴近亚洲现实，解决亚洲传播的问题，Miike（2004）^[28]从“亚洲中心”的角度对人类传播的本质进行再思考，提出了五个与西方中心相异的人类传播命题：（1）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过程；（2）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3）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4）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之间受恩与回报的过程；（5）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亚洲传播在以往的发展路程上曾过分强调将外国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结果造成大量“生搬硬套”的失败案例，后来开始重视和强调理论创新，但依赖于外国理论的思维路径造成理论嫁接缺乏内涵深度。

亚洲学者要勇于抛弃“欧洲中心”模式。Chu在1988年时提出的无奈问题发人深省：“我们只能处理那些能用定量方式和统计检验解决的研究问题。我们常常让研究方法决定我们的研究选题。”质化和思辨的论文很少涉及亚洲，如果将传播学囿于欧洲的文化价值观、研究方法和角度、欧洲话语和哲学体系之中，那么亚洲将永远处于“他者”的地位，被动自然不可避免。对于“欧洲中心”传播研究缺陷的综合批评令曾经数十年浸润于“欧洲中心主义”理论中的“其他”地区学者越来越明晰地认识到，当代传播学研究范式需要新的选择来补充和完善。

符号的使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用西方的符号文字来研究亚洲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传播现象是一件困难且事倍功半的事，“鉴于‘欧美中心’传播学研究不断用英语中伪客位理念界定亚洲文化认同以及传播模式，‘亚洲中心’传播学者应当通过亚洲文字符号中的主位理念进行积极的再定义”^[29]。在欧洲的符号体系中亚洲“客”的地位很难扭转，即便成功扭转，其结果很可能是被西方文化收编，失去世界文化应有的平衡。

语言文字在传播过程中不仅是交流的媒介、记录的符号，更是文化的外衣，是展现文化内核的所在。利用外国的符号研究在地化理论，实在并非明智之举，如果是为了弘扬本地区的文化，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而采用英文或对方国家语言文字，尚且情有可原，但如果要树立起“亚洲主张”的大旗，就没有必要一直配合西方社会而采用纯英文研究，毕竟，没有多少人可以在配合别人的世界里成就自我。东亚各国度存在可以交流的文字，如果可以放下芥蒂，在研究东亚文化中尽可能选用繁体字（正体字），则可以免除在交流的过程中再进行翻译和转化，中国、新加坡、韩国、日本、越南等国都有使用汉字的历史，对于繁体字（正体字）的辨认驾轻就熟，这就使得传播学符号分析更具本土意义，所面向的问题也更具地缘性，亚洲主张的参与者也更加宽广，研究的数量逐渐积累之后，会成为国际传播学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主张”的理论开展将更具活力。此外，以枟易经枠为代表的东方编码和解码的符号模式，讲求言（discourse）、象（image）、意（meaning）、道（Tao）的整体性，构成DIMT模式，也是儒家文化独有的符号体系和文化编码。^[30]

（三）投身跨文化传播比较研究

“欧洲中心”传播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最近发生和当前发生的问题上，忽视历史的视角，对历时性的分析存在偏见，认为其是落后过时、古板且鲜有活力的，将历史视角和纵向研究与创新革新对立起来，这还是受到笛卡儿二元论哲学思想的制约。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是传播活动在人类活动初始就已存在，故而对传播行为的研究不能断裂地接触，只停留在探寻某一特定时间下的共时性研究。亚洲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亚洲在国际传播平台上处于弱势的现状也是客观存在，只有照见自己的长处及短处，反观他者，才可能突破有限，走出樊笼。如果在研究的界域里舍己之长就人之短，就永无宁日了。

北美学者们在传播学研究中，重视自身社会内部跨文化、跨民族的比较研究，但这些都是基础的、本土意义上的“国内”研究，是最容易着手、最富于成效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是值得亚洲学者借鉴的，在本土传播范式、理论架构尚未研究透彻的情况下，舍近求远，设想在“异域”的世界摘取果实，直接套用，是难有长远出路的。东亚文化传播者也应观照自身内部的多元文化，亚洲本身复杂的文化现象可以满足自身内部展开的比较研究，而本土化内部的交流研究只有自己重视起来，才能在国际传播中得到关注，例如亚洲内部（西亚与东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跨文化、种族问题都是具有挑战性的国际性课题，期待更为系统的研究。长期以来，北美和欧洲学者对亚洲研究的最普遍途径就是聘用一些具有双语能力的东亚研究人员作为助理研究员，进行一些跨文化的对比研究，然而这必然带有东方主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心理上和地缘上的接近性。

