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嵌入全球治理的机制及其意义

城市嵌入全球治理的机制及其意义_全球治理：新认识与新实践

城市嵌入全球治理的机制及其意义

Insert Mechanism of Cities 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

汤　伟

［内容提要］ 治理是对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回应。随着主体日益多样化且竞争加剧、制度阻塞、规范冲突和知识失效，治理日益碎片化。主权构成的治理体系需要弥补，城市作为特殊区域日益凸显。城市对治理体系的嵌入不是城市个体自身而在于城市与城市基于流动空间构建的城市网络。流动空间的横向自发链接与其他行为主体的制度化互动进而构建起的全球政策网络使城市获取整合、综合和扩大三重效应。城市网络的形成提出了城市外交需求，城市外交对全球治理的意义在于：提供公共物品、供给次国家层面的国际制度并“镶嵌”到国际体系、自下而上的向治理架构注入和扩散规范。

21世纪的人类如此发达却又如此原始，一方面越来越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应对相互依赖的问题手段却又相当原始。全球化和信息化在极大地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各类行为主体都会发现自身已无法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不幸事件有效隔离，“善治”需求急剧上升。尽管做出种种努力，但是失败和危机仍大量存在，如何整合全球化，实现跨越不同空间层次的治理成为日益凸显的问题。城市是公共空间，它上承国家下接百姓，既是全球化组织架构又是地方实践的重要主体，既创新知识又是社区生活的空间表达。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到来，城市对国家、国际政治和全球秩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城市是如何嵌入到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这种嵌入又具有何种意义需要评估。

一、治理的碎片化需要城市的嵌入

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认识并不统一，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对全球化带来的紧迫问题的反应。星野昭吉认为目前有五个全球治理流派，且都包括了主体、过程、形式和层次几个方面。主体上，治理要求集体行动，根据奥尔森、科斯等人的理论，集体行动有两种逻辑：产权私有化的市场方案和强制性的国家方案。而迈克尔·赫勒以困境经济学为例，认为私权破碎化会对治理绩效产生难以忍受的后果，布坎南则用公共选择理论解释了政府失灵现象，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多中心自主理论，即社群公共参与也可实现可持续治理。在过程上，治理分四个阶段：（1）确定问题的发现；（2）将路径转化为行为准则；（3）通过劝说和正向激励应用行为规则；（4）使规则适应变化的环境。在形式上，很多问题领域可采取单一条约形式，但问题的解决需要法律、框架等正式制度和会议、声明等非正式安排以及国内制度政策调整的融合。在层次上，不仅存在国家、地区和全球的空间规模还有行为主体、治理架构以及内嵌的整体社会，治理由此成为“在不同层次上相互嵌套的体系”。随着时代变迁、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全球城市化进展，治理也出现了一些崭新的变化：（1）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等行为主体多重关系的紧张和协调需要全新的领导框架和技能；（2）各种问题相互贯穿、渗透，不再有纯粹的政治、经济、贫困或者环境问题；（3）局部经验提炼出来的治理模式不可能适宜于所有区域。欧洲学者比尔曼（Biermann）指出治理架构需要行为主体、机制框架和基础规范的合理搭建，当行为主体、机制、规范出现矛盾、冲突和相互否认时碎片化产生（fragmentation），而碎片化必然对治理绩效、主体参与面、责任公平产生持续影响。比尔曼认为碎片化具有两个维度：方面和性质，方面指碎片化究竟是制度上的、规范上还是主体上的，性质指出碎片间关系究竟是协同的、合作的和冲突的。

表1　碎片化的标准和分类

碎片化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治理提供了分析路径，包括三方面内容：

（1）主体日益多样化、权力流散、竞争加剧。信息网络社会扩大了个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国家情报委员会共同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指出个人、非国家行为主体和地区性组织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有效治理领导框架必须包含更多行为主体。罗西瑙认为治理可分为政府治理、有政府治理和无政府治理三种；帕特伯格（Pattberg）排除了国家划分方法，提出了公共网络（譬如城市网络）、包涵公共和私人的混合网络（譬如全球契约）、整合营利和非营利组织（譬如企业社会责任）等在内的多种行为主体。遗憾的是外部环境变迁、信息不对称、规则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无论政府、公共机构、私人企业，还是非政府组织都在寻求责任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不仅国家间博弈激烈而且政府与企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企业也在争夺利益。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化导致群体自我认同增强，而这些群体按照自身现实或者想象特点进行集体行动，导致国家间存在激烈竞争，各种跨国行为体也参与到竞争中来。目前所有竞争态势最凸显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构建的国际制度和框架的挑战，北方大国试图放弃国际领导和责任的同时保持原有权势格局，治理开始从南北两大阵营向大国小国转化，治理也在政治化和漂移。在气候谈判方面，伞形集团要求终结《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欧盟仍保持原先减排立场，对发展中大国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提出更多要求，而“基础四国”则要求获得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援助的同时不应过早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这些都说明大国过度竞争极大地影响了治理绩效，治理架构需要博弈更需要妥协。一些学者借此认为治理不可能理性设计和拼接，而只能是灵活主义和实验主义的产物。约翰·鲁杰以嵌入自由主义指出目前全球规则制定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平衡，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影响下，支持专利、知识产权等市场权利的跨国公司正迅速压倒支持劳工标准、环境、人权等方面的公民社会组织，导致代表市场和代表社会保护的主体冲突明显增多。

（2）制度密度提升，制度间关系对治理绩效影响加大。制度是治理的关键，随着问题领域增加，制度数量也在逐渐增多，但是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相互否认、矛盾、冲突的情况，制度遭遇阻塞（congestion）。目前学术界对制度阻塞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具体个案，如贸易规则和环境协议的协调和冲突。虽然奥伦·杨将制度间关系分成了嵌入式、嵌套式、集束式和交叠式四种类型，但总体上制度互动渠道、类型、方式仍缺乏深层次理解。按照制度互动的性质可大致分为协同、冲突、中性三类。制度冲突可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水平型制度冲突既表现在同一问题出现矛盾安排也表现在对核心制度缺乏协调。矛盾安排以基因保护为例，《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知识产权贸易协议是关系到基因保护以何种方式展开的主流机制，前者要求缔约方尊重生物基因资源的占有主权，而后者聚焦有利于基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互不相干的谈判架构和关键条款分歧使南北国家出现激烈博弈，这也导致美国最终放弃《生物多样性公约》。垂直型制度冲突即表现在空间层次上，譬如应对气候变化既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也有《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关系》，还有《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和次国家层面的《区域性温室气体倡议（RGGI）》。此外，还表现在微观的碳标识、中观的C40低碳城市网络、宏观的《京都议定书》的协同推进等。显然只有实现不同层次有效融合，才能最大限度实现治理绩效。需关注的是如果地区机制过度关注自身利益而牺牲其他层次来促进自身目标的实现，可能会得不偿失，如欧盟试图将国外航空公司纳入排放权交易体系，就对气候谈判造成了不利影响。

