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视界中的东方思想

(二)不同视界中的东方思想

萨义德的“东方学”指出了西方文化对阿拉伯这个东方世界的想象和建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指出了作为理解前提的“前理解”或“前视轨”的必然存在。在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视界中，作为异质的、非现代的东方思想，更容易进入西方哲学的视野，更容易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视界从根本上说仍是西方的视界和目光，纳入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东方思想的阐释，也必然被重新建构和理解。我们切不可为某些后现代哲学家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佛学的重视而沾沾自喜。

如前文所述，海德格尔后期哲学力求重新开启思的道路，海德格尔也确曾对中国古老传统的唤醒抱有救世的期望。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许多相近或相通之处，就此我国学者已有专门的研究成果。但就笔者阅读海德格尔著作的感受来说，仍能强烈地感觉到东西方哲学精神气质的本质差异。在1935年写作的《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已开始了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的追问和思索，使他接近了“无”作为存在或“在场”的存在论条件的领悟，从而一个空明或疏明的存在之境已经呼之欲出。海德格尔对巴门尼德“思与在同一”的重新解读，已使思作为“询问”，作为承认、接纳归属于在。这无疑已使海德格尔与中国道家思想十分接近。但同是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通过对索福克勒斯和赫拉克利特的解读，明确地把“此在”的本质规定为“苍劲者”，把战争或斗争的强力看做此在的品级。海德格尔似乎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看法：战争是万物之王。它使神成为神，人成为人，奴隶成为奴隶。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西方人对理性、精神力量和生命、意志力的自觉和崇拜。如果说海德格尔解读的“战争”还具有某些隐喻的意义，那么老成持重的黑格尔则曾非常明确地肯定国家之间战争的积极意义。他认为，战争是民族精神的清洁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7]如此公开鼓吹战争的“崇高意义”，可以使我们多少懂得了什么是形而上学的恐怖。

与海德格尔对此在作为“苍劲者”、“强力行事者”的规定不同，我们可以说中国道家把人理解为“柔韧者”、“顺天知命者”。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8]“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9]基于对自然的观察与体悟，老子把生命的力量理解为一种柔弱或柔韧而难以断折的形态或性质，从而得出“贵柔守雌”的生活教训。至于战争，老子讲：“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10]按照老子的看法，赞美战争的崇高意义无疑是乐杀人者，乐杀人者如何能够得志于天下呢？抽象地谈论和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价值与意义，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于此确实可以看到海德格尔与中国道家对宇宙和人生本质力量体悟的根本差别。“苍劲”与“柔韧”的此在领会，是否东西方哲学不同的视界呢？我国对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比较研究者对此不可不察。

东西方哲学的不同视界既有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有哲学面对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差异。近些年来，后现代主义哲学似乎致力于一种“事件哲学”研究。从勒维纳斯的“事件伦理学”，到利奥塔的“事件政治学”；从科布主张的“从实体思维转向事件思维”，到詹明信所说的“当前本体论”，一种在消解了形而上学思想之后思想仍然要把握现实，从而使行动具有意义的努力显露出来。笔者对上述各种“事件哲学”没有多少了解，按照詹明信对当前本体论的解释大致是，“为了建立当前本体论，你必须了解目前发生作用的倾向，即倾向性的前景，根据过去给倾向性重新定位。当前是如此这般，倾向的力量在发生作用，这种本体论力图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11]。科布援引怀特海对事件思维的解释是，“一般说来，根据感觉知觉的材料对物体进行哲学分析，即使是在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感性经验中或通过我们的感性经验发现实体时，也会使我们处于实体思维的控制之下。但是，我们还有一种事件或事情的观念。正如我们可以想到桌子和钟表一样，我们也能想到对话和车祸。现代思维限定我们把对话和车祸当作了人或事件对客体的作用，换言之，事件预设了实体。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事件是首要的实在，而且我们认为是实体的东西乃是事件之复杂的结构”^[12]。如果笔者没有弄错的话，事件哲学是非实体性的现实具体性的科学。它既要拒斥形而上学思想所设定的形上实体，也要改变西方日常思维和科学思维把存在者作为实体的自然态度，而以事件或“事情本身”的先行观念考察各种“倾向”、条件或佛学所说的“因缘”的相互作用和聚合，以此获得应对事件的反应和行为方向的判断。“事件哲学”中可以看到黑格尔辩证法、怀特海过程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乃至分析哲学等多种西方哲学因素的影响，它本身似乎也可以说是一个“哲学事件”。

由于“事件哲学”对实体性思维的拒斥，由于它对现实情境的关注，也使它与某些东方思想具有亲和性。科布说，事件思维“这并不是一种新观念”，“佛教徒早在2000多年前就从印度教的实体论转向了事件的第一性”。^[13]科布所说的转向，大概是指释迦牟尼反对婆罗门的“转变说”，主张“缘起说”，即以为世界现象，都是因果互相联系、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14]这种观点后来在大乘佛学中得到发展，如《维摩诘经》所说，“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一切事物，都是因缘所生，没有我，我是假我；也没有造、受的实体，一切都是因缘的继起继灭。从反对实体思维的角度来说，佛教徒的观点确实可以说转向了事件，科布引证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如我们所知，佛学的缘起、因果理论，从根本上说是要消除自我的执着，是要通过“正道”，“灭苦”，跳出因果轮回。这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事件哲学”大异旨趣，从而再一次显示出西方哲学视界中的东方思想，难免被想象、构造为西方思想中的同质性东西，从而被扭曲变形。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视界是否思、质疑现代性的视界，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情境出发去看待东方思想和中国社会现实的。詹明信从他的“当前本体论”出发，耐心地寻找西方社会中可能引发“革命性能量释放”的原子。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詹明信的许多观点容易引起中国学者的共鸣，但尽管他努力以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思考当前的世界现实，仍难以与中国学者的视界融合。近几年来，除詹明信外，德里达、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学者也曾来中国讲演。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的德里达，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现实意义，反对“历史终结”的自由主义的胜利宣言；坚持自己的“解构”与马克思“解放”学说的关联，这些都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亲近之感。但德里达来中国讲演的主题是“无条件的大学”，这可能也出乎中国学者的意料。仅仅是因为他的演讲的主要听众是大学里的人们，才选择这样的主题吗？或者是以德里达的判断，中国大学缺少西方学者的“职志”和自由条件，因而确定这个主题？以上两种考虑都可能有些道理。但仔细想来，无条件的大学和无条件的自由，正是解构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或者说，德里达演讲的主题正是出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视界。拆解、解构，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其实就是为了绝对的个人自由，特别是个人的思想自由。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就提出人本自由、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思想是人的自由本性的充分实现。两千多年过去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当代西方最激进的学说仍然逗留在亚里士多德身边吗？果真如此，西方哲学的视界可能并没有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