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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的现实意义

时间:2022-03-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据此而论,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应该在全世界各民族中广为传播。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改变我们现在没有政治话语的主导权及彰显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具有重大意义。所以,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的现实意义_中国政治传播策论

(一)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构建中,中国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政治大战略。但是,实现这种战略则要求建立有效、有力的国际政治传播机制。因此,开展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构建与中国政治大战略相匹配的政治传播战略,对于彰显、实现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在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剧烈变化、政治力量激烈博弈的背景下,学者们对我国的国家“政治大战略”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基于同样的背景,传播学界对于“传播大战略”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是,学界缺乏的恰恰是对“政治传播”战略的研究。政治学界对国家“政治大战略”的研究侧重于政治内容的研究,而相对忽略对传播形式的研究;传播学界对于“传播大战略”的研究,更是“以媒介为本”,侧重于对传播形式甚至技巧的研究,几乎忽略了对传播内容的研究。如此一来,对于重要的“政治传播战略”的研究则相对空白。所以,针对政治传播战略的研究,既不是不顾传播有效性的纯政治战略研究,也不是不顾内容的纯传播战略研究。

从战略学上讲,一个富有学理性的政治大战略,需要有严密的理论框架和有说服力的论证,要体现内在的理论逻辑和有指导性的路径与方案。中国政治大战略,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对外战略、安全战略或国内发展战略,它必然是多向度、多层次的综合性战略。这其中当然要包括政治传播战略,尤其是国际政治传播战略。今天,中国要做一个在政治上负责任的大国已经是一种战略,“参与者、合作者、遵循者、塑造者”是对这种政治上负责任大国的简洁概括。很显然,这种政治大战略,在上述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在“中心—边缘”的传播模式中处于“边缘”地位、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话语体系中没有应有的“定义权”和“设置议程”的机会、中国的国家政治形象更多地被“他说”“他塑”等大背景下,如何有效、有力地实施,就直接涉及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因此凸显出来。

(二)加速融入人类政治文明体系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向全世界有效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创造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而使之更加深入地融入人类政治文明体系、更加强有力地影响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甚至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我们在前面的研究背景中已经简单论述了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基本点。人类政治文明是生成的,而不是预成的。在人类政治文明体系中,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政治文明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据此而论,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应该在全世界各民族中广为传播。

从现在的世界政治格局上看,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明确坚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之一。社会主义有着曲折的发展过程,它在实践中也有过被曲解、被扭曲的经历及惨痛教训。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理想和价值追求并未过时。作为理论,社会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生活和解决人类社会矛盾的新视角。作为理想与价值追求,它所倡导、憧憬的民主、自由、公正、正义、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以及物质生活的丰裕,更有着持久的生命力。作为政治文化与文明,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政治实践做了最好的总结,证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世界政治文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力。

其实,当人们反思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权利维护、社会福利保障等层面比较传统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感叹西方发达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还社会主义时,恰恰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文明的广泛影响与深入人心。实际上,社会主义已成为一面镜子、一套标准,反映和衡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在政治身份认同和国际政治中的定位中标示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要传播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就是要明确表明我们始终不忘维护和谋求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要不断推进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政治秩序朝着更公平、更公正的方向发展。今天,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正在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社会的共识,而这些共识正是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相吻合的。所以,中国有政治道义上的优势,有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上的优势,应该在推进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塑造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政治格局上作出更大的贡献。而这一切,如果离开有效、有力的政治传播,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

从对外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在新的国际政治形势下,我国对外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改变我们现在没有政治话语的主导权及彰显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现实,而是努力追求和有待建构的政治目标。当代国际社会并不和谐,局部冲突与战争广泛存在,正因如此,我们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与主张。既然是理想、目标,当然就更多地体现着某种政治价值。和谐世界的基本政治价值指向是公正、平等、宽容、共赢、多元。公正与平等是人类的永恒价值追求。从团体、民族、国家,直至整个世界,能否真正做到公正与平等,决定着这些不同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乃至命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政治口号,蕴含着特殊的政治诉求。和谐世界的政治理念不仅在价值层面上为国际政治社会勾画了蓝图,力图引导国际政治关系的走向,同时也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特别是现实国际政治关系的回应。从这个角度上讲,和谐世界的基本政治诉求是和平、发展、对话、合作、共存。总之,上述这一切的实现,都要依赖有效的政治传播战略,否则,构建“和谐世界”就可能变成一个不被国际社会认同的流于政治口号的政治乌托邦

