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中华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资源，源远流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对于全球与区域的整合，促进历史大趋势顺利发展，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和路径。

中国哲学重视生命关怀与现实关怀，其特质是实践哲学，它超越了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关注全人类正确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目的，及其公共世界和政治生活。行知统一的实践观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它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因为它崇尚实践本体，强调通过实践的媒介，把物质与观念统一起来，并化解人性的善恶之分，避免任何一个极端。中华传统文化把人性看做是自强不息地接受自然的赋予而“日生则日成”的过程。这一人性与天道交互作用的理论，是人性论的重要成就。两者的纽带是社会实践，人通过实践不断化自然之物为为我之物，从而不断地发展人的本质力量——人性，并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在实践活动中，把物质力量与观念力量紧密结合起来，寻求全人类共治世界之道。

先秦是中华文化生命最健旺的时代。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互补，形成中华文化之源。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精粹，只要遵循并推进其内在逻辑，把握其本质，对其基本命题和主要概念作出新的诠释，使之具有现代精神，就会形成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价值整合功能，那么，在全球化、区域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中华文化在21世纪将具有深远的全球意义。

中华文化深刻揭示世界大势，它昭示人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3]中庸辩证思维肯定宇宙万物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之中，在变化中繁衍，生生不息。全球社会走向进步之势，犹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这是世界大势和客观规律。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与今天“全球化”、“地球村”或全球公民的观念与认同，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天下观”的“和文化”内涵，以及以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互动为特征的天下主义，其要旨是全人类融合和谐，达致天下太平。人类是历史的主宰，人心思和、思发展，势不可挡。世界各国必须顺天时、遂民意，共同缔造一个至安之世，即和谐世界。

中华文化所倡导的天下观，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老子所谓“以天下观天下”。它超越西方的国家及国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不是从国家出发去观察世界，而是从天下去思考世界，对天下负责任。“天下”的概念涵盖“天、地、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世界，一个不可分割的全球公共空间和资源，人类及其家园以及世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这是中国哲学思考的对象，也是面对全球社会应具有的整体性理念。全球问题超出了国家及国际的范围，就需要在“天下”视野中去理解。天下理想内含完整性原则，多样性原则与和谐性原则。

西方思想长于思考冲突，与中国的天下观在逻辑上存在着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是重视和追求事物的和谐、均衡与稳定，这恰恰是全球社会所要达到的持久和平、均衡发展、长期稳定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核心是和谐。和谐是人类共同的本质追求，是沟通人类心灵之桥。《礼记·中庸》断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它强调只有达到和谐，才能正天地、育万物。致中和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精髓之所在。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不是优胜劣败的恶性竞争，也不是你死我活的持久斗争，而是《中庸》中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华文化的这一根本性质指明，全球社会应寻求效率、公平、稳定，以及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防止失序、失衡与失范。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对“和谐”进行了不懈探索与实践，给世人以极大启迪。“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倡导全人类的友爱与和谐，以创造世界范围的“人和”氛围，为建立全球和谐社会奠定最广泛、最坚实的基础；“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是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以及一切国际事务，以便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实现天下太平与和谐；“礼乐”、“仁义”及“忠恕”之道，用以规范国家行为与其他一切国际行为，使国家间关系以及一切跨国关系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实现融洽与和谐；人类应崇“天志”，顺“天意”，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以节用贵俭来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应以“厚德载物”的兼容并蓄的宽容大度精神，达到“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实现人类与环境的统一与和谐，这是全球社会达到全面和谐所不可或缺的，也是人类为之努力实现的社会目标或至上境界，一种生生不已、无所滞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自然和谐世界。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宇宙观，其核心是倡导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遵循同样的规律，天道和人道之间一以贯之。这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全球社会所谋求的是，在严格的国际行为准则与道德准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行为者之间的和谐，进而达到整个全球社会的公正、合理与和谐，其中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全球社会和谐的最高目标——天下普遍和合。建构全球和谐社会应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追寻的终极目标。“和谐”是一个高度整合的体系，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境界、一个价值理念。它既可以是价值目标，也可以是社会现实和趋势；它既可以是一种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行动方式；它既体现“和”的价值要求，也体现了相应的“礼”的社会秩序，从功能规则向制度限定演进，全球和谐，天下共享。中华文化充分展示了入世与出世兼容并包的、天下主义的、和平主义的特质。

