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思想落点的不同

曹南冥与张载的实学思想，不但其起点不同，而且其落点也不完全相同。虽然二者都有“修身”与“经世”，即“内圣”与“外王”的方面，但相对而言，曹氏实学却长于“修身正心”的“内圣”功夫，张氏实学则多关注于“经世致用”的“外王”方面。

张载的关学不但有着开创中国实学传统的重要意义，其由理学而实学，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都以务实和力行见长，而且，张载本人于青年时期即已开始习武，并欲结客收复洮西之地。对于有关国计民生之事，张载则甚为关注，他不是只知闭门读书的儒生，而有着强烈的爱国忧民意识，一再强调要“为政在乎足民”(《有司篇》)。他曾深患朝廷“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所造成的贫富不均，试图将孟子的“仁政必自经界始”付诸实践，曾计划“买田一方，画为数井”，并进而“分宅裹，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法“(冯从吾《关学编》)，但惜未就而卒。

另从张载《西铭》一文中提出的“天人合一”与“民胞物与”的思想来看，张载对建立新的“天人同体”的自然与社会伦理，建立中国的“大同小康”社会、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甚为关注。所以，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说:“张子此篇，补天人相继之理，以孝道尽穷神知化之致，使学者不舍闺庭之爱敬，而尽致中和以位天地，育万物之大用，……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由此可见，张载的实学思想，是以经世致用和利民求实为其显著特色的。

曹南冥的实学，虽然也是以儒家“修治齐平”为其基本思想，以“经世致用”为其根本目的，但它的基本倾向，却在于强调修身治国，提出了有关修身取人的实际方法，提出了有关主敬工夫的敬义之学，以作为实现“心统性情”的重要阶梯和保证。正如《南冥先生文集》卷四《学记跋》中所说:“先生禀得壁立之气，济以高明之见，早炳危机于数十年之前，嘉豚山中不见，是而无闷，专精敬义之学，已至圣贤之域而犹不自满足，……编为此书以为修省之地。……其为书首论道之统体，次及为学论心之要，而皆为图以明之，入道之阶梯，治心之规范，了然心目。”

那么，曹南冥先生“为学论心之要”，即其“入道之阶梯，治心之规范”到底包含着那些内容?其实，先生在《戊辰封事》中已经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概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其一，谓之“整齐严肃”，“惺惺不昧”。在南冥看来，只有“以敬为主”，才能“主一心而应万事”，而要以敬为主，就必须“整齐严肃，惺惺不昧”，所谓“整齐严肃”，即要排除一切干扰和私心杂念，使心专一不移，发挥其究探性理的重要作用。因此，就必须经常“惺惺不昧”，使自己处于一种机警和醒悟的状态。南冥之所以常常佩带金铃，并书“敬”、“义”二字于板窗之上，正是为了以之自省，使专一之心，处于学而不厌，悟而不昧的良好状态。

其二，谓之“主敬存心”，“直内方外”。主敬才能“存心”，才能收到“求放心之功”，达到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的“克己”和“修身”的目的。我国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曾经说过:“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园而行欲方”。这就是人们常讲的“胆大心细，智园行方”。曹南冥则将其与“存心”的修养功夫联系起来，要人们“直内方外”，做到“内明外断。”所以，他在《佩刃铭》中说:“内明者敬，外断者义。”又说:“内外直方敬义立，夹持向上成始终。”都是要人们以“智明”之心去应对外部的各种事物。

其三，谓之“穷理制变”，“下学上达”。曹南冥认为，非存心无以穷天下之理，非穷理无以制事物之变。因为只有在造端乎夫妇以及于家国天下;只有在明善恶之分而后归之于身诚，才能由“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从进学的次序来看，那些“舍人事而谈天理，乃口上之理也”，那些“不反诸已而多闻识，乃耳底之学也”。他们即是讲得“天花乱落”，也万万无修身之理。

其四，谓之“修身取人”，“用贤为本”。在曹南冥看来，治国与取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善觇人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观其用人之善恶”。因为天下的许多事情其所以“极乱极治”，都是由人所做，所以，他认为“修身者出治之本，用贤者为治之本，而修身又为取人之本”。千言万语，说到底莫不出于“修己用人”。

在曹南冥《学记杂类》一书中，先生还提出了许多“入道治心”的方法，比如，他遍览摘取宋儒二十多家之言，绘制“修身”图解二十五种之多，其中先生自作者、几十八图、多为自己观省而不示于人。由此可见，曹南冥有关“修身”，“存心”的实学思想，虽然汲取了宋儒的许多说法，但却具有不少独到的新意，遂使南冥先生的实学有着浓郁的大韩民族质朴纯真的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