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轴心

所谓轴心，是指勾连事物构成要素并贯穿于事物整个过程的东西。对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来说，其轴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同时也是国家和政府的宣传。就此而言，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核心的任务和使命就是改善我们政治宣传的机制，提高我们政治宣传的质量，提升我们政治宣传的品质，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所创造的伟大政治文明对内传向普通的老百姓，对外传向全世界。脱离了政治宣传这个轴心，恐怕根本无法论及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问题。

在这里，要解决我们绕不开的两个重要理论认识问题。

第一，是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的关系问题。在笔者看来，政治传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传播，是人类“古而有之”的政治活动，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的政治，就有了人类的政治传播。这种政治传播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政治生活，成为人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种运行机制。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政治过程就是政治传播的过程。狭义的政治传播，是人类传播媒介独立于人际传播并十分发达之后，主要为政治竞选服务的“依赖媒介的专业化政治操作”过程。显然，广义的政治传播包括了政治宣传，或可理解为政治宣传是广义的政治传播的一种基本形态或者主要形态或者历史形态。而狭义的政治传播，现在已经基本上是相对于政治宣传而言的。这个时候的政治宣传被看作主观意志推行和思想灌输的过程，政治传播被看作客观的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主观推行”与“客观传播”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正因如此，政治传播无法涵盖政治宣传。由此可见，广义与狭义的政治传播观内在地限制了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的关系，放在“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论域之中具有十分特殊而重大的意义。所以，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机制和生态有其区别于西方竞选性政治的特殊性，媒体媒介的性质、地位、机制、作用等与西方国家也有根本的区别，因而西方那种基于狭义政治传播观的政治传播理论很难解释现实的中国政治。因而，我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和研究，是从广义的视角进行的。广义的政治传播，其基本含义是指政治共同体内部及政治共同体之间政治信息的流动、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它内在地涵盖着政治宣传。

第二，是如何正确认识政治宣传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关联。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政治宣传，就会在“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中坚决摒弃政治宣传，这样一来，“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所以，必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可以说，自从“宣传”一词出现之后，经过“虚幻的宗教传播”“虚假的意识形态教化”“刻意的鼓动操纵”等历史实践过程，它一直在被“妖魔化”，直至今天，它似乎已成为“名声不佳”的贬义词了。但是，当我们逐一剥去缠裹在“宣传”身上的妖魔化外衣时，我们会发现，宣传的本质也只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渠道、方式和形态而已。正确认识政治宣传的关键在于把宣传的理念、理论与有关宣传的实践相对区别开来。宣传的许多“恶名”与人类政治实践中许多恶的“宣传的实践”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时至今日，国家无论是怎样的政治体制，实质上并没有也不会放弃政治宣传，只是冠以别名而不再用“政治宣传”来标榜自己。更重要、更现实的是，政治宣传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一种基本形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悠久的历史。政治宣传始终担负着中国共产党合法性构建的重大使命，履行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引领国家精神意志的过程。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政治宣传，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随着党和国家政治战略的不断转变，政治宣传自身也是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的政治战略，在这一伟大的时代使命中，中央强调政治宣传要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新局面。这实际上指明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方向和着力点——并不是要放弃政治宣传，相反，要进一步巩固政治宣传的地位，提高政治宣传的质量，注重政治宣传的效果。

不能误读的是，当我们这样来认识政治宣传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那种对宣传本身进行恶意操纵的种种恶的“政治宣传”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恰恰相反，我们想强调的是，历史的警示提醒我们要认真总结在政治宣传上的经验与教训，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这种理论不能完全脱离和抛弃政治宣传的空中楼阁，而应是积极面对中国政治宣传的转型和蜕变中的诸多尖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