（3）规范冲突和知识失效。任何治理体系都内嵌着规范和知识基础，如果利益攸关者崇奉不同价值规范和知识体系那么很难构建有效的治理体系。实际上许多问题领域出现截然相反的认知，譬如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时，发展中国家多坚持主权和独立自主原则，而欧美推崇人道主义干涉，这些都与各国的国际位置、文化传统、历史意识以及具体问题领域的认知有关。任何规范都反映着基本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架构，气候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阵营推出诸多减排方案，如近期欧盟又试图通过法律将航空减排纳入排放权交易体系，就明显违反了框架公约基础规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果说规范冲突渗透到制度设计、运行和终结的整个周期，那么知识失效则主要表现在新现象、新趋势的认识不足。当前许多问题领域呈现不可分割的连通性、纽带性，议题交叠、关联现象越来越常见，导致某一具体问题领域解决方案常常会遭到其他问题领域制度框架和实践的反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或者水安全的显著关联性要求人们解决其中问题就必须统筹兼顾、综合考虑。国际水协会执行主任保罗·赖特（Paul Reiter）在2010世界城市峰会上指出，人类至今对水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复杂关联没有足够认识，旨在缓解能源安全的解决方案，譬如水电开发常常导致水安全的持续恶化。又譬如自由贸易的深化扩展导致内嵌的温室气体随着商品转移，国际气候制度设计应坚持生产者责任还是消费者责任争端不休。要破解这种困境就应对等问题领域联系机制和内在动力有足够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对知识专家创新性提出要求。规范冲突和知识失效要求人类更加注重以系统思维设计治理机制，遗憾的是学科分化使长期专注于具体问题领域的知识专家丧失整合能力；另一方面，它也要求不同群体更加注重相互间的倾听和平等协商，遗憾的是主体间过度竞争使得这种倾听和协商相对于需求远远不足。

政治危机、经济不振、金融海啸、环境变化、文化创新等问题结构，具体地点、次区域、国家、地区再到全球层次逐步递升，既涉及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涉及跨国公司、非政府行为主体，而这些主体信奉不同价值观，领域、主体、价值规范共同构成治理网络。治理网络形成表明国际体系需要全新管理模式，而这种管理模式既使国家政府被锁定到全球、地区多层次运行机制中，也使运行机制中的规模、规范衍生出冲突、竞争、平行、协同、互补和重叠等各类关系，当冲突、矛盾或者不相关增多时，碎片化就会加剧。碎片化需要协调、整合，而主体竞争加剧、顶层设计或缺、规范尖锐对立便需要创新思维将全球化、不同层次的治理、行为主体以及相应规范进行有效链接，在此过程中城市浮出水面。城市兼具经济、文化、政策权威、财政资源和技术信息的公共权威，一方面将全球——地方有效联结，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城市在应对气候环境变化，水、粮食、能源等资源危机，艾滋病等卫生议题等方面承担着核心作用，由此全球治理日益需要城市的嵌入。

二、城市对全球治理的嵌入机制

治理碎片化和诸多风险需要城市的嵌入，那么城市究竟是如何嵌入治理体系中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指出城市是世界经济联系和接触的节点、全球化的组织架构。戴维·赫尔德指出全新经济技术体制向全球、地区和国家不同层面转化，赋予了城市对跨国活动有效控制和协调的能量，进而将对全球治理产生重大影响。笔者认为城市对全球治理的嵌入并不在于作为个体的城市自身，而在于城市与城市之间构建的网络，由此这种嵌入便转换到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机制上来。

“网络”概念来自科学界，本义是节点和线路构成的产物，首先将其引入社会科学的是社会学。社会学家们认为社会网络是链接网络结构中社会行动者的一系列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有两层：一是网络层次；一是节点层次，其中网络层次是节点层次相互构建的结果。城市虽与社会行动者并不相同，但城市与城市通过金融的、信息的、人流，甚至政治，也形成了纵横交错、形式各异的联系。皮特·泰勒认为城市网络的形成在于三个层次：系统层次，城市嵌入的世界经济是网状的；节点层次，城市间互动创造出等级和结构；次节点层次，作为网络构造者的跨国企业通过分支机构为顾客提供无缝服务。世界经济中标准有效的基础设施、有序交往关系和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制度和相关经济机制建构出复杂精细网络而跨国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遍布全球，这里的关键便在于城市间能否通过互动构成等级和结构。衡量等级和结构主要在于城市控制性资源所代表的控制性资源，然而这种控制能力又是如何衡量的？有研究人员根据属性数据，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地理面积、跨国公司机构数量、股票交易和专业从业人员规模进行分析；还有研究人员根据城市间关系数据，如航空流量、外资流入、货物贸易等进行分析。无论属性数据还是关系数据指代的都是服务能级和全球联结度。如果把全球主要城市的服务能级数据以一定标准计算出来，将最高值和最低值作为基数而其他城市分别与这两个基数比较，再通过比率的比较，就不难发现城市对全球网络的联结类别：支配性联结、顺从的联结和中立联结。以皮特·泰勒为代表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按照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的“高阶生产者服务业”计分给城市排名，将世界城市分成Alpha，Beta，Gamma，呈现金字塔形。约翰·弗里德曼按照联结经济区域大小，将城市分成全球金融节点、多国节点、重要的国家节点、次于国家级的次区域节点。虽然最新研究显示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城市网络金字塔形朝着钟形演变，最顶端的依然是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发达国家城市。城市间互动存在清晰等级结构也说明城市网络的存在。

城市网络构建的基础是世界经济，但解释力有限，而无跨国企业总部集聚的华盛顿、布鲁塞尔也不具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程度，这也说明网络构造者不局限于跨国企业。皮特·泰勒认为全球体系中城市网络并不是一个而是数个且这数个相互嵌套、相互啮合，除了跨国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构造的世界城市网络外还存在国家间城市网络、超国家城市网络和次国家城市网络。国家间城市网络由政府机构特别是首都城市外交圈构造，由外交代表国家主权而主权一律平等，网络结构呈现块状水平分裂；超国家城市网络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构造，虽然政府间国际组织项目和合作体制如人道主义救援、工程开发、维和、金融支持的地理分布极为分散，管理和执行却仍位于纽约、日内瓦、巴黎、海牙等城市，自上而下的决策路径和官僚等级属性决定网络结构呈现强烈的首位城市（Primary city）主导；次国家城市网络由非政府组织（NGO）构造，虽然全球公民社会存在联盟、合作伙伴和社会运动等多种形式，但非政府组织无疑是最关键的，非政府组织将城市作为组织和活动据点自下而上寻求对政府政策和公众影响的最大化。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分布高度碎片化，但内罗毕、布鲁塞尔、曼谷、伦敦、新德里、马尼拉等城市有着明显集中度，城市网络结构呈现并不强烈的首位城市主导。