跨文化的传播似乎不断印证着自然科学的一条规律：接触越多、摩擦越大。跨文化传播可以定义为：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或公共传播的语境中，在有着互异的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互动地发送和接收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从而进行文化上互相联系的认识、情感和行为活动的过程。这个定义将注意力集中于传播中互相联系的思想和行为活动过程、文化对传播活动的潜在影响，以及传播活动所处的物质、社会文化和关系语境上。

石井敏（2006）^[31]对跨文化研究者提出的三个基本要求切实而中肯。

其一，研究者们坚信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不应盲目地崇拜和接受西方尤其是北美的文化。文化是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有所区别的地域长期生活并演化交融而成的精神世界表达，与种族本身一样，无关优劣、只照本心。人为地将不同区隔开来，本身就是有悖于文化中交流的宗旨。西方文化的唯我独尊、优越排他受基督教一神论思想的影响。对“神”的信仰，并非只是信奉大能的或超自然的存有物，一神论（monotheism）认为自己所崇拜的神是宇宙的唯一创造者，与多神论、泛神论并列。如犹太教中的耶和华、伊斯兰教中的真主安拉和基督教中的上帝。与之相对应的多神论（polytheism）承认崇拜多位神祇。印度教是多神教的代表，在印度拥有八亿多的信徒，也是印度的主要宗教信仰类别。有所争议的是对佛教的归类，学者分别持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三种归类方式，但无论归属哪一种类别，佛教对神的供奉是没有排他性的，即非一神论。

其二，研究者们应持续地努力实践双向的跨文化传播，纠正以往单向引进和模仿西方文化的传统做法。“欧美中心”的传播研究是建立在崇尚个性、独立与竞争的欧美文化价值基础之上的，亚洲是一个“听众”的角色，“传者”的角色只能由欧美来扮演，劝服和文化输送成为其传播的主要目的，亚洲学者如果一味地被动引进和接受，与顺从其思想殖民行径无二。

其三，除了要研究自己感兴趣的目标文化外，研究者们还应对自身所处的，传统上长期受到佛教、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亚文化特质与东亚传播特点加以研究。多数文化摩擦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宗教，故而在发起“亚洲主张”的研究时，忽略或者无视宗教对文化的作用力将寸步难行。宗教作为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发展岁月中受到原生民间信仰的影响，与传统思想和在地文化的互动深刻而久远，在讨论“亚洲主张”时应该给予这种联系特别的关注，而非规避宗教这一特定的文化情境。

（四）重视文化资本的传播效果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共识，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优化竞争方式的有效手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和平外交和建立和谐世界的有效战略。”^[32]印度的电影、韩国的电视剧、日本的动漫、中国的功夫在国际传播中有成功运作的经验，中国武侠片以独特的文化资本参与国际竞争；日韩潮流的深度发展所带来的持久发展空间……这一系列文化资本运作的成功经验，为避免本土文化被收编、同化及和平演变争取了更大的对话空间，是在为早日为“亚洲主张”争取到与其地理版图、文化积淀、整体实力相匹配的中心文化做出努力。