要建构全球和谐社会，首先要建立全球社会公正、合理的基本原则及其良性的运作机制与状况，这是构筑全球社会和谐的保证。

有子在《论语·学而》中指出：“礼之用，和为贵。”这是全球秩序的基本原则。根据这种贵和思想，全球社会中的各种角色应当举措得当、相互协调、有机结合，重在和谐统一。这是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源头。但是，这种和合并非同一，而是多样性的辩证统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观。

目前，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无论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还是社会制度、政治发展和经济水平，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每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盛衰，都有自己的强点和弱点，即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况且，“国无常强，无常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各国兴衰史。因此，首先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用祸福相倚的观点，来看待全球社会的万事兴废，不可恃一时之强而妄为，不可“骄恣不论于理”，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其次，要求同存异，求和平、发展合作之大同，存多样化之大异。老子在《道德经·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按照老子理论，全球多样性来自全球一体性，又是后者的必要生存条件。中国的传统精神是“天下无外”、“不拒他者”。它表达的是差异，而非不共戴天或异端的他者。只有这样，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才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成为全球社会的平等成员，拥有平等参与全球事务的权利，才能相互尊重、互为补促、互不干涉内政、和睦共处，才能塑造一个百花斗妍、万紫千红的新世界。“和而不同”是要创造多样化而和谐的全球氛围。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自以为是的清一色的一统天下，其结果必定是纷乱的无秩序世界。大量非国家行为者的涌现，使全球社会具有最广泛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有差异才需要“和”，有多样才需要“谐”，多元必定不同，不同呼唤和谐，通过社会整合达致兼容并包，利益协调，实现多元的价值与利益，走全球参与、共建和谐之路，是全球社会和谐的核心。一个中庸的、采各方之长、顾各方之利的全球社会才是和谐社会。天下是依赖内在的多样性和谐来护持的。万物之间的和谐，是任何一种事物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和谐共存是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中华文化的贵和思想也不是一团和气。它强调的“和”是有原则性的，凡事必缘理而不径绝。《礼记·中庸》倡导“和而不流”，就是强调与人相和而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如果脱离了原则而言“和”，就是“不以礼节之”的“和”，是万万要不得的。贵和思想直接导出“非霸”的思想。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盛赞中华文明的这一内涵。他指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来没有对其疆域之外表示过帝国主义野心，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大国。很难想象，不清楚全球社会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现象，不反对有的大国以“自由”、“民主”、“人权”卫道士自居，反“无为”之道而行之，恣意干涉别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做法，会出现全球和谐局面。

贵和思想追求对立的统一。它在承认差异、承认矛盾的前提下，用中庸之道来防止斗争激化，促成矛盾的转化与解决，使有关各方达到协调与均衡。所谓中庸之道，是在两个极端间取其中项，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此中即所谓和。这是以“和”为目标，以“中”为途径，以兼容并包、互补互推求取动态的均衡，表面相悖的事物可以透过时间、空间和角色上的延伸或转换取得协调，避免执于一偏，使矛盾与冲突激化，失去大局或整体的平衡。这就是“和必中节”的道理。在全球社会中，国家行为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国家行为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常常产生过与不及的偏向，从而破坏国际上的和谐状态。在此种情势下，调节之法便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调和持中，所谓“发而皆中节”，就是“皆安其位而不相夺”。这意味着在发生冲突时，国家行为和国家利益的自我克制，以合理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各退一步，求得妥协解决。所谓“节”，就是两个极端之间的最佳区分点，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不偏向任何极端而又同时包含了两者，这就是对各方均有利的最佳妥协方案，这也就是“和”。“和”是自觉意识的结果。这种自觉意识是，相信对立是暂时的，通过谈判、对话、协商求得和解，即仇必和而解，进而达到新的统一，避免采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极端手段激化矛盾，故而要求“君子无所争”，以“致中和”为最高境界，唯此才能和谐天下。这对于富含多样性和冲突性的全球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球社会的结构，无论是从理念或是功能来看，其理论假设不是“冲突”，而是“均衡”，用和谐原则，而不是用斗争哲学来化解矛盾、对立和冲突。建立全球和谐社会就是“执两用中”，动态的“中”就是“和”，其本质是一个和谐发展的架构，因此，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合法性。在建构全球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唯有推行全球中庸主义，才能达到和谐的终极目标。中庸和谐是全球和谐社会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中华文化所倡导的“和为贵”，“协和万邦”，是化解全球冲突的最好方法，其基石是墨子所推崇的建立在“交相利”基础上的“兼相爱”。他说，“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24]“天下兼爱则治，交相恶则乱”^[25]。因此，能否兼相爱、交相利，就成了决定全球社会治乱的主要因素。