表2　城市网络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2列出了城市网络类型，这四类网络相互嵌套、相互啮合共同构造了全新城市网络政治经济地理学，问题的关键是这四类网络是如何嵌套、啮合？本文引入曼纽尔·卡斯特尔提出的“流动空间”理论以进行分析。卡斯特尔认为，“流动空间”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由实体空间和虚体空间两个空间融合而成。实体空间指传统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物质空间，包括社会经济活动和各种自然景观，而虚拟空间指纯粹的计算机和数字组成的技术空间。卡斯特尔认为“流动空间”要取代“场所空间”关键是“流动”、“共享时间”，即技术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那么融合和流动又如何实现的呢？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融合和流动最重要的是空间距离上的瞬即，而空间距离瞬即不可能依靠铁路、公路、海运等传统交通基础设施，而只能是航空和信息基础设施，由此先进基础设施广泛铺设至关重要。正如道路承载汽车、货物，先进基础设施需要内容才能成为“流动空间”，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首先带来商品流、资金流、服务流甚至人才流，紧接着政府机构、联合国超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会带来更为丰富广阔的信息流、资金流、服务流和符号流，最终经济流动空间、政治流动空间和社会流动空间被广泛创造。虽然政治流动空间很大程度核心区域由“首位城市”和外交圈自上而下进程所主导，社会流动空间为地域广阔的、相互链接的、多层次的个体、非政府组织自下而上的过程所引领，但经济流动空间、政治流动空间和社会流动空间通过信息科技和空间基础设施汇流，说明城市内部资源、人员、信息和物质已逐渐脱离国家控制，世界经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全球治理和公民社会都融入城市网络，城市网络最终成为自我维持的本体。

网络优势并不在垂直型而在于横向的延展性和开拓性，随着网络将越来越多的城市编织起来，城市内部各种活动、事件自下而上贯穿到整个体系中，进而创造出新兴的层次空间。卡斯特尔认为，地方通过技术自发横向链接使微观环境具有全球维度，这种链接可用于旧战略，如民族主义也可延伸出公共外交这样全新的国际实践。萨斯基亚·萨森认为大量未经正式政治体系过滤的活动——静坐、示威、游行等，在政治空间轮番出现。这些活动和行为主体按照目标不同可大致分为三类：（1）地方性目标，比如环境保护、工厂罢工，但无论环境目标、失业就业还是工厂生产知识仍或来自全球其他地方，以及全球带有类似色彩斗争运动的激发；（2）国家目标，比如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利比亚的黎波里反对卡扎菲示威游行甚至莫斯科反对普京的游行，都具有明显国家政治特性但仍脱离不了宏观环境影响譬如金融危机和外部干涉；（3）体系目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公司或者国际运动，地方行动直接成为全球网络的一部分，同时没有丧失对地方目标的聚焦。需指出的是，“流动空间”塑造的层次政治并没有遵循从地方→国家→全球体系或者全球体系→国家→地方的路径，几个层次完全可以同时操作以追求目标的实现。白雪梅等认为城市运行和活动对全球体系有着重大影响，但由于时间、空间和制度上的不匹配，将这些影响整合进城市管理充满挑战，然而全球城市网络却以链接和联动方式，为城市内部的各类行为主体形成制度化、程式化的互动搭建起了政策网络。这种政策网络植根于具体议题并聚焦于操作的地方性，使城市获取了整合、综合和扩大三种治理能力。整合，表明城市围绕具体议题能吸引到不同的资源和行为主体，搭建出适宜的行动框架；综合，是议题整合和相关经验的提供，目前许多问题的政策框架基于政治和专业双重因素考量缺乏综合性和联系性，而这些议题往往又要落实到地区和城市层面譬如应对气候变化，显然城市处理这些关系在更具有便宜性，能够做到“政治问题专业化”。扩大效应即城市的杠杆效应，网络赋予城市国内/国际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使城市获取额外施展空间和“便宜性”，城市完全可以在母国政府和网络的双重要求中间做出取舍。一些学者甚至指出，城市可通过“回飞镖”方式扩大其在某些议题方面的国际话语权，影响外部观众的价值观进而实现自身目标。

三、城市嵌入全球治理的意义

城市通过全球城市网络成功嵌入到全球治理，而全球城市网络的基础在于“流动空间”，而“流动空间”由具体物质、信息、资金、人员和虚拟网络啮合而成，对单个城市提出外交需求。根据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解释，城市外交是指城市代表自身和自身利益，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行为主体制度和过程。城市外交并不是现代创造，古已有之，早在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就不断派遣和接受大使；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威尼斯和米兰创造出了组织化外交系统，其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城市才被主权外交取代。“二战”后，尤其70年代后，城市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权，标准化的基础设施、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国家政策和实践等都促使城市“走出去”，其后这种动力又逐渐向政治、人权领域迈进，如对美苏核武军备竞赛的反对、周边冲突预防、后冲突重建以及人道主义干涉。虽然《地方政府自治欧洲宪章》和联合国人居署使城市获得了部分外交法律空间以及相应的组织代表权，但城市并不具有现代国际法地位。既然如此，那么城市外交的动力又源自何处？陈志敏从构建次国家政府行为的动力学角度分析，从“拉”和“推”两个方面提出了驱动法则，包括地方国际利益、地方行动主义和地方行为能力。国外学者认为城市外交源自利益和互惠，利益指城市为避免不利因素对自身的冲击，如欧洲城市为防止周边国家族裔冲突的难民涌入而展开援助；互惠指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形式的互利合作，如加入低碳联盟的城市能相对较快地获取能源技术。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城市外交源自城市民主价值诉求，城市领导者受到选民压力或城市精英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不满而推动城市走出去；更多的人认为城市外交源自“连带感”（sense of solidarity），即一些城市和地方政府觉得有责任保护、支持其他城市居民获取幸福生活的权利，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欧美城市对南非城市反对种族隔离的鼓励。城市外交内容异常丰富，那么其嵌入到全球治理的意义又体现在哪？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层：

首先，城市外交已成为全球公共物品提供和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渠道。根据罗西瑙“两枝世界论”，国家和城市处于“世界政治的两个世界”，国家在国际框架中活动；城市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多中心的外围。这种划分对城市外交概念化、理论化固然有用，但实际运行中主权外交和城市外交都处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复合外交环境，这种环境没有区分国际——国家——次国家物理边界。其实城市内部的任何国际行为，无论公共或者私人、正式或者非正式、长期或者短期，只要跨越城市所在国家边界都认可为城市外交。由于嵌入的国家制度背景不同，城市往往有着不同自由度，并在全球化动力、区域性影响和本土化选择中衍生出多种外交模式，譬如参与制度化的城市国际组织、世界城市发起的临时性多边活动和姐妹城市等。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全球城市，以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聚集了大量技术——金融——管理精英，而这些精英又以领导或支持方式进入全球场景，进而对相关问题做出回应，如气候变化、金融危机、非传统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救助。这些特殊人群既使城市尤其全球城市成为战略治理能力的行为主体，又有足够能力通过跨国网络和政治经济项目将城市转变为有着操作规模的政治角色，并部分地将他们从主权国家对跨国公共活动垄断中解放出来，以更好的装备、技能和资源弥补国家治理缺陷。苏长和指出制度性和政策性分权使城市和地方政府外交空间趋于增大，他们通过合作、结对以及伙伴关系，既能向其他城市和地方政府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促进相互间的学习交流和能力建设，也能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提高城市和地方政府在国际体系特别是在联合国及联合国附属机构中的地位。此外有着地方影响力的公民社会组织和认知共同体也可以成为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来源。

