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改革_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

一、于无声处：新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改革

1.改革之背景：现代化的缺席

作为世界整体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中国清朝末年就从枪炮轰鸣中看到了自己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随着天朝大国独尊迷梦的惊醒,中国在被动地坠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同时,也开始了迂回曲折的现代化旅程。清朝末年,封建统治内部出现的“维新”与“改良”运动,可以看做封建政府试图走向现代化的朦胧尝试。但“现代化”与封建统治有着天生的不可调和性——李鸿章等人的技术改良尚能为帝制所容,“民主”、“共和”等现代理念却是旧制度万难接受的。“体用之争”,在一定程度可以视为清政府矛盾心态的反映：既看到现代科技的威力,希望现代化的物质成果“为我所用”；又害怕现代文化理念对自己地位的彻底消解,从而拒绝根本改变自己的制度系统。辛亥革命终结了这个僵化保守的王朝,也终结了数千年运行不衰的封建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民主”、“科学”两大口号,是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理想的理性概括。但长期的文化思维习惯,又使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步履蹒跚：“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衷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³⁾民族危亡的紧迫形势,却没有给种种“现代化”方案从容实验的机会。1949年建国后,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现代化”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就是赶超英美,迅速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任务急迫,但现实困难重重。农村分散的大量经济单元,难以一下子完成工业改造。于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框架的计划经济体制自然而然就成为首选。不论现在人们怎样看待建国之初的经济模式选择,作为一个有惨痛历史记忆的民族,急赴“现代化”乐园、渴望摆脱民族困境的初衷,是不难理解的。

在世界范围内,最广泛、最持久、最深刻的斗争,是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世纪鏖战,没有一个民族能置身事外。两种制度的斗争结果有目共睹：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战争以另一种方式宣告结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以各种方式探索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资本主义制度不断的成功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可以归结为激励和市场问题,或缺少激励和市场。”⁽⁴⁾寻求更好的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市场经济之所以存在的人性基础。“饮食男女”作为人之“大欲”,是一个客观存在,也给个人和人类社会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世俗性：“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⁵⁾纯粹无瑕的计划经济的实验结果是,“每个公民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真切现实与教科书和‘官方’广播中的说教之间的巨大反差,无情地摧毁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合法性。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经验的说服力超过任何信仰、理论和宣传”⁽⁶⁾,“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⁷⁾改革成为世界潮流。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国策,就是政府在“文革”浩劫之后重建“合法性”的举措,也是中国向“现代化”目标的又一次冲刺。在人类历史由“地区史”进入“世界史”之后的今天,市场化“改革”必然要求对外“开放”。因为资本的本性不会使它对自己的市场范围画地为牢,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从根本上说是反对界限的。同时,对于长期封闭的国家而言,开放意味着“学习”、“借鉴”,意味着寻求已经过实践检验的体制参照。中国电影于是被架上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并在双轨运行中被世界资本和资讯洪流所涤荡,“闲庭信步”的宁静被“中流击水”的峻急所取代。

2.改革之特征：分步走模式

中国选择的改革模式是“分步走”的政府主导型渐进改革。这种改革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强调各个领域的改革次序,改革具有“不同步性”：通过前后相继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分步“跨越峡谷”。实际上,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并不是真的先经济,再社会、再政治的简单线性关系。突破性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也就转动了整体的社会飞盘。改革是以突破——适应——突破的方式实现变革与整合的双重任务的：经济领域的变革,带来了社会领域的变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是政府建立政绩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因而是政府全力推进的改革领域。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资源占有主体日趋多元化,一些人越来越依赖市场生存而不是“体制”。社会领域中的新生阶层产生某种“自治”倾向,并要求分享权力。对此,政府只能谨慎地、渐进地“放权让利”。因此,在三个领域的改革交叉共进的演变进程中,可以预见的是,其逻辑次序必然是经济——社会——政治的纵深发展：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率先完成,并导致社会领域的“自治化”紧随其后渐次实现,而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将与前两者共进,进而最后完成。