墨子的兼爱是普遍的爱，爱无厚薄，人我皆同，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之间彼此相爱，互不侵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纂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26]墨子的兼爱是以利民为基础的，是在正义指导下的交相利，主要是调整贵贱、贫富、强弱之间的关系，它的实用价值是联合、协作、合作、共益。有了这种人类之爱，天下也就和谐、安宁了。试想，全球社会不兼相爱、交相利能组合在一起吗？

墨子的兼爱，就是仁、义，是以“利”为内涵的。他指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27]他认为义也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室也”。总之，一切以是否“利人”、“利天下”为原则。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是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国于国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兼爱共处的理想状态。在目前的全球社会中，利益的调和与融合是安定天下的要旨。一要调整各方相互抵触的利益，以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充分考虑到各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求得共赢的方案，避免零和局面的出现；二要扩大共同利益的基础，使之不断增长。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不断深化，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升，蕴含着更多的共同点和合作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应求大利，求根本之利，弃小利，弃一己私利，互利互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普遍繁荣，一起推进世界文明的进程，并使人类免遭灭顶之灾。

全球社会秩序的建立，还有赖于国际行为尤其是国际政治行为合乎规范与准则，这同样是达到天下普遍和合境界的保证。

汉代儒学宗师董仲舒把仁、义、礼、智、信尊为五常之道，即五种恒常不易之道德，以修德来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把“仁”视之为“爱人”，含有相互爱慕之意，“若地若天，孰疏孰亲？”这是相对内在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用以调整相互关系。“仁者，爱人”包括“忠恕”之道。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8]，就是待人以诚，尽己之心。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9]，就是要将心比心，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中华文化富蕴宽容精神，提倡君子之德，恪守自身的社会责任，豁达大度，推己及人，以“忠恕”相持，把爱己与爱人结合起来，让大家都能立得住，都能事事顺畅，让大家的欲求都能得到满足。这是诉诸人心的道德情感，有巨大的心灵震撼力。所以，忠恕之道对于21世纪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的良性运作极具指导意义。

“仁者，爱人”的最高境界是以德治世，平治天下。孔子的“为政以德”，要求各国“正己”、“正身”，强化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觉地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以德行仁是“王道”，以力假仁是“霸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墨子视对外侵略和攻无罪之国为“大不义”，他特别提倡“非攻”，反对兼并攻伐战争。若此，则世界各国便能相安无事，达到“安民”的目的，使全人类均能安居乐业，共享和平与发展的成果。

孔子将“义”作为处世立身之本，唐代大儒韩愈把义作为所行之宜，都是指思想、行为所要符合的标准。在全球社会里，人们崇尚大仁大义、仗义执言、见义勇为、鄙弃不仁不义、背信弃义、见利忘义。义是处理国际关系、全球政治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国际行为者之间，都应做到恭敬友顺、宽厚慈惠、中正忠信。义也是一定的国际道德规范的实行。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强权与侵略尚未绝迹，贫困与饥饿依然存在，世界需要扶弱抑强，扶贫济困，使正义与人道主义畅行，人们将这种符合国际道德规范的行为称之为义行、义举。