其次，城市外交供给次国家层面国际制度并将城市直接“镶嵌”到国际制度中，推动制度变迁同时成为制度深度治理的重要载体。城市合作是城市外交主要表现形式，以官方访问、姐妹城市、多边活动、国际组织最常见。城市合作可使城市动员相应资源、交换实践经验、提升问题解决经验。当然城市合作不是无条件的，它也受到相关因素的制约：如参与方的忠诚度；城市相关社区、组织有效参与的制度基础；主体间理解和共识的达成；成本收益合理互惠；成功案例激励等。城市合作高度制度化为城市间国际组织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最早的城市间国际组织是1913年成立的地方政府联合会。“二战”后，这种组织数量急剧增加，当前至少70%的全球特大城市都已加入到形式各样的组织之中。当前城市间合作组织最突出、最有成效的当属世界地方政府和城市联盟（UCLG）。城市对国际体系参与还体现在对各种国际制度的“镶嵌”，它有两类形式：一是国际制度、国际协议、国际实践进展中包含的城市内容，分为明显和隐含两类，明显类是指国际制度直接包含的城市内容，如“里约＋20”峰会将城市列为七大关键议题之一，《21世纪议程》、应对风险灾害的《2005—2015兵库行动框架》、全球流行病管控体制等都对城市有直接要求；隐含类是指一些协议虽由主权国家缔结，但其完成落实却依赖于城市行动，如对温室气体减排和可持续治理来说，城市无疑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二是城市明确提出要参与国家间制度，如参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环境署的相关决策和活动。这些充分说明城市间合作以及国际体系制度的联系已成为国际制度体系的一部分。

再次，城市创新规范使得国际规范更加多样化。城市内部活跃着各种规范，这些规范既可能相互支持、协同；也可能矛盾、冲突；既可能与国际社会主流规范譬如人权、自由、平等相符，也可能基于自身文化传统而开发出来的其他规范譬如对正义的认识、对风险的认知等，这些规范大多源于城市自身历史经验、当下实践、人口结构和全球化输入。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在《全球发展趋势2030》报告中指出，目前城市化进程使得中产阶级强势崛起、个体权力增大，群体的价值观、趋势和态度趋同，城市创新、塑造国际规范能力大为增强。城市创造规范既可纵向上升至国家话语，也可横向输入、普及和扩散。问题便转换到城市当如何推动自身秉持的规范上升或者扩散的。规范生命周期研究表明规范传播一般存在权力强制扩散、理性的利益扩散和恰当的说服扩散三种模式，而说服性扩散又可大致分为人道主义化框定、支持性规范联系和情感化宣传三种逻辑。作为民事力量（civil power），城市并不具备强制性扩散的能力，理性的利益扩散和恰当的说服扩散是主要政策选项，如城市可通过物质援助激励对方作出符合自身期望的改变，如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一些城市率先放弃隔离就获取大量援助。说服扩散要求城市根据具体情势采取策略，C40等城市网络将低碳环保与国家安全挂钩较好地推进了低碳在国际层面的扩散，特大城市积极倡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采取了“权利义务对称、责任承担”等与支持性规范相联系的原则。城市扩散规范的理论和实践说明城市向下可推动居民内化既有的正确观念以更好地指导自身行为；向上可动员其嵌入的国家对“适当性准则”支持并予以接受；向外通过网络将自身行为标准化加以推广。经过“流动空间”和“外交”，城市内部的规范群成功地实现了向外传播，并得到其他城市和人类群体的响应，宏观上全球治理体系的规范群也会随着发生动态变迁，治理也无疑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四、结束语

全球化产生治理需求，而治理主体的多样化导致多中心的网络治理兴起。网络治理同样需要架构，在主体过度竞争、议题相互链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代，有效的治理需要国际领导，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传统大国并不愿意承担国际领导责任，而新兴国家也不愿意承担最大限度的义务。虽然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全球治理执行机制仍在于国家层面的多边主义，埃尔克·克拉曼（Elke Krahmann）也认为小多边的国际协议最关键，但异乎寻常的空白、矛盾、冲突，说明“碎片化”已经成为治理突出现象。碎片化需要整合、协调，更需要顶层设计，在无政府体系下，兼具经济、文化、政策权威、财政资源和技术信息的复合体——城市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日益城市化的世界中，城市既可能是环境变化、资源危机、卫生健康、民粹主义等问题的源头，也可能是治理最终所在地，由此城市对全球治理的嵌入非常关键。城市对治理的嵌入不在于城市自身而在于城市与城市构建的网络，城市网络形成需要三个条件：世界经济是网状的、城市互动创造出等级和结构、作为网络构造者的跨国企业为顾客提供全球无缝服务。城市网络植根的基础是世界经济，而对世界经济植根过程中还引发出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全球治理和公民社会等问题，“流动空间”可将几者有效啮合。城市个体缔结网络并越来越多依靠网络生存，说明全球城市网络已成为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本体层次。城市网络促成地方活动主义的兴起，而地方也通过技术自发横向链接。此外，行为主体构建的制度化互动模式使城市构建起全球政策网络进而获取三种能力：整合、综合和扩大。无论全球政策网络还是整合、综合和扩大等效应，城市都需要外交活动。城市外交就当前治理意义而言，主要体现在供给全球公共物品，使体系制度更加复杂化，同时有效扩散国际规范。

参考文献

Alberto Martinelli，Markets，Governments，Communities and Glob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Sociology，2003（18）.

Benjamin Cashore，Steven Bernstein，“Complex global governance and domestic policies：four pathways of influence”，International Af fairs，Vol.88，issue 3，May 2012.

Bernadia Irawati Tjandradewia，Peter J.Marcotulliob，“City-to-city networks：Asian perspectives on key elements and areas for success”，Habitat International，Vol.33，2009（3）.

Frank Biermann，Fariborz zelli，Philipp Pattberg eds，“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beyond 201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Gabriela Kutting and Ronnie Lipschutz，eds，“Environmental governance：Power and knowledge in a local-global world”，New York Routledge，2009.

Herman L.Boschken，“Global Cities，Systemic Power，and Upper-Middle-Class Influence”，Urban af fairs Review，Vol.38，2003（July）.

James P.Muldoon，Jr.，JoAnn Fagot Aviel，Richard Reitano，Earl Sullivan，“The New Dynamics of Multilateralism：Diploma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d Global Governance”，Westview Press，2010.

Joyeeta Gupta，“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vernance：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Politics，Law and Economics，2002（2）.

