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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

时间:2022-09-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理解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思考和反应,首先要把握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关系,即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国家身份。这标志着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这一体系的成员。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上同国际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中国政策的内外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同时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有所增加。

面对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下的秩序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发展?作为开放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必然有自己的思考和反应。理解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思考和反应,首先要把握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关系,即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国家身份。因为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是基于国家身份的,不同身份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观念和因之产生的政策;同一个国家,如果其身份发生了具有意义的变化,它对国际社会的观念和政策也会因之而发生变化。[11]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从总的趋势看,在70年代之前,中国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的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80年代之前则具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之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特征。[12]

(一)中国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关系

第一,作为体系内成员,中国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也切身感受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1980年,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随后又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不懈努力,最终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这一体系的成员。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了世界银行最直接的经济援助。迄今为止,世行共向中国提供贷款近385亿美元,贷款总额在世行所有借款国中名列第一。其中硬贷款(低息贷款)283亿美元,软贷款(无息贷款)102亿美元,支持了260个项目,其中约90个项目还在实施中。世行支持的项目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交通、能源、工业和城市发展等基础设施项目占贷款总额一半以上,其余为农业、教育、卫生、环保、供水等项目。[13]又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余年是中国和全球分享繁荣和实现共赢的十余年。十余年来,中国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进口规模增长了4.7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倍多。这一时期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老百姓的收入也得到显著增加。

中国企业也开始走向世界,开展对外投资。10年前中国对外投资不到10亿美元,而2010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已将近600亿美元。[14]这些经济利益已经将中国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了高度的利益认同。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就完全认同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事实上,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中国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是南北差距拉大,深层次的原因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然。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离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15]由于是体系内成员,切身感受到它的不合理、不公正,这使得中国主张要加紧改革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这个体系并非一无是处,所以不主张全盘否定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是实行扬弃,即在继承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第二,作为开放的迅速发展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一方面,世界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直接;另一方面,中国的政策举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上同国际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中国政策的内外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如全球经济波动、全球贸易走势、国际金融市场起伏、国际能源资源供求状况等,都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比如,近6年既是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时期,也是我国消费与投资增速较高的时期。据国家统计局研究,出口每增长1%,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68%,拉动投资增长0.74%。反之,外需下滑也将拖累内需。比如1998年、1999年我国出口年均仅增长3.3%,消费与投资年均仅分别增长6.8%和7.7%,都是多年来的低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沿海地区出口下降,消费与投资也跟着下滑。[16]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参与更加深入,中国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受全球关注。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10%,对外贸易吸纳的就业人数超过1亿人。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接近2500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同时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有所增加。近期外界对中国自主创新人民币汇率、投资环境等问题关注和议论不断,进一步扩大开放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外部环境。[17]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发达国家压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各方对中国期待上升。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为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还是为塑造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都使得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二)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认识和反应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

第一,全球经济治理价值的多元包容性。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指的是全球经济治理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回答“为什么治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张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即主张经济自由化、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等。“华盛顿共识”的背后,是支撑传统资本主义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功利哲学,其政策主张的利益导向是保护强者的利益,构筑对强者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18]中国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均衡,就是要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求,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切。普惠,就是要把各种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带给所有国家,惠及各国人民。共赢,就是要把本国利益同他国利益结合起来,把本国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联系起来”[19]。显然,与“华盛顿共识”的单一、狭隘相比,中国追求的目标更具包容性,同时考虑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关切,倡导的是共存、共赢、共享的哲学,政策主张的导向是兼顾本国和他国的利益、本国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主体的平等参与性。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指的是有权利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行为体,回答“谁治理”的问题。概括地说,全球治理主体主要有三类: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20]中国认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由全球各国共同参与。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应该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过程,并享有相应的代表性、发言权、决策权。平等参与不仅是形式上的,更应是实质内容上和决策过程中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全球经济治理的合理和公正,保证全球经济治理的信誉和成效。”[21]可见,中国比较强调主权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不太认可超越领土政治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而且强调主权国家的平等参与性,强调实质内容和决策过程中的平等。这反映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主权的特别珍视、对平等的追求、对挑战国家主权的非领土政治的戒心。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方式的共同协商性。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式,指的是治理主体应对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方式方法,回答“如何治理”的问题。长期以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世界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化的位置,甚至被排除在外。中国认为:“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各国通过协商合作共同解决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各种难题。要坚持民主原则,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照顾和体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要坚持尊重差异,考虑各国不同国情,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做法。要坚持倡导合作,鼓励各国加强沟通和协调,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解决面对的难题。”[22]中国的这一主张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呼声,全球经济治理的各方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应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和态度,真正做到让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充分对话,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有效化。

第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合适安排性。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指的是维护国际经济正常的秩序,实现全球经济治理价值的体制机制,回答的是“依靠什么治理”的问题。中国认为:“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合适的机制安排。全球经济发展使现有一些机制难以充分反映国际社会诉求、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扩大代表性。要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针对不同问题开展治理。各种治理机制可以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平等协商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有关国际标准和规范,推广相关经验和有效做法,促进各国交流合作,共同搭建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23]中国的主张既有批判性,又有建设性。批判性,体现在中国旗帜鲜明地指出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安全代表性不足,必须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建设性,体现在中国不以批判为最终目的,仅限于“破”,而且提出了如何“立”,即要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针对不同问题开展治理。

第五,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循序渐进性。中国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银行、世贸组织以及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的功能、机制、资源越来越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国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首先要不断推进国际金融体系、全球贸易体制、大国协调机制改革,创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机制,丰富治理手段,提高治理效率。同时也要强调新老机构、新旧机制的衔接,不推倒重来,不另起炉灶,在不断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过程中逐步改造,在继承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以积极负责的姿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24]

应该说,中国提出上述全球经济治理观,有理想和现实两个方面的考虑,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表达了中国对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向往,对经济全球化向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的追求,对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的主张;同时,它又有现实意义,指导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引导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25]这标志着,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发展已经正式成为中国执政党的一项重要对外战略,是中国着眼于未来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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