改革领域的“不同步性”,在不同的文化艺术领域有不同的影响。大体说来,在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文艺领域,这种“不同步性”越发明显；电影作为改革之前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文艺载体,在社会转型中,陷于政治、文化、经济不同步发展造成的“功能冲突”的漩涡中,左右掣肘。而同时期的其他文艺样式,如电视剧,在市场化程度上先行一步,在意识形态上也较电影更为开放和多元。许多有影响的电视剧,在反映现实的力度、深度和及时程度上,比同时期的电影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法官》、《大雪无痕》、《黑洞》、《忠诚》、《红色康乃馨》、《县委书记》等电视剧,在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上都有可圈可点之笔,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当下社会现实中的“暗疮”和“黑洞”,因此在展示社会现实的“暖色”和“亮点”时,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这些作品所构筑的“现实”,具有某种完整性和仿真性。其“完整性”在于,它包容了“现实之恶”和“道德之美”两个维度的认知和评价。所以,当身处具体社会现实中的观众以“眼”问“心”地评价这种艺术真实的时候,“眼中所见”和“心中所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构”,这正是电影接受的“认同”原理。在新时期的电影创作中,反映现实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电影人的弱项。2000年《生死抉择》票房过亿,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观众并不是真的不需要国产电影,不需要的是让人昏昏欲睡的国产电影；二是现实题材作品永远不会过时,过时的是处理现实题材的手法和眼光。而现在回头去看,《生死抉择》远非真正的现实主义力作,它的新面孔中重叠着旧模样——传统清宫模式文艺作品的脸型,常规主旋律影片的眉眼。相对的创新本质是保守,另一种保守。

3.改革之困扰：断裂与整合

概而言之,在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断裂”的现象：城市中,大量的人员在国企亏损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被甩出体制,失去工作也同时失去相应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成为城市“新贫”群体,而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一小批人迅速暴富,社会贫富差距在“小康”目标的总体实现中拉大；在农村,农业基本上是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大量农村人员来到城市,游走于一些专业化程度不高的职业之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事件,对城市而言,是新的职业和产业被创造出来,而那些沦为被淘汰者的下岗人员大多数无法被这些“朝阳产业”吸纳,一些有现代教育背景的青年才是为这些职业量身订做的理想职员；对农村而言,则随着社会消费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过渡,农村越来越依赖于城市,城市则在入世后因为大量进口农业产品而对农村若即若离。可是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旧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就业制度、福利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农村人口进城之后难以真正安居乐业,现有的户籍改革又以附加条件,限制了在过去工农业“剪刀差”中利益长期受损,所以基本不占有物质资源的农民。总而言之,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前提下,又出现了贫/富、城/乡之间的结构性断裂。

这种断裂给中国电影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因为它直接改变了中国电影观众的构成：一是不同人群的经济水平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结果导致了中国电影消费群体的萎缩,电影作为产业面临着经济效益指标的无情考量；二是不同人群的审美趣味越来越千差万别,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产品,面对进一步细化的电影市场/观众,“抓住尽可能多的欣赏者”越来越成为一种魔鬼考验；三是不同人群的文化立场必然或左或右,而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进行社会意识整合是其无法回避的任务,这个任务看起来又像是一句刁钻提问。

除此之外,在经济、社会、政治三大领域的变革中,由于政治领域处于变革逻辑次序的终端,“中国选择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导致容易见效的改革已基本完成,而一些在意识形态上敏感的、操作上艰难的改革,则因被多次延宕而越来越难以突破。”⁽⁸⁾这在电影领域尤其明显,其表现就是电影产业效益和意识形态任务之间的顽强纠缠。于是,电影企业作为理论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控制下难免有掣肘之憾,中国电影企业的市场化道路,还有最后一道意识形态关口。在社会领域中,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处于白热化竞争阶段。“传统”既包含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历史文化,也包括以革命意识形态遗产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现代”则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契约伦理、制度伦理为核心,从根本上说是否定传统社会的“身份观念”和“差序格局”的。“小学生要不要见义勇为”和“雷锋精神”再次又再次的讨论,显示了“传统”与“现代”伦理精神的斗争和整合,昭示了“私域”与“公域”的界限在博弈中等待明晰化。对电影来说,把握恰当的价值尺度伦理法则,找到合适的叙事立场、言说基调,越来越成为一场高难度竞赛。

这对新时期的中国电影来说,实际是向它怎样拿捏价值评判尺度提出了挑战。这一问题在90年代的中国电影创作中进一步凸现：

一是政治伦理的相对修正。随着一批重金打造的“重点片”的出场和谢幕,电影所传达的政治伦理也在“市场反应”这一现实指标的规约下,不断调整和修补。《大转折》作为壮丽的历史宏篇,在无情的战争和历史之中,嵌入了有情的生命。在对历史的还原中,焦点从“历史”到“人”发生了一定转移,曾经作为再现历史的“符号”和“代码”的面目模糊的人物,在历史“焦距”的调整中,有了相对生动的个性。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系统之中,通过艺术策略,植入了人性视点和人道原则。《离开雷锋的日子》抛开了“好人好事”影片的常规套路,变甜蜜“颂歌”为苦涩“行吟”,以复调人性取代单色心灵,用现实困境反衬灵魂挣扎,也暗示了“好人”概念的变迁。在“好人”的概念中,为人性的真实图景留下了更多缓冲空间。这当然为电影的平民化和市场化提供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观众提供了“重大题材”电影的新鲜体验。问题是,这种新鲜感是以意识形态的有限修正为前提的,“重大题材”作为资源有开发限度。这是电影的“政治”价值评判尺度面临的困境。