Juergen Rueland，“The rise of diminished multilateralism：East Asian and European forum shop-ping in global governance”，Asia Europe Journal，Vol.9，2012（2—4）.

Manuel Castells，“The Informational City：Information Technology，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

Margaret P.Kapns，Karen A.Mings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Politics and Pro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10.

Mark Amen，Noah J.Toly etc.eds“Cities and Global governance：New Site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shgate，2011.

Miranda A.Schreurst，“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East Asia”，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2010（5）.

Monica Salomon，“Paradiploma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in Mark Amen，Noah J.Toly etc.eds “Cities and Global governance：New Site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shgate 2011.

Paul Reiter，“Water-energy Nexus：Stepping into a Challenging Future”，Live＆Sustainable Cit-ies for the f uture World Cities Summit 2010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eter J.Taylor，“New political geographies：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World City Network”，Political Geography，Vol.24，2005.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 Jr.，“Globalization：What’s New？What’s Not？（And So What？）”，Foreign Policy，2000（1）.

Rogier van der Pluijm，“City Diplomacy：the expanding role of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lingendael.

Saskia Sassen，“Local Actors in Global Politics”，Current Sociology，Vol.52，2004（4）.

奥伦·杨：《世界事务中的治理》，陈玉刚、薄燕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

戴维·赫尔德：《从行政的到世界主义的多边主义》，载戴维·赫尔德：《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黄超：《说服战略与国际规范传播》，《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

李昕蕾、任向荣：《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罗伯特·基欧汉：《全球管理与民主问责制》，载戴维·赫尔德：《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迈克尔·赫勒：《困境经济学》，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毛维准：《全球治理新试验？议题互嵌、机制关联和公民社会兴起——以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为例》，《国际展望》2011年第1期。

牛海彬：《“2030：转型中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国际展望》2012年7、8月。

庞中英：《效果不彰的多边主义和国际领导赤字——兼论中国在国际集体行动中的领导责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

苏宁、王旭：《金融危机后世界城市网络的变化与新趋势》，《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田野：《制度分析的层次问题与国际制度研究》，《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

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徐琨琳：《回顾国内外城市外交理论研究成果》，《实践与探索》2008年第21期。

约翰·鲁杰：《把镶嵌性自由主义带向全球：公司联结》，载戴维·赫尔德：《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郑伯红：《现代世界城市网络化模式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注释】

(1)Stanley Hoffman，“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Law”，World Politics，Vol.14，No.1，Oct.1961，pp.205—237.

(2)［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3)Robert O.Keohane edt.，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154.

(4)［法］让·博丹著、［美］朱利安·H.富兰克林编：《主权论》，李卫海、钱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5)周永坤：《一个时代的建构者——代译序》，转引自［法］博丹著、［美］富兰克林编：《主权论》，李卫海、钱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4页。

(7)［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8)［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108页。

(9)［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10)［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9页。

(12)［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平、松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13)［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14)［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华、松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15)［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16)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17)Joseph S.Nye，Jr.and Robert O.Keohane，“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5，No.3，1971，p.331.

(18)Nye and Keohane，“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A Conclusion”，pp.729—736.

(19)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World Politics，Vol.27，No.1，1974，p.41.Joseph S.Nye，Jr.and Robert O.Keohane，“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A Conclusion”，p.730.

(20)［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1)［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

(22)Michael Suhr，“Robert O.Keohane：A Contemporary Classic”，in Iver B.Neumann and Ole Wēver（eds.），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stersin the Making？London：Routledge，1997，pp.99—100.

(23)门洪华：《罗伯特·O.基欧汉：诠释与发展世界政治理论的经典大师》，转引自［美］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10页。

(24)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导言》，转引自［美］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25)［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何向东、杨德、唐建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6)［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何向东、杨德、唐建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7)［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28)Hedley Bull＆Adam Watson，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

(29)［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30)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

(31)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xviii.

(32)Bas Arts，“Non-State Actors in Global Governance”，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2003 ECPR Joint Ses-sions，Workshop 11：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Issues-Ef fectiveness，Accountability，and Constitutional-ization，Edinburgh，Scotland，March 28—April 2，2003，p.8.

(33)James N.Rosenau，“Chaos in Global Life：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Two Worlds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No.4，1988，pp.327—328.

(34)［美］詹姆斯·罗西瑙：《全球新秩序中的治理》，转引自［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35)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

(36)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p.2—3.

(37)［英］赫尔德、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38)王杰：《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39)［英］赫尔德、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40)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转引自《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41)中国于201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形成“世界之中国”身份的里程碑。

(42)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43)Mallab，Sebastian，“For Rising China，an Identity Crisis”，Washington Post，26 March 2010.

(44)Michael Radu，Europe’s Ghost.Tolerance，Jihad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West，New York：Encounter Books，2010，preface.

(45)George Weigel，“Is Europe Dying？Notes on a Crisis of Civilizational Morale”，AEI Outlook Series，Wash-ington，DC，US：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March 2005），http://www.aei.org/outlook/22139，p.2.

(46)George Weigel，“Is Europe Dying？Notes on a Crisis of Civilizational Morale”，AEI Outlook Series，Wash-ington，DC，US：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March 2005）http://www.aei.org/outlook/22139，p.2.

(47)Ian Manners，“The Normative Eth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International Af fairs 84（1），2008，pp.45—60.

(48)David Rothkopf，“The World’s 10 most Dangerous Countries”，Foreign Policy，August 7，2009.

(49)Wang，Yiwei，“The Identity Dilemmas of EU Normative Power：Observations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in AndréGerrits ed，December 2009，Normative Power Europe in Global Politics：A Discus-sion，Clingendael European Papers n.5，The Hague：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69—70.

(50)Robert Cooper，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Demos，2000，pp.1—5.

(51)杨洁勉：《中美关系的变化与调整：新时势和新视角》，《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

(52)UK House of Lords，European Union Committee-Seventh Report，“Stars and Dragons：The EU and China”，23 March 2010，www.parliament.the-stationery-office.co.uk/pa/ld200910/ldselect/ldeucom/76/76i.pdf accessed 11 January 2011，p 6.

(53)本文是“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气候变化谈判综合问题的关键技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2BAC20B02。本文也是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项目编号：CHINARE2012-04-0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专家和学者的指导，也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的指导和建议。

(54)参见亨金：《宪政民主和对外事务》，邓正来、梁治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55)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56)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57)何忠义、盛中超：《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政策分析》，《国际论坛》2003年第1期。

(58)蔡守秋：《论环境外交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上海环境科学》1999年18卷6期。

(59)张海滨、艾锦姬：《美国：环境外交新动向》，《世界知识》1997年第12期。

(60)“Go-Green，Americans are Taking Conservation into Their Own Hands”，Newsweek，July 17，2006.

(61)“Bush Proposes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Fund”，Platts Commodity News，September 28，2007.

(62)Stephen Collinson，“Obama to World：We Will Lead on Climate Change”，http://news.yahoo.com/s/afp/20090126/pl_afp/uspoliticsobamaclimateenvironment.