布尔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制度形态。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是具体的形态，表现为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风度、教养技能等；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表现为物质性文化财富，这一类的文化资本可以由经济资本直接转化而成，如书籍、机器、工具等；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需要有“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合法化的价值”，典型例子是文凭和资格证书。既然类属资本，就是具备再生产性的，其回报可以是物质性利润，也可以是象征性利润，例如于个人而言，利用制度形态将文化资本在人才市场上兜售换取经济报酬，利用文化资本获得众人的青睐和敬重，推至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可以通过积累而流传，却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继承。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积累不是仅仅靠一个短期计划就可以完成的。“亚洲主张”中对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重视需要一贯到底、坚持不懈。只有“润物细无声”的积累习得，文化资本才能源源不断、永葆生机。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则直接与硬件设施相连接，拥有规模化的文化创意园区、多种媒介设施的现代化图书馆、顶级立体环绕的华丽音乐厅，这些都可以用经济资本在短期内完成转化，但这些只是文化资本的初级形态。在上述两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兼具之后，展示给世界，得到制度程序的认可和标示是必要的。这也是众多国家争相申请世博会、奥运会主办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得到制度认可的同时，文化资本转化为更多经济资本的可能性加大，这种利用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方式更为高级和可持续。文化创意产业的催生和发展即是利用文化资本进行再生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文化创意产业对自有知识产权培养、能源环保、可持续发展都大有裨益。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迫使韩国、日本等国家重新思考经济增长方式和寻求经济增长点。其中韩国更是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将“文化立国”确定为国家方针，政府作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急先锋，在国家意志的高度支持下，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经销、出口变得更有保障。在进军世界市场时，韩国将中国和日本两个东亚大国作为台阶，因为中、日、韩三国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在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叙事表达上可以产生更多的共鸣。文化的传播总是涉及情感理解的问题，是一个主体间的过程（intersubjective process），人们因为拥有与他人类似或者相同的经历，才能理解他人所表现的情感状态，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进而形成共享的情感图景。韩国明智地选择东亚具有相同儒家文化背景的中日两国作为扬声筒，其策略无疑是稳妥且成功的。只有拥有共享的概念图，才可能在传播的过程中无限接近于传受双方所期待达到的效果。这些共享的概念图最初是以一种看似简单、碎片化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以称之为元素，如亚洲形象符号、中国元素。亚洲形象符号并不一定是红灯笼高粱地、唐装旗袍、丝绸茶叶、饺子火锅、戏曲脸谱、故宫胡同四合院；中国元素也并不一定是书法、国画、刺绣、石窟、壁画。美国梦工厂动画2008年拍摄的枟功夫熊猫枠，以功夫加熊猫的中国元素征服了全球观众，其故事以中国古代为背景，电影中的布景、服装、食物、语言均充满中国元素。电影中憨态可掬的小熊猫阿宝从一只笨拙的小熊猫成长为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除此之外，电影透过阿宝与师傅之间的关系将亚洲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娓娓道来，别具意义。这其中，打动人心的部分是人类共通的美感与期待，平凡之至的小熊猫阿宝也可以拥有一技之长，在生命的体验中明白存在的意义。人性之中总是有相通相惜之处，2012年再度上映的3D版枟泰坦尼克号枠之所以时隔十多年依然票房不减，正是因为剧中冰冷海水、残酷命运面前所展露出的人性美打动了世人的心，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本以为最可怕的死神面前变成了英雄，这种人性的光亮像温暖的光芒，超越国界、种族、贫富，感染着每一颗心，此时文化传播的共享价值就被成功普适化了。

在提出传播的“亚洲主张”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一旦地域性被普遍性的面纱阻隔，非西方的思想论断被边缘化或被搁置，“欧洲中心主义”就以优越的姿态亮相。当一些西方思想家公然断定“意识形态终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宣告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这一论断话语如同“历史的终结”论断一样，充满着西方自由主义或西方现代性的傲慢与偏见。要明白，那些一直寻求话语垄断和掌握话语霸权的国家或国际集团不会轻言放弃，世界的多极化本身也面临着如何开展多极平等对话的问题。“亚洲主张”的道路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又不排斥其他现代化模式的道路。她是连贯的、延续的，怀揣着传统资源的光辉，承继着已有文明的遗产与硕果，“亚洲主张”要充分表达自己，就不能浸于西方现代话语的喧哗之中，做一名沉默的追随者。

亚洲传播理论不追求优美的模型，不需要空洞的理论。这其中，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正是需要坚守的基本原则。要将“亚洲主张”的对话发展下去，就时刻不可忘记亚洲文化存在异质性和同质性。在坚守异质性方面，任何有关亚洲传播的讨论都必须避免可能存在的过度简化和概括化，我们同样不能将“亚洲”视为整体性的概念，寥寥数种理论难以描绘亚洲传播行为的无限可能。除此之外，亚洲主张的倡导者们不断强调：片面推崇差异、消弭共识并非亚洲主张学派所求。事实上，不同文化确然存在共性。格博瑟（Gebser，1985）^[33]就曾指出：“除了主体的意识结构外，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初始的、巫术的、神话的和理性的结构。这些意识结构可能在某种文化中呈隐性，但在另一种文化中却通过文化价值的形式明显地表现出来，可在行为层面加以观察。”贯穿并渗透于亚洲五个地区传播行为中最重要的、最具有共性的儒学思想线索也并不为中国独有，虽然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后，对形塑东亚社会精神产生了重要作用；此外，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思想，传入东南亚和东亚之后，在当地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发展、别是一家，在传播中不断扩大影响；在南亚和西亚地区，同样可以梳理出一条线索，这些秉承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不断互动中，产生了共享的文化概念图。

“亚洲中心”学派已经达成共识的部分是：要想对亚洲传播加以考察，需要在确定的空间范围内推演总结，而非在研究初始阶段就尝试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寻求更宽泛的综览和比较研究。在人类存续的发展中，更绵柔包容的和谐圆是迫切需要的；对交流各方更多地体察观照，在行为和意识上注重与外界的共生共进，在传播过程中增加以他者为导向的考虑因素，开放宽容的思维和心态，互惠共荣的发展模式，善用悲天悯人的同情式传播方式，这些都是“亚洲主张”范式的价值前提。“亚洲主张”开辟了另一个端口位置，致力于共同理解、保护和存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注释】

[1]李希光，杜涛.国际传播中的宣传模式与抵抗模式［J］.当代传播，2009（4）：11—13.

