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中国政治宣传的动力

客观地说，中国政治传播的整体姿态和势能是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这是因为，政治宣传始终担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治理等合法性构建的重大使命。进入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以来，全球政治风雷卷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全世界绽放异彩。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媒介地位的突出改变，互联网时代所要求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使中国的政治宣传也焕发出一定的新的活力，对鼓舞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提升中国政治文明的国际影响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无视和忽略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模式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相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使命下，我们应以勇于革新的态度，在总结“来之不易、弥足珍贵”的历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改革和改善我们的政治宣传。

（一）动力一：在人类新的政治秩序中宣示和传播中国特色政治文明

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的范畴，它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带来的是十分剧烈的文化冲撞和政治生态的变动。这种文化冲撞和政治变动经过激荡磨炼，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政治文明。这种政治文明突出的特点是，不断地突破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基质的边界，贡献出超越国家政治的、具有最大普遍性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共享平台。这个共享平台，从政治价值的传播和交流而言，不再是一种主观的价值观单向强行输出，而是一种平等互动交流式的差异性融合。任何传播于其中的政治价值观均需实践检验，方可得到受众的认同。就此而言，过去的基于国家政治的、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模式，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有的以国家为边界的政治模式，要想在全球政治生态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想展示自己所创造的政治价值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就势必要改革现有政治传播模式，以不断地刷新自己的“存在感”，不断地输送自己所创造的政治文明，并合理地“宣示”自己的贡献。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国近几十年所创造的政治文明，虽不能像经济一样笼统地用“一花独秀”来形容，但着实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但是，不像我们的经济被广为称赞，我们的政治总是遭受着来自不同立场和不同角度的各种各样的非议。这固然与其中的各种政治偏见不无关系，但是也不可否认，我们过去的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传播过于宏大抽象而模糊，对我们几十年来所创造的政治文明的传播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空心化”的话语层面，缺乏对创新价值的精准解析，进而陷入弱势，愈显乏力。现在，新的国际政治的形势，新的人类政治价值的共享，新的人类政治文明的呈现，均要求我们改变、提升政治宣传到新的境界。

（二）动力二：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内在契合的国内政治体制的运行

当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入“市场占支配性地位”的阶段时，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本身由单一的所有制转变为成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这种转变已经超越了一开始的人为地、机械地改变各种所有制比例的初级发展状态，逐步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从结构到功能的有机统一。经济基础变革所释放出的强大势能，为政治领域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要求政治领域及思想文化领域以内在契合、深度匹配的方式有效运行。现在，观察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就会发现，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经济的多主体、政治的多元共识、文化的多态共存、思想价值观的多元共享，成为一种深刻的时代性诉求。

现在的中国，在理论上已然明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属性、基本原则与渠道程序，并逐步付诸于政治实践。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政治运行内在契合之使然。从政治学学理的角度讲，这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先进、最文明的成果，是“人民民主”扬弃竞选性选举民主，从较为抽象的“人民民主”下沉到协商民主的制度性安排。这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证。有学者认为，“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是突破民主两难困境的一种尝试，也是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一种纠正，即在现有代议制民主框架内增加直接民主的含量”^[1]。因而，“协商民主一定会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独特而有效的形态屹立于现代人类政治文明体系”^[2]。

中国的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相匹配的常态政治运行机制，对我们现有的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模式提出了时代性的变革要求。从社会的结构来看，长久以来，中国社会是政治统合经济、文化的“领域合一”，是以政治为“统帅和灵魂”而运行的。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文化逐渐“领域分离”，形成了“国家—社会”的新格局，但是，根本上还是国家主导着社会。“领域合一”与国家主导着社会，一直决定着政治传播中的“主—客”二分的传受关系，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模式一直担当着政治传播的使命。但是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传播主体的多元性，传播过程的交互性，传播空间的脱域性，传播中心的分散性，传播价值的生成性等，呼唤基于协商民主的政治宣传新形态。

（三）动力三：改变现有政治宣传覆盖面漏缺和势能弱化的情势

美国学者托夫勒1983年就曾预言：“信息是和权力并进而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3]托夫勒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毫无疑问，传播技术的发展进入互联网时代，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于思维方式，都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其中，这种变革对政治的作用尤为明显。英国学者安德鲁·卡巴德斯等把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总结为四点：实现平民主义，促进公民直接进行政治表达；重塑公民社会，推动政治文化转变；促进公民获取信息及与决策者沟通；构筑电子政府，实现政府服务的扩展与革新。^[4]其实，卡巴德斯所说的这些也就是传播技术发展对政治的“顺从式自然推进”，而更为尖锐的“锥刺”犹如詹姆斯·凯伦在《媒体与权力》中所言：“新媒体会催发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从而在现存的主导型维权结构内部引发日趋激化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新媒体有时候会绕开已经建立起来的媒体传输机构，发布遭到禁止或限制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控制社会知识的等级制度。”

这种情形一定程度地折射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传播现实中。从理论上讲，政治传播具有构建政治合法性、形成公共舆论、推进政治民主三大功能。^[5]三大功能的实现依赖的是与特定政治生态相适应的政治传播模式，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政治生态对于三大功能的倚重程度有所不同。比如，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模式更着力于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与维系，而以政治沟通为核心的和以政治营销为核心的政治传播模式，更着力于形成公共舆论、推进政治民主。^[6]政治的发展若一定程度地超越了对合法性构建和维系的倚重，就会要求政治传播模式的变革。

新中国以理想性的政治“主义”为基础成立，基于此的意识形态的构建以及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对于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构建，是由政治宣传担当主体的，穿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乃至治理的重大历史使命。现在的政治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着意识形态的历史穿透力和巨大的历史惯性，但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国的政治也阔步前进，在构建政治合法性、形成公共舆论、推进政治民主三大功能逐层深入和逐步推进的情势之下，意识形态所提供的资源渐显稀薄，依赖于意识形态资源的政治宣传也势能弱化，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对于意识形态的渴求，问题已不在于“话语”“说辞”的短缺，而在于建立在新的政治需求基础上意识形态内容的陈旧和空洞。在这种意义上，学者们曾呼吁“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无道理。

进一步而言，在目前的中国，政治合法性仍然是难以回避的“阿喀琉斯之踵”，政治传播的使命仍然不能偏离和放松对政治合法性的构建和维系。但是，合法性的来源却逐步地从“历史选择”向“绩效支撑”进而向“法理认同”倾斜和转移，加之“公共舆论”和“政治民主”诉求的反转上升，现有的政治宣传就难免出现覆盖面漏缺和势能弱化的情势，因此，政治宣传的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