(63)参见亨金：《宪政民主和对外事务》，邓正来、梁治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页。

(64)赵行姝：《美国气候政策转向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当代亚太》2008年第6期。

(65)Alan Carin and Barry Mehlenbacher，“Constituting Global Leadership：Which Countries Need to Be around the Summit Table for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ecurity？”Global Governance，January，2010，pp.3—45.

(66)Brian J.Cook，“Arenas of Power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making”，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38，No.3，2010，pp.65—72.

(67)Brian J.Cook，“Arenas of Power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making”，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38，No.3，2010，pp.65—72.

(68)Henrik Selin and Stacy D.Van Deveer，“Political Science and Prediction：What’s Next for U.S.Climate Change Policy？”，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Volume 24，Number 1（2007），pp.2—17.

(69)“How Politicians Affect Americans’Feelings Toward Climate Change”，http://eponline.com/articles/2012/02/06/how-politicians-affect-americans-feelings-toward-climate-change.aspx?admgarea=News.

(70)Michael J.Glennon and Alison L.Stewart，“The United States：Taking Environmental Treaties Serious-ly”，in Edith Brown Weiss and Harold K.Jacobson（eds.），Engaging Countries：Strengthen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ccords，Cambridge：MIT Press，1998，p.175.

(71)Rosemary Foot，S.Neil MacFarlane and Michael Mastanduno，“Introduction”，in Rosemary Foot，S.Neil MacFarlane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United States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7.

(72)Paul Martin，“Breaking Deadlocks in Global Governance：the L-20 proposal”，Global Governance，January 2007，pp.23—34.

(73)John Whalley，“Is the Copenhagen Accord Reelly‘Nopenhagen’？”December 21，2009，http://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2009/12/nopenhagen-copenhagen.

(74)Marianne Barriaux，“Obama Calls for Copenhagen Pact with‘Immediate’Effect”，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7，2009.

(75)John Whalley，“Is the Copenhagen Accord Reelly‘Nopenhagen’？”December 21，2009，http://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2009/12/nopenhagen-copenhagen.

(76)Duncan Clark，“How Fossil Fuel Reserves Match UN Climate Negotiating Positions”，Guardian，February 13，2012.

(77)“Briefing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Clean Air Initiative”，US Fed News，February 16，2012.

(78)Paula Dobriansky，“Clean Energy for Tomorrow”，Economic Perspectives，July 2006，pp.4—10.

(79)Se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http://www.brookings.edu/testimony/2009/0604_china_lieberthal.aspx.

(80)Andrew Ward and Daniel Dombey，“US‘Ready to Lead’on Climate Change”，Financial Times，January 13，2009.

(81)Michael J.Glennon and Alison L.Stewart，“The United States：Taking Environmental Treaties Serious-ly”，in Edith Brown Weiss and Harold K.Jacobson（eds.），Engaging Countries：Strengthen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ccords，Cambridge：MIT Press，1998，p.175.

(82)Rosemary Foot，S.Neil MacFarlane and Michael Mastanduno，“Introduction”，in Rosemary Foot，S.Neil MacFarlane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83)赵行姝：《美国气候政策转向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当代亚太》2008年第6期。

(84)Anthony Smallwood，“The Global Dimension of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Foreign Policy，Issue 167，Jul/Aug 2008，pp.8—9.

(85)David J.Rothkopf，“Is A Green World A Safer World？Not Necessarily”，Foreign Policy，Issue 174，Sep-tember 1，2009，pp.36—29.

(86)G.John Ikenberry，“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Foreign Af fairs，May 2011，pp.23—45.

(87)约瑟夫·S.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88)本次问卷受访的对象主要来自美国主要智库和相关官员，他们来自美国能源部、国务院、环保署、布鲁金斯协会、美国战略和国际关系中心、美国外交关系全国委员会、斯坦福大学国际战略和安全中心等。本次问卷调查起于2011年1月，终于2011年6月，发放问卷数量70份，回收有效问卷份数70份。问卷采取面谈和电话访谈形式进行取样。

(89)Richard N.L.Andrews，“United States”，in M.Janicke and H.Weidner（eds.），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apacity-Building，Berlin：Springer，1997，p.31.

(90)David M.Malone，“A Decade of U.S.Unilateralism？”in David M.Malone and Yuen Foong Khong（eds.），Unilateralism and U.S.Foreign Policy（Boulder，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3），pp.19—20.

(91)Gary C.Bryner，“The United States：‘Sorry—Not Our Problem’”，in William M.Lafferty and James Meadowcroft（eds.），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trategies and Initiatives in High Con-sumption Socie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78.

(92)Gary Bryner，“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in Paul G.harris（eds.），“Climate Chang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

(93)薄燕：《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美国与〈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实例》，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94)“EU/UN/Climate Change：US Change of Tone Confirmed At Tokyo Meeting”，Europolitics Environ-ment，February 19，2009.

(95)Anthony Smallwood，“The Global Dimension of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Foreign Policy，Issue 167，Jul/Aug 2008，pp.8—9.

(96)“After Climate Talks in Durban，A More Truly Global Solution”，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Decem-ber 12，2011.

(97)“Reclaiming U.S.Leadership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Ivanova，M.，＆Esty，D.C.（2008）；“Reclaiming U.S.leadership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SAIS Review，28（2），57—75.

(98)蔡守秋：《论环境外交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上海环境科学》1999年18卷6期。

(99)张海滨、艾锦姬：《美国：环境外交新动向》，《世界知识》1997年第12期。

(100)Sense of the Senate on Climate Change，S.Amdt.866，available at http://www.pewclimate.org/federal/congress/109/bills_index,Oct.23,2009.

(101)参见高翔、牛晨：《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进展及启示》，《美国研究》2010年第3期。

(102)“Climate-change Summit：A deal in Durban”，Economist，December 19，2011.

(103)Joseph S.Nye，“The Velvet Hegemony”，Foreign Policy，May/Jun.2003，p.74.

(104)王维、周睿：《美国气候政策的演进及其析因》，《国际观察》2010年第5期。

(105)“After Climate Talks in Durban，A More Truly Global Solution”，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Decem-ber 12，2011.

(106)参见Elizabeth C.Economy，“China’s Gree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pril 8，2010。

(107)Cleo Paskal and Scott Savitt，“Copenhagen Consequences for the U.S.，China and India”，Guest Commen-tary，http://www.upiasia.com/Politics/2010/01/04/copenhagen_consequences_for_the_us_china_and_india/1537/,January_4,2010.

