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决定着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着一切事物的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主要矛盾，就是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下的秩序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战结束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1995年后改为世界贸易组织）和八国集团等为主的多边机制是对国际经济事务进行协调的主要机制。客观公正地说，这一系列多边机制在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加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已不能适应形势变化，在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功能方面表现出两个方面的严重不足。
（一）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缺乏效率，难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商品、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推动了各国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给各国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使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突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日益严重。
一是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其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全球主要经济贸易组织和大量的资金技术等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所以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发达国家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巨大压力，他们当中有条件的可以利用全球化趋势实现较快发展，而缺乏条件的则收益较少，有的还可能被“边缘化”。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也加剧了各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影响了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作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经济全球化进程最快的时期，南北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拉大。1950年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收入，发达国家为低收入国家的24.3倍，这个差距在世界银行2000年报告的统计中，扩大为67.1倍。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统计也表明，富国与穷国的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年的30∶1扩大为1990年的60∶1和21世纪初的74∶1。[1]根据世界银行年度报告，2008年仍然有10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5%）每天的收入低于1美元，25亿人每天的收入不到2美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低收入国家贫困化问题更为严重，到2015年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面临流产。[2]
二是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远远快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在过去20年里，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全球的生产愈来愈超越国家的界限，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发展。目前全球500家跨国公司销售数额达到16万亿美元，占全球工业生产总值的50%左右，占全球贸易额的50%
60%，占直接对外投资的90%和研发（R&D）及新产品开发的90%。因此，当今全球的生产是由跨国公司组织和跨越国界生产的。但是全球金融的增长远远快于生产的增长，在过去20年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是3.58%，全球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58%，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是13.67%。物流、贸易流的增长速度是生产流速增长的2倍。资金流是贸易流增长速度的2倍，是生产流增长速度的4倍。与此同时，资金的运作愈来愈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全球外汇交易量每天约2万亿美元左右，其中98.5%是没有任何贸易背景和生产背景的，纯粹是为了资金的交易，为了盈利和规避风险而进行的。全球经济金融的严重失衡，会带来一系列的汇率、利率、通货膨胀，大宗商品物价等价格变化，也会引起需求和资本流动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市场的运动中和投机的因素下，会大幅度波动，形成金融和经济的风险。[3]199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先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信息技术产业泡沫破灭、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看来，近20年已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高发期。如果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改变，未来还有可能爆发经济、金融危机。
三是国际金融、货币、贸易体系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首先，国际金融体系缺少有效监管和对冲机制。美国华尔街取得了动员和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中心地位，却不受多边机制的制衡和监管，必然引发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其次，国际货币体系难以有效“约束”美元。自1976年《牙买加协议》签订以来，美元成为浮动汇率制下的纸币信用“锚”。然而当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1盎司黄金兑35美元贬值到兑1400美元左右时，当金融市场一体化释放出更大的美元波动风险时，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和特别提款权功能处于长期停滞状态时，国际社会既无法建立“美元纪律”，也无法实施有效监管。再次，进一步推进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举步维艰。这一轮多边贸易开放谈判（即多哈回合）被国际社会称为“发展回合”，人们期望通过本回合谈判，最终可以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开放全球贸易和投资，改善全球共同利益和经济福利，并造福于发展中国家和切实帮助全球穷人。然而事实说明，要让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全球各国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让渡自己的部分经济权利和利益非常困难。[4]
实践证明，无论是南北差距扩大，还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和国际金融、货币、贸易体系严重无序等，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都不能有效解决这些全球经济问题。尤其是在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银行、八国集团等国际经济多边机制集体“失灵”、应对乏术，其机制落后、效率低下等弊端暴露无遗。[5]
（二）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代表性不足，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进入21世纪，全球主要国家之间力量差距缩小的趋势非常明显：从国民生产总值看，截至2008年底，新兴经济体9国（包括金砖四国，即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展望五国，即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11%升至15.7%，西方7国（即美、日、英、法、德、意、加拿大）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77%降到55.8%，新兴经济体9国与西方7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值从2000年的0.14增长为0.28。“金砖四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12.2%、2.6%、6.8%、4.7%上升到22.7%、8.1%、8.6%、8.2%。从经济拉动力看，2008年“西方七国”和“金砖四国”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1%、50%。实际上，2004—2008年，“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达到50%，全球石油、金属和粮食消费增幅的90%和80%都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从国际竞争力看，全球经济论坛的年度国际竞争力排名显示，2008年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座次较2001年都有了明显前移。其中，中国由第39位升至第30位，俄罗斯由第63位升至第51位，印度由第57位升至第50位，印尼由第64位升至第55位。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公布的全球企业500强名单中，仅中国（内地）、俄罗斯、韩国、印度和巴西5国的上榜企业总数就从2000年的25家上升到2008年的68家。[6]这种经济结构的力量变化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独霸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局面，但是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却未能及时、完全反映，并适应这种变化了的经济格局。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治理全球经济的主要机构，但这两大机构的份额分配和决策机制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按照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规定，作为两大机构投票权分配基础的基金份额具有三个重要职能：决定成员国对基金的捐资数额，决定成员国从基金借款的权利，决定投票权的分配。份额的依据是成员国在全球经济总量和国际贸易中所占的分量。份额的计算公式由国民收入、黄金与美元储备规模、进出口等变量及其一定的权重组成，这一公式至今仍是基金份额计算的依据。按照这一公式计算出的份额夸大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分量，而中国、巴西、韩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则未能在基金份额中得到应有的体现。这导致发达国家在决策机制中仍占主导地位。有效多数的规定赋予了少数发达国家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在18项最重大的事务上要求85%的有效多数通过，这实际上赋予了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否决权；在另外21项重大事务上要求70%的有效多数通过，也赋予了5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否决权。[7]
再从有关世界经济问题的对话协调机制看。众所周知，过去全球性的经济问题主要在八国集团中进行讨论和决策；而八国集团由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组成，被称为“富人俱乐部”，其所讨论的议题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立场和利益，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利益得不到反映。虽然最近几届八国集团峰会邀请了中国、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参与，但也只是列席的性质，并不具备投票权。有学者指出：
作为西方主要国家最重要的非正式会晤机制，八国集团自建立以来就遭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是批评它缺少合法性、代表性和透明度。建立八国集团最直接的动机是想摆脱联合国，由于联合国实行“一国一票”的制度，南方国家可以利用强大的投票优势来表达其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由于南方集团中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发展，其影响日益扩大，导致了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整个世界体系正经历着一场根本性变革。西方世界自18世纪末工业革命时期起取得的优势地位正在开始走向瓦解。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不断下降，已经没有能力有效主导经济事务，其合法性正在逐步丧失，因为没有其他重要国家的参与将很难管理世界经济。很显然，八国集团已经陷入了严重困境。[8]
总之，在全球性经济问题增多、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传统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越来越缺乏合法性、权威性和有效性，需要进行改革，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就表示，二战后至今，世界经历了六十余年的变化，落后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在各个层面都暴露出重大缺陷。我们应吸取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教训，认真对整套国际经济治理体制进行反思。要建立新的经济治理体制，各方应形成共识，以就业充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金融稳定、贸易开放和环境可持续为共同目标。[9]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表的报告也认为，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机制的严重弱点。要实现未来的持续普遍繁荣，就需要对全球经济治理进行重大改革，并开拓全球经济发展新思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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