中华文化中的“礼”，泛指道德规范与典章制度。礼是一种外在的伦理行为的道德约束，是仁、义、信等道德品质的规范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道德行为。因此，对礼的借鉴，主要在于国际行为的道德约束，在于合乎正义。同时，礼作为规范，调节社会生活的手段，又是以各种典章制度为标志的，特别是荀子所谓的“礼”已具有“法”的含义。礼是法的根据、法的总纲，法是礼的体现、礼的确认。他认为礼的产生是为了调节“物欲”，防止“争夺”。所以，对礼的借鉴，又主要着眼于全球社会的调节功能。当今全球社会加速走向法治社会，日趋完善的国际法体系日益成为国际行为的依据与准则，对国际行为与秩序进行带有某种强制性的规范与约束。此外，全球社会的多元化、多样性，要求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规章制度与行为准则，以便规范自身的行为与活动。总之，就礼的功效而言，孔子的至理名言是：“礼之用，和为贵。”他认为礼能调节各种关系，使之和谐。《礼记·曲礼上》：“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极，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此谓以相互间互惠性往来为贵，由礼所规范的社会关系表达了仁。

至于中华文化中的“智”，作为一种道德修养、一种高尚品质，其核心在于知仁、知义、知礼，这是君子之国必备的“国格”与“国品”。“智者不惑”，表明智是一种处理与外界关系时的智慧，即对外在环境的认知与把握。荀子认为只有当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方可称作智。智对环境的审视，应明大势而审时度势。智也是处理突发危机的智慧，一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有很强的自制力，镇定自若地化解危机；二是本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精神，应预设危机处理方案。这对于化解国际危机，防止其演化为战争或其他恶性事件，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中华文化中的“信”，泛指诚实不欺、严守信用的品德。信，是国家立于世的根基。孔子强调“主忠信”，认为人而无信犹如大车无。国家亦无信不立。国之交，信为本。这种信是大信。在国际关系中讲信用、守诺言，是对以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行为者的基本要求，涉及他们在全球社会中的信誉与形象，因而也涉及他们的国际活动空间与成效。“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已成为守信遵诺的格言。取信于世，是国际行为者处理国际关系、全球政治的一个永恒主题。国际行为者在对外交往、相互沟通、达成协议的过程中，总是希望获得理解、支持与合作，但前提条件是对方对己方的信任感，信是交往、沟通的准则，而任何一方的信用是在长期的国际实践中树立起来的，它一般体现为重诺守约，且具有可信性，必须兑现。这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的美德。轻诺必然寡信，背信弃义则无法参与正常的国际交往与沟通，因而也无法立足于世。

实施五常之道的最终目的是“平天下”，使人际关系有序化，达到协调状态，进而使整个国家、整个全球社会有序化，达到协调、稳定与发展，其理想状态是天下最大的协调、最高的和谐，即天下太平。“平”是社会系统的协调，而协调就是“和”的状态，孔子曰“平之以和也”。因此，“太平”是最大的“平”与最高的“和”，即孔子的“和之至也”。

墨子的平天下学说比起儒学来，可能闪耀着更多的人类智慧的光芒。《墨子》与同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相比较，虽然都是探讨以正义治国，但是墨子的政治理念超越国家，是以正义为标准“平天下”，即治理整个世界。他的平天下标准包括八大原则：大国不攻小国、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欺愚、贵不傲贱、贵不骄贫、壮不夺老。《墨子》所阐述的正义的内涵，主要是利、政、仁。“利”指利人，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人类；“政”指为政者应以传播正义、主持正义、伸张正义为己任；“仁”指人类之爱。墨子的正义观偏重于结果的正义与社会的正义，注重划清各自的利益范围，不容侵犯，不能“亏人以自利”，而应兼相爱、交相利，联合、协作、合作，构建天下太平的盛世。

此外，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包括战争与外交的战略及策略思想，也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朵奇葩。

《孙子兵法》首篇开宗明义，指出战争制胜基本条件以“道”为首，即“令民与上同意也”。他强调革新政治，使民众与士卒在战争中“与之死”，“与之生”，“而不畏危”。荀子也认为取胜的关键在于取得民众的支持。《荀子：议兵》说：“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孙膑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孙武和荀子的思想，对道作出了全面阐述，“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陈则知八阵之位，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30]。可见，以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家触及了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在历史上，孙武首次用简洁的语言，揭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规律，这是其军事思想的精华。孙武不仅指明战争指导者对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与战争胜负间的关系，而且也指明了在此基础上把握双方行动规律，以战胜敌人。这就把知与行、认识与运用规律结合起来。这是孙武对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