(108)Fred，Bergsten（2009）指出为了稳定汇率，一些经济大国在本币国际化问题上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109)Michael P.Dooley，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2003），探讨了汇率稳定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作用。

(110)2009年以前的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参考周宇（2009）。

(111)货币网络外部性是指一种货币的交易网络越发达，使用的人数越多，参与者得到的好处就越大。

(112)参考Eichengreen，Barry and Marc Flandreau（2008）。

(113)Robert，Triffin（1960）尤其强调了贸易逆差对输出货币的重要作用。

(114)余永定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汇率的负面影响。

(115)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重大项目（10JJDGJW022）的前期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冷战后大国中东安全战略比较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研究项目和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资助。

(116)苏长和：《帝国、超国家与东亚的未来》，《国际观察》2003年第2期。

(117)中东究竟是地理概念、政治概念还是文化概念，迄今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本文讨论的中东主要是个地理概念，包括西亚诸国、北非和东非的阿拉伯国家。

(118)参见William Burr，ed，The October War and U.S.Policy，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October 7，2003；Jeffrey Z.Rubin，Dynamics of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Kissinger in the Middle East，New York：Praeger，1981；pp.197—225。

(119)参见徐坚：《国际环境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20)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74页。本文提出的第一次战略机遇期是指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大国对华采取制裁措施，但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后，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第二次战略机遇期是指“9·11”事件后，中国再次抓住美国长达十年的“全球反恐”和发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的时机。

(121)本文的“新时期”专指2002年9月中国设立中东特使机制以来的十年时间，这十年是中国在中东斡旋外交从无到有的重要发展阶段。

(122)对斡旋模式的跨学科研究最成功的要数2006年出版的《斡旋：实践、政策与伦理》一书，参见Carrie Men-kel-Meadow，Lela Porter Love，and Andrea Kupfer Schneider，Mediation：Practice，Policy，and Ethics，New York：ASPEN，2006。

(123)Jacob Bercovitch，ed，Studiesi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5.

(124)叶兴平：《国际争端解决中的斡旋与调停剖析》，《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125)参见Jacob Bercovitch，ed.，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Jacob Bercovitch and Scott Sigmund Gartner，eds.，International Conf lict Mediation：New approaches and finding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Jacob Bercovitch，etc.，The SAGE Handbook of Con f lict Resolution，Los Angeles：SAGE，2009；Eileen Carroll and Karl Machie，International Media-tion—The Art of Business Diplomacy，The Hague，London and Bost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Folberg Golam，Lawyer Negotiation：Theory，Practice，and Law，New York：Aspen Publishers，2006；Carrie Menkel-Meadow，Lela Porter Love，and Andrea Kupfer Schneider，Mediation：Practice，Policy，and Ethics，New York：ASPEN，2006；Carrie Menkel-Meadow，ed.，Mediation：Theory，Poli-cy and Practice，Aldershot：Ashgate，2001；Marieke Kleiboer，The Multiple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Mediation，Boulder and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Burcu Savun，“Information，Bias，and Mediation Succes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2，No.1，2008；Saadia Touval and William Zartman，eds.，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Boulder：Westview Press，1985；Dennis J.Sandole，etc.，Handbook of Conf lict Analysis and Resolu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叶兴平：《国际争端解决中的斡旋与调停剖析》，《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漆海霞：《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等。

(126)参见Jeffrey Z.Rubin，Dynamicsof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Kissinger in the Middle East，New York：Praeger，1981；Dale Bagshaw and Elisabeth Porter，eds.，Medi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Trans-forming Con f licts and Building Pea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K.Venkata Raman，ed.，Dispute Settlement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New York：Oceana Publications，1977；Kenneth W.Stein，Heroic Diplomacy：Sadat，Kissinger，Carter，Begin and the Quest for Arab-Israeli Peace，London：Routledge，1999；Mordechai Gazit，Israeli Diplomacy and the Quest for Peace，London：Frank Cass，2002；孙德刚：《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与美国的斡旋外交》，《美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1辑；刘玉堂等：《楚国的奉使外交略议》，《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丁隆、赵元昊：《卡塔尔的外交政策及其实践》，《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1期。

(127)Howard Raiffa，The Art and Science of Negotia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Michael Greig and Patrick M.Regan，“When Do They Say Yes？An Analysis of Willing-ness to Offer and Accept Mediation in Civil War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2，No.4，2008；Fran-cois Debrix，RitualsOf Media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ocial Meaning，New York：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Oran R.Young，The Intermediaries：Third 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Howard Raiffa，Negotiation Analysis：The Science and Art of 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28)参见刘长敏：《论朝鲜核问题解决中的国际斡旋与调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中民：《中国的热点外交研究——特点、理念与意义》，《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3期；孙昉、禚柏红：《晚清中国在巨文岛事件中的外交斡旋》，《淮阴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姜宅九：《中国参与六方会谈：斡旋角色与前景》，《当代亚太》2007年第2期；朱锋：《中国的外交斡旋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

(129)Jacob Bercovitch，“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in William I.Zartman，I.and J.Lewis Rasmussen eds.，Peacemaking in International Conf lict：Methods and Techniques，Washington：U.S.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7，p.131.

(130)Memcon between：Kissinger，Meir and Party，2 November 1973，1000 p.m.-1245 a.m.，NPMP，RG59，SN70-73，POL Israel-US，box 3.

(131)Saadia Touval and William Zartman，eds.，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Boulder：Westview Press，1985，pp.22—23.

(132)孙昉、禚柏红：《晚清中国在巨文岛事件中的外交斡旋（1885—1886）》，《淮阴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33)刘长敏：《论朝鲜核问题解决中的国际斡旋与调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四章。

(134)孙德刚：《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6期。

(135)Bahgat Korany，and Ali E.Dessouki，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rab States，Cairo and New York：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2008，pp.545—596.

(136)Jacob Bercovitch，ed.，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7.

(137)Oran R.Young，The Intermediaries：Third 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p.80—90.

(138)Marieke Kleiboer，The Multiple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Mediation，Boulder and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p.89—118.

(139)《曹刚川会见苏丹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长》，《解放军报》2007年4月3日。

(140)中东地区国家中斡旋外交最活跃的要数卡塔尔，其近年来参与了伊朗与阿联酋岛屿争端、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巴以冲突问题、黎巴嫩内战问题，以及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等诸国内部各派之间的斡旋，斡旋外交收效显著。参见丁隆、赵元昊：《卡塔尔的外交政策及其实践》，《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1期。

(141)其中以联合国为代表。关于联合国的斡旋外交的模式与机制可参见论文集K.Venkata Raman，ed.，Dis-pute Settlement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New York：Oceana Publications，1977。

(142)刘鸿武、李新烽主编：《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246页。

(143)外交部政研司：《中国外交/2008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144)刘鸿武、李新烽主编：《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页。

(145)Steven Erlanger，“As Nuclear Talks with Iran Restart，New Hopes for Deal”，New York Times，April 12，2012.

(146)《中国政府特使抵达大马士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2月18日。

(147)《利反对派领导人21日起访华，外媒称中国扮演调停者角色》，《环球时报》2011年6月21日。

(148)陈洁华：《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149)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

(150)Hidetaka Yoshimatsu，“Japa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in East Asia：Expanding Involvement，Stagnated Influ-ence？”in Nicholas Thomas，Governanceand Regionalism in Asia，New York：Routledge，2009，p.68.

(151)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

(152)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Introduction”，in Joseph S.Nye and John D.Donahue，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Washington，D.C.：Brookings，2000，p.12.