二是社会伦理的多元合唱。在社会伦理的合唱中,“传统”、“现代”甚至“后现代”规范都不甘寂寞,纷纷粉墨登场。新时期电影在文化精神上,可谓“异代”而“同时”。既有被称为电影儒学的谢晋模式的“政治情节剧”,也有被称为痞子文化的王朔风格的“顽主”电影系列。前者用情节剧的模式,完成“家”与“国”的有效缝合,对在“文革”风暴中破损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修补,因此是“传统主流电影的当代代表”；后者用有些另类的边缘人物的言语与行为,消解已经成为“传统”的一切——政治和文化,以“千万别把我当人”的话语姿态自我消解。结果,两种文化指向都受到了其对立面的激烈批判。这是电影“道德”价值评判尺度遭遇的矛盾。在电影产业和市场的意义上,价值评判尺度的把握堪称要务,因为这正是定位一部电影的目标观众群体的直接参数。“道不同不相为谋”,伦理观念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道”。伦理观念不同,审美取向也就难以统一,“美”的感受与“善”的评判实际是不可分的。要一位端方的老人喜欢《大话西游》可能性不大；要一个叛逆的青年激赏《喜莲》也不现实。

这些断裂和错位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因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被动地根据“别人”而不是“自己”的需要,建立起极不均衡的工业格局和社会结构,在思想上更是受“传统”和“现代”精神的双重困扰。但在农业/工业极不对称的经济格局中,没有稳定的国家政权,空谈“现代化”无异于缘木求鱼；新中国成立后,用一套体制作保证,“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被强化了。其本意,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究其根本,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地位使然；改革开放的狂飙,使中国在市场化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也扬起了历史的尘沙。曾经存在过的制度和观念,在被改革之风吹走之前,还要做最后的谢幕表演。

对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改革”的面面观,无处不关涉新时期中国电影和中国观众各自演变又相互影响的关系。作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新时期之初的中国电影,恰好处在政治、经济、文化三种向量风云际会的“是非”之地。它进行现代产业化、企业化转型的20多年,外有政策的掌控和市场的调节,内有体制的磨合和观念的冲突,可谓“交困”之旅。在这充满忧患也堪称悲壮的旅程中,国外电影的冲击一浪接一浪；而制度建设中的缺口的存在,掺杂着复杂如一本社会学专著的因素,使“盗版现象”竟然如此普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人的电影。

社会阶层结构从“三明治”到“千层饼”的复杂转化⁽⁹⁾,使电影观众一词越来越难准确定义和描述,也使那些自身也是转型社会中渺小个体的电影人,对市场有了矛盾的态度。政治、艺术、娱乐功能一度在中国电影中奇怪地呈相对分离状态,面对媒介环境改变提供的新娱乐途径,作为消费者的观众,在个人权利和自由得到极大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任何消费者支配资源的权力,同任何别人对其本人资源的使用无关,如果每个人所得到的满足又只是决定于他所消费的货物和劳务,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去注意别人是不是把他们的资源使用得最为满足⁽¹⁰⁾”——可想而知,其行为必然是“供需关系”和“价值规律”的现实演绎：在电影票价上涨的前提下,先是风情万种的电视和互联网瓜分一部分电影观众；然后是品种繁多、价格低廉的盗版音像制品,偷袭并盘踞了一片难以测算的电影市场；仍然走进电影院的那些人,相当一部分是盗版电影培养出来的欧美影迷,对于精品难得一见的国产电影来说,人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坐在电影院里仍然看国产电影的那些人,作为消费时代深谙“经济”原则的理性人,既然每一次电影消费都是一次微型“投资”,因此在电影消费上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国产电影票房明显地向少数大牌导演和明星的作品集中。可以预期的投资回报——与电影票价相当的审美快感,才是激发人们的观影欲望的重要因素；那些人被舒服的沙发和迷人的电视“软禁”着,被应有尽有的盗版电影溺爱着,被蹦极、登山、郊游等充满挑战性的消闲方式挑逗着,要从种种诱惑中抽身而出,其驱动力必然来自电影非凡的品质,以及基于这种品质的有效营销活动。一句话,在电影生产者电影产品电影消费者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关系中,终端的“消费者”——观众,今天已成为彻底的市场主体；而起始端的“生产者”——企业和创作群体,则捆绑于各自的故有锁链,远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如此,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反馈机制必然不畅,生产者的市场反应能力也大打折扣。生产者即便摸到了市场的脉息,也很难迅速出手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