孙武运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普遍军事规律，从战争经验中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战争指导原则，如“我专而敌分”、“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兵贵胜，不贵久”等。孙武非常重视发挥将帅在战争中的能动作用，即所谓“任势”。他强调将帅要视情况“因利而制权”，塑造有利的作战态势。他也提出“兵者，诡道也”的兵不厌诈的策略，迷惑敌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予以打击。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一个优秀传统：善战而不喜战，决不轻易言战。孙武最光辉的思想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31]孙膑也指出，“乐兵者伤亡，而胜利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32]，“恶战者，兵之王器也”^[33]。这种反对穷兵黩武的主张，于墨子的“非攻”思想如出一辙。他们作为精通战争的军事名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表现出“自古知兵非好战”的态度，迫切追求和平，但又不主张放弃武力，认为止戈为武，不战而胜，才是最好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有明确的反战思想。孔子主张“慎战”，孟子认为“善战者服上刑”，老子宣称“善为士者不武”。

墨子深知战争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危害，大力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思想，他一生为制止战争、实现和平奔走呼号。

墨子不仅表明了对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观点，而且进一步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他强调，“义者，善政也”，“义者，正也”，“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他借用上天的旨意，阐明正义就是要平等相处，友好相爱，不能以大攻小，以强凌弱。墨家军事家的可贵之处在于反对不义之战，积极支持并参加正义战争。孙膑继承了这种思想，他的结论是：“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34]

墨子是根据战争给世人带来的利害来判别战争性质的。他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利天下、利民众、利弱小。他把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划分为“攻伐”与“诛讨”两类不同性质的战争，前者是“攻无罪”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后者是“诛无道”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贯串墨家军事思想的是注重“救守”的反非正义战争思想：一是抑强救弱，“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35]二是主张安国之道，有备为宝，“深谋备御”，积极防御，忘战必危。儒家推崇“王道”，反对“霸道”以力服人，主张“以仁伐不仁”之战，“诛其君而吊其民”，即诛暴君救人民。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充满着政治、外交谋略与智慧。从《孙子兵法》到《三十六计（秘本兵法）》，传习久远，集“韬略”、“诡道”之大成，含纳天下万般变异机理，启迪世人无穷计谋智慧，其用途之广博达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层面。孙武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就是强调政治与外交谋略的重要性。诸如将计就计、走为上计、瞒天过海、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声东击西、以迂为直、先发制人、后发制人、暗渡陈仓、隔岸观火、丢车保帅、顺手牵羊、避实击虚、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擒贼擒王、攻心为上、釜底抽薪、金蝉脱壳、远交近攻、合纵连横、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审时度势、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等韬略，都是在列国纷争时代发展出来的领导才能和斗争艺术。

以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具有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提出了许多精辟的军事理论原则。他们遵从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辩证地看待彼己、攻守、胜败、虚实、刚柔、劳逸、奇正等一系列相生相变、对立统一的现象，这不仅在军事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在国际关系理论上也有重要地位。

总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刚健奋进、自强不息的生命力，积淀着互助友爱、互尊互信的和合精髓，具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从春秋战国可见其一斑，只要遵循其内在逻辑，实现时代转型，它的价值目标、理想追求、行为规范，以及重视整体、崇尚和谐、遵循中庸的思维方式，都会在21世纪的全球社会中获得广泛认同，发挥全方位的作用，与世界其他文明互为补促，成为世界新文明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新世纪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主旋律，都需要它的培育、维护与推进。可以预见，未来全球社会的局部对抗和战争破坏在所难免，族群冲突更为凸现，生态失衡日益加速，伦理道德迅速滑坡，世界的和谐性不断遭到削弱。在这种情势下，把中华文明精粹推向世界，普及于民，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还具有某种紧迫性。特别是在族群冲突中，应倡导仁爱、兼爱的族群和谐精神；用“和为贵”、“中庸之道”化解民族、国家间矛盾；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伦理道德原则，来建树新世纪的行为德性规范，制约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传播“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观念，从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新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开拓解决生态恶化的新思路；推广中华传统的人文精神，凝聚天下，和谐天下，造就和平共处、和谐共治的世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