(153)Marie-Claude Smouts，“The Proper Use of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50，No.155，Mar.1998，pp.83—84.

(154)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55)徐崇利：《跨政府组织网络与国际经济软法》，《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

(156)卢静：《全球治理：地区主义与其治理的视角》，《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4期。

(157)B.Guy Peters and Jon Pierre，“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A Faustian Bargain？”in Ian Bache and Matthew V.Flinders，Multi-level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78.

(158)Ian Bache，and Matthew V.Flinders，“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British Politics”，in Ian Bache and Mat-thew V.Flinders，Multi-level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97.

(159)Thomas G.Weiss and Ramesh C.Thakur，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UN：An Unfinished Journe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0，p.6.

(160)Richard A．Higgott，“The Limits to Multilateral Economic Governance”，in Helen S．Nesadurai，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Security in East Asia：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dege，2006，pp．165—182．

(161)James N.Rosenau，“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in James N.Rosenau and Ernst Otto Czempiel，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5.

(162)James N.Rosenau，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45.

(163)Peter J.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40.

(164)丁煜：《多重治理：机制、模式与关联》，《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65)耿协峰：《呼唤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

(166)Alice D.Ba，“Contested Spaces：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in Alice D.Ba and Mat-thew J.Hoffmann，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Coherence and Contestation，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p.205.

(167)“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28 November 1999，http://www.aseansec.org/5469.htm.

(168)East Asia Study Group，Final Report of the East Asia Study Group，4 November 2002.

(169)http://www.neat.org.cn/english/zjdyen/index.php?topic_id=001001.

(170)Yasumasa Komori，“Regional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and the Asia-Pacific”，East Asi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Vol.26，No.4，2009，pp.331—336.

(171)T.J.Pempel，“The Race to Connect East Asia：An Unending Steeplechase”，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Vol.1，No.2，2006，p.247.

(172)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Routledge，2001，p.64.

(173)Richard A.Higgott，“＇Alternative Model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The Limits of R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East Asia”，in Mario Telò，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Aldershot：Ashgate，2007，p.101.

(174)Sarah Eaton and Richard Stubbs，“Is ASEAN Powerful？Neo-Realist versus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Power in Southeast Asia”，The Pacific Review，Vol.19，No.2，2006，p.141.

(175)Saori N.Katada，“Constructing Regional Interests in Japan and China”，The Japanese Economy，Vol.31，No.3—4，2003，p.138.

(176)William W.Grimes，“Japan Confronts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Asia-Pacific Review，No.16，No.2，2009，p.46.

(177)Masahiro Kawai，“East Asian Economic Regionalism：Progress and Challenge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Vol.16，No.1，2005，p.43.

(178)“ADB Approves Regional Credit Guarantee Fund”，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0-04/14/content_9729363.htm.

(179)Mireya Solís and Saori N.Katada，“Permeate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Cross-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Saori N.Katada and Mireya Solís，“Cros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Understanding Permeate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Berlin：Springer，2008，p.7.

(180)“Free Trade Agreements”，http://aric.adb.org/FTAbyCountry_All.php.

(181)《美国跨太平洋战略示范效应浮出水面》，《人民日报》2012年3月15日。

(182)Malcolm Cook，“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ast Asia Summit：Finding the Proper Home”，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2，2008，p.295.

(183)“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http://www.aseansec.org/26744.htm.

(184)John Ravenhill，“Asia’s New Economic Institutions”，in Vinod K.Aggarwal and Min Gyo Koo，Asia’s New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Evolving Structures for Managing Trade，Financial，and Security Rela-tions，Berlin：Springer，2008，p.55.

(185)A.Payne，“Globalisation and Modes of Regionalist Governance”，in Jon Pierre，“Debating Governance：Authority，Steering and Democr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01—218.

(186)Leonardo Martinez-Diaz，The G20 after Eight Years：How Effective a Vehicle for Developing-Country In-fluence？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orking paper，Oct.2007.

(187)［加］彼得·哈吉纳尔：《八国集团体系与二十国集团：演进、角色与文献》，朱杰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188)如果将欧盟成员以及瑞士、挪威等欧洲小国视为一个整体，中国香港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则二十国集团当初成立时成员大体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共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左右。如今格局大体相同，只有阿根廷被非成员国委内瑞拉超过。参见World Bank，Total GDP 1999，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10。

(189)UN General Assembly，Doc.A/64/706，Strengthening the Framework for G20 Engagement of Non-Mem-bers，11 March 2010，available at http://www.mfa.gov.sg/newyork/pdf/02062010.pdf.

(190)参见Anne-Marie Slaughter，Networking Goes International：An Update，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Vol.2，2006，pp.211—229。

(191)二十国集团最初着重加强金融监管，被认为主要是七国集团成员内部的合作。

(192)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2-01-19/content_4993059.html.

(193)2010年改革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份额加倍至4 768亿特别提款权（约7 500亿美元），世行通过基本投票权翻倍和有选择的投票权增加获得注资862亿美元，使认缴资本总额达2 761亿美元。同时，超过6%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转移给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使后者总份额升至42.3%；世行4.59%的投票权由发达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使后者总投票权提升至47.19%。匹兹堡峰会各国领导人表示，考虑到其发展使命等因素，世界银行应进一步朝着均衡投票权（equitable voting power）方向发展。目前发展中与发达国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约为3∶7。

(194)http://blogs.wsj.com/brussels/2011/03/26/gordon-brown-laments-g-20/.

(195)Susan C.Schwab，After Doha：Why the Negotiations Are Doomed and What We Should Do About It，For-eign Af fairs，May/June 2011.

(196)Thomas Wright，Toward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Why Bigger May Not Be Bette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July 2009，pp.163—180，176—177.

(197)Briefing by Treasury Secretary Tim Geithner on G20 Summi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press-briefing-treasury-secretary-geithner-20-meetings.

(198)熊敏：《韩预热G20首尔峰会，全球发展问题首登峰会议程》，《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7月2日。

(199)“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机制开始于2009年，而此前他们便开始了联大框架下的外长会晤和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下的财长会晤。可以认为，“金砖国家”的升格与金融危机和二十国集团升格有着密切关系。

(200)Bruce D.Jones and Richard Gowan，with Emily O’Brien，The G8 and the Threat of Bloc Politics in the In ternational System，May 24，2011，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黄仁伟：《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

(202)杨洁勉：《金砖国家合作的宗旨、精神和机制建设》，《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

(203)二十国集团信息中心对历次峰会承诺遵行情况的分析报告，请参见Leaders’Compliance Assessments，http://www.g20.utoronto.ca/analysis/index.html。

(204)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215.

(205)Bric Quartet Defined by Differences，Financial Times，June 15，2009.

(206)Pedro da Motta Veiga，Brazil and the G20 Group of Developing Countries，in Peter Gallagher et.al.（ed.），Managing the Challenges of WTO Participation：Case Studies，World Trade Organization，Dec.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