(四)服务国家治理现代

从对内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战略。然而,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此种情况下,现在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很不理想,政府、传媒、社会的政治沟通问题多多。所以,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全体人民应该对社会和谐理念保持高度认同。在这种政治认同和政治社会化中,政党、政府的政治传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喉舌——大众媒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党中央一直反复强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新闻媒体要始终坚持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牢记“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的重要论断;要大力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群众意愿,切实当好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事关政治方向、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问题上保持清醒和坚定,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把好关、把好度,不断提高复杂形势下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能力。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对政治传播、政治宣传工作提出的重要原则。在日趋社会化、公众化的政治生活中,要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民众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政治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增强政治传播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公信力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政治传播、政治教育还不能令人满意,与党中央的上述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尤其是作为党的喉舌的媒体机构、作为权力掌握者的政府官员,无法扮演政治传播的主体角色,不能实现与民众、社会的良性政治沟通。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尤显其现实意义。

(五)消解文明冲突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反驳“文化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的帝国文化霸权主义,提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匹配的“文化相通”“文明融合”的文化理论和理念,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影响世界政治文化、政治理念、政治价值诉求的是更为深层的文化观念,其中,由文化帝国主义主张的“文化文明冲突”理论、“历史终结”理论影响极大,在文化心理层面影响着和谐世界的构建。

众所周知,美国学者福山抛出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论”传播甚广,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看法。关键是,在这种理论中,中华文化、中国的政治文明被置于“不文明”甚至应该“终结”、灭亡的地位。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又片面地坚持“西方文化优越论”,因此,“冲突论”总是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最后胜利”。可以看出,这种“西方文化优越论”,实际上是西方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

而我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文化相通、文明相融为基础的。在我们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明所构成的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由于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以及种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传统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公共机构、国家、政治、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体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构成不同的文明类型。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交流融合中不断前进的。不同类型的文明既有其特征和独到的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文明共同的东西。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分越来越多,它们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和基本的财富

当然,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有差异,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摩擦和冲突,但是,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各种权力冲突的根本和直接的原因,不能用来说明不同文明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对待文明多样性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扩大各类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排斥、压制某一些文明的发展。

上述简单的论证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行为,其背后是深层的政治文化理念,而政治文化理念的不同,首先转化为政治话语力量的争夺与博弈。据此而言,从战略高度研究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对于反驳“文化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的帝国文化霸权主义,提倡与“和谐世界”相匹配的“文化相通”“文明融合”的文化理论和理念,具有重大意义。

(六)提高文化软实力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对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增强和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但是,何种因素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在软实力理论中,提升软实力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国际上产生吸引力,从而得到他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认同。事实上,一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国际普及是有赖于“扩散”和“广泛传播”的,只有当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算是真正提升了。一国文化只有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并得到普遍认同后才能成为一种软权力。因此,传播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关键。文化是通过传播获得影响力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

从软实力的内容上看,政治价值观是其重要内容。首先提出软实力理论的约瑟夫·奈就持有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政府所推行的价值观通过其在国内的行为(如民主)、国际机构中的行为(如与他国共事)和外交政策(促进和平和人权)等能对其他政府的喜好施加强烈影响。政府能以榜样的作用吸引或者排斥他人,政府的政策可增强或者减损国家的软力量。正因为一国政治价值观能有这样的影响力,所以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程度对发展一国的软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1]转引自周晓红.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J].社会,2008(2):32.

[2]蔡拓.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4):57.

[3]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M].刘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3.

[4]边巍,刘宏.中国当代政治传播的变迁[J].现代传播,201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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