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

（一）全球化过程加剧需要加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

全球化的政治本质及其过程的加剧，越来越要求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具有明确的定位和清晰的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对世界发声，需要确定而明晰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

关于全球化虽然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却有基本共识。作为最早且最权威的研究全球化理论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是这样定义“全球化”的：“全球化就是世界范围内社会联系的强化，这种社会联系把相距遥远的地方连成网状，致使地方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常被千里之外的事情所左右；反之亦然。”^[1]这个通俗的定义，通过正在发展的社会实践说明：第一，全球化导致了世界在时空上的压缩，反映了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第二，全球化张扬了世界的整体性，以整体性思维与视角观察和分析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处理人类的各种关系与事务，是时代的最新要求。第三，全球化开始显现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了协调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历史性课题。第四，全球化要求进行更多的对话、合作，从而强化国际机制的作用。第五，全球化冲击并挑战着国家主权。因此，深刻地思考主权的新特点、新功能、新运作方式，理性地定位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是当代人类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2]

由此可见，全球化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多维度来考量，但是，全球化的“本质”或“基点”是政治。就是说，必须着力从政治这一根本上把握全球化，把握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的全面影响。

纵观全球化的历史现实，除了西方主导的从经济一体化展开的全球化之外，实际上存在第二种全球化，即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来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中所暗含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全球化。这个路径的全球化随着前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建立，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思想在全球的推进而推进。只是随着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解体，这条路径的全球化被逼到了非常狭窄的路上。目前，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式微并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获胜”的欢呼声中被妖魔化，面临着被请出历史舞台的危险。目前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坚持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与西方的全球化艰难地交错前行。

政治和经济互为表里地决定着历史的进程。经济决定着政治的基石和走向。反过来，政治也决定了经济的进程和方向。在审视、分析、融入、批判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思考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进程对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并为其提供中国的智慧。

在全球化背景下和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定位、政治战略已经不是一个“理念问题”，也不是一个关起门来仅进行“理论论证”和“政治宣传”的问题，而是一个对内要向自己的民众、对外要向世界公众说清楚的重大战略问题，这说明，国家的对内、对外政治战略同时也是政治传播战略，国家的政治大战略有多重要，与此相对应的政治传播战略就有多重要。

（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加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和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已经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中引人注目的壮丽景观。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总结、提升、构建和传播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并建构与中国的实力和政治文明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势在必行。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从理论和思想上看，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形成的，它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但它需要做的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现实追求都要高于资本主义，其最终目标即是在人的政治解放的基础上，追求人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解放、独立与自由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决定了它完全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共享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基本的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核心价值，诸如自由、民主、平等，等等。社会主义社会所要做的就是赋予这些核心价值以更加真实而丰富的内涵，并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观下的有效元素，建构这些价值观所能依托的经济社会基础，并将其目标指向共产主义理想。

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居世界第二，政治实践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势的同时，不断探索着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它所体现出的政治文明观愈发引起世界的关注。影响广泛而深刻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理论体系或概念解析等，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是，却从某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政治文明在世界政治文明体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中国特有政治文明包括：广泛吸收民意与注重集中落实相结合的组织原则；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相互统一的政党制度；投票式民主与协商式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总揽全局与各司其职相结合的政权运行体制；社会力量求同存异与团结联合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自主自治与多元一体相结合的多民族共处共促体制；司法审判与人民信访、人民调节有机结合的矛盾纠纷处理机制；直接表达个人诉求与维护社会根本利益相结合的利益传达机制，等等。

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宽阔的政治胸怀和高远的政治境界汲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政治文明所获得的成果，同时更是中国特色政治模式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首先应将这些成就本身“说清弄透”，让全国人民认同和自豪，并向全世界人民展示。如果说前者属于政治传播的“内传播”，后者属于政治传播的“外传播”，那么，在当代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下，中国的这种政治文明成就的“外传播”即研究、构建以传播中国特有政治文明为己任的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改变对外政治传播“弱势”局面需要加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

从“对外政治传播”的角度看，与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和日益提高的国际政治地位相比，我们的国际政治传播能力严重不足，在整个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仍然较弱，在“中心—边缘”的传播模式下仍处于边缘地位，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在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话语体系中，中国没有应有的“定义权”和“设置议程”的机会；中国的国家政治形象更多地被“他说”“他塑”。这种特殊的局面使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日益迫切。

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是一种“中心—边缘”模式。政治信息的流动基本上还是单向的：从处于政治、经济强势的西方国家（中心）流向政治、经济弱势的落后国家（边缘）。从文化上讲，“中心”指创造和传播文化的源头，“边缘”指信息传播的被动接受者。从现在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就处于“中心—边缘”模式的“边缘”，被西方文化“饱和”的情况也十分严重。现阶段的国际舆论环境仍不乐观，一是国际舆论中始终存在对我国不利的舆论导向，致使我国的现实国家形象与国际媒体形象严重背离；二是与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和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相比，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严重不足，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仍然较弱，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政治的外部形态，它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表达着一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和政治威信。国家形象来自于“自塑”和“他塑”。当—个国家的对外传播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足够强大时，“自塑”的力量将会超越“他塑”，在国家形象的最终定位上起决定性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传播能力的低弱往往会导致国家形象的塑造与评价更多地来自外界。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形象被歪曲和丑化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反驳性宣传中，难以化解国际社会的疑虑，给完整的国家形象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这些情况迫使我们急需加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

（四）提升对内政治传播的有效性需要加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

从“对内政治传播”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的政治生活也相应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然而，原有的主要依靠“政治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传播的“有效性”很不理想，其模式、理念、途径、策略等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党、我国政治传播的需要，研究构建适应新时代、新的政治生活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便成为急迫的课题。

在政治传播的学理上，我们赞同欧洲学者埃里克·麦格雷的“政治统领传播”的理论观点。^[3]我国学者把中国的政治传播从“语境”的角度划分为“革命语境”“改革语境”“治理语境”三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政治实践的发展和政治生活的变迁对政治传播的要求。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的政治传播，毫无疑问，“革命语境”“改革语境”“治理语境”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无论如何，在当今，政治传播必须与当下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理念相匹配、相一致。综观我们现在的主要依靠“政治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传播，其效果不理想，其模式、理念、途径、策略等远远不能满足我党、我国的传播需要，政治传播的效果与我党、我国对政治传播的重视程度和要求有较大距离。

从政治学的理论上讲，当下中国政治转型是从此前的“政治经济化”走向“政治公共化”。“政治治理”对当下中国的政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治传播角度看，对现在的中国而言，“革命语境”已经完全丧失其合理性，而“改革语境”容易导致错置。在治理中完成政治秩序的建设是当下政治面临的重要问题。其核心要义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剔除国家的全能政治，把更多的社会问题纳入公共领域的范畴。同时需要政府改变传统的统治政治的观念，实现以治理为核心的政治内容。其政治的内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党政治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化。很显然，这是对市场条件下政府与国家功能的再认识，意味着政治传播需要一种崭新的政治语境。^[4]

基于此，国内学者从政治传播的角度，以“从宣传到传播”作为国内政治传播的“创新趋势”。毫无疑问，从观念和理论上认识到宣传与传播的区别，进而以这种认识指导实际的宣传工作是历史的进步。实际上，就这一点而论，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做得更早一些，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正因如此，如何加强、加快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以更有针对性的、更有效的政治传播凝聚力量、引领风尚、教育人民这一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