[2]邵培仁，杨丽萍.21世纪初国际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60—69.

[3]Miike，Y.（2002）.The orizing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sian context：An assumptive found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1（1），1-21.

[4]邱戈，陈明明.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海外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创新与启发［J］.中国传媒报告，2009（2）：17—26.

[5]［美］维莫尔·迪萨纳亚克.人类传播研究的亚洲方法：回顾与展望［M］//赵晶晶（J.Z.爱门森）.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14—136.

[6]［日］三池贤孝.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M］//赵晶晶（J.Z.爱门森）.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37—157.

[7]邵培仁.当代传播学的生态转向与发展路径［J］.当代传播，2010（5）：卷首语.

[8]［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26，46－47.

[9]谢少波，王逢振.文化研究访谈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25.

[10]Chen，G.M.&Starosta，W.J.（2003）.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A dialogu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2（4），1-15.

[11]Miike，Y.（2003）.Beyond eurocetrism in the intercultural field：Searching for an Asiacentric paradigm.In Starosta，W.J.&Chen，G.M.（eds.）.Ferment in the Intercultural Field：A xiology/Value/Praxis.Thousand Oaks，CA：Sage，264.

[12]Ishii，S.（2001）.An emerging rationale for triworl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om Buddhist perspectives.Human Communication，4（1），1-10.

[13]Miike，Y.（2004）.Rethinking humanity，culture，and communication：Asiacentic critiques and contributions.Human Communication，7（1），67-82.

[14]Chuang，R.&Chen，G.M.（2003）.Buddhist perspectives and human 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2（4），65-80.

[15]Jung，H.Y.（1995）.The Tao of transversality as a global approach to truth：A metacommentary on Calvin O.Schrag.Man and World：A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Review，28（1），11-31.

[16]Miike，Y.（2003）.Beyond Eurocetrism in the intercultural field：Searching for an Asiacentric paradigm.In Starosta W.J.&Chen，G.M.（eds.）.Ferment in the Intercultural Field：Axiology/Value/Praxis.Thousand Oaks，CA：Sage，264.

[17]陈国明.亚洲传播研究目前的情况和发展趋向［J］.赵晶晶（J.Z.爱门森），译.中国传媒报告，2009（2）：4—16.

[18]Chen，G.M.&Starosta，W.J.（2003）.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A dialogu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2（4），1-15.

[19]Chen，G.M.（2001）.Toward transcultural understanding：A harmony theor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In Milhouse，V.H.，Asante，M.K.&Nwosu，P.O.（eds.）.Transcultural Realitie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ross-cultural Relations.Thousand Oaks，CA：Sage，55-70.

[20]Kume，T.（1996）.The“mawashi”style in Japanese decision-making：A case study.Japanese Society，（1），41-60.

[21]Chen，G.M.&Starosta，W.J.（2004）.Communication among cultural diversities：A dialogue.In Chen，G.M.&Starosta，W.J.（eds.）.Dialogue among Diversities，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vol.27）.Washington，DC：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3-16.

[22]de Groot，J.J.M.（1992）.Religion in China.New York，NY：G.P.Putnam’s.

[23]［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一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06.

[24]杨定一.真原医［M］.台北：台湾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40.

[25]何镇飚.亚洲地位与亚洲视角：国际传播学会（ICA）的亚洲元素研究［J］.中国传媒报告，2009（2）：35—48.

[26]Chen，G.M.&Starosta，W.J.（2003）.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A dialogu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2（4），1-15.

[27]Frosh，P.（2007）.Imagination：News discourse，nationhood and civil society.Media，Culture&Society，29（1），105-129.

[28]Miike，Y.（2004）.Rethinking humanity，culture，and communication：Asiacentic critiques and contributions.Human Communication，7（1），67-82.

[29]Miike，Y.（2007）.“Not Always So”：Japanese assertion-acceptance communication.In Klopf，D.W.&McCroskey，J.C.（ed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ncounters.Boston，MA：Allyn&Bacon，189-190.

[30]李思屈.东方智慧与符号消费——DIMT模式中的日本茶饮料广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12.

[31]［日］石井敏.用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完善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J］.赵晶晶（J.Z.爱门森），译.中国传媒报告，2006（4）.

[32]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33]Gebser，J.（1985）.The Ever-present Origin.Athen，OH：Ohio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