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传统与文化

二、“实学”传统与文化

人的“求实”思维经过知识分子对“实”的诠释与争论，得到了统治者或者说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与扶持以后，随着时代的演进，“求实”就变成了一种“传统”，“实”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就泛化成了一种“实文化”。这种“实文化”在有些历史时段被强调，成为一时的社会思潮，凸显出整体性和独立性，在有的历史时段又弥散化合于其他文化领域中，变成了“亚文化”^[1]，有时变换出异样的术语和形式。总之，“实文化”作为一种竞争中求生存发展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没有中断过。

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这种“致用”“入世”的思想也得到更多人的发扬，从“实”的重要性的阐释发挥到“笃实”的思维惯性的形成，逐渐发展出了关于“实”的学问与理论，形成了一种具有完整体系的“实学”。

东汉时期的王充在《论衡·非韩》中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王充提出了“实学”，与《全齐文》卷二十六《释玄光》中“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2]，概指追求实际有用的惯力，道出了“实学”的日常生活化伦理与广义性。唐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曾上书批评明经考试、争尚文辞之弊，主张“取《左传》《公羊》《谷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伯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六十九》）。杨绾站在国家教育理念的角度，反对一代接一代的学子高谈阔论、华而不实，主张“任通一经”，探其深义奥旨，求学问津要求得“通诸家之义”的原理，得可堪行用的“致用”之学。

到了宋代，“实”的思想体系得建，发展成了“实学”。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都倡行“实学”，称为宋代“实学四子”。此时的“实学”主要是提倡“治经”，提倡从“圣贤”的著述中“穷经以致用”，求得义理精髓。这既是一种治学的“思潮”，也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学派，对“实”的阐释趋于学理化，不像秦汉时期学人对“实”是从生活事相中总结阐发的。

北宋学者张载以“躬行礼教”为宗旨，提倡“学贵有用”“务为实践”。他在《正蒙·太和篇》中论及“太虚即气”“至实为虚”时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他主张将人的追索回到人的自然本性，回到原初、本然状态，他说：“太虚者，天之实也。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意思是大自然的奥秘是无法穷尽的，这是天之本然，人的一切也出自天之本然。他还说：“与天同源谓之虚，须事实故谓之实……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出实。惟太虚无动摇，故为至实。”求索天之本然性的根底，会走向无尽的未知，终极意义上是虚的，天地之间最大的实在是自然规律，探索人的行动、人的创造的理由与得失，才是实的。张载把“虚”和“实”对立起来审视人的行为的终极意义，以形而上的哲学本体论把人们“务实”的追索落到“至实”的命题上。张载的理论主张中，为后来知识分子所熟谙引鉴的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这才是人心，才是人在自然中的思维规律。张载从界定难以穷尽的虚境的角度，否定了超自然事物存在的基础，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人的存在，将“实”赋予可控的人类理性，树立了人在社会中抗拒自然力量、凝神静气做事的姿态，把人们的视线引到“幼有所养，壮有所用，老有所归”等身边的实际需求中，将儒家学者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取向定位到实际的生存求索中。

北宋程颐在治经、治学的意义上阐释了“实学”的意义。如果说张载调转了人们追求的思维指向，那么程颐则把这种指向具体化到了“经”。他说：“治经，实学也……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3]程颐把求实的思维路径具体到“经”典中，把“实学”界定于“治经”及相关的时务、政事。

南宋的朱熹以“理”为“实学”，认为《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4]。意思是《中庸》中讲：“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就是持什么样的思维、怎么做的问题，选对目标对象和方法，是正道，不善于把方向调整到“正道”上的人很多，走上不能解决问题的歧途而不悟者是常有的事。朱熹认为《中庸》中的这个道理意味无穷，是实学。他还说：“尝窃病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而常妄意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之外别有一物，空虚玄妙，不可测度，其心悬然惟侥幸于一见此物，以为极致。”^[5]朱熹认为老学、佛学皆为空虚玄妙之学，其内容不可测度，令人难以操作，而儒学是“实学”，其内容没有脱离天地万物，但是侧重于人伦日常之事物。

明代王廷相说：“《正蒙》，横渠之实学也。致知本于精思，力行本于守礼。精思故达天而不疑，守礼故知化而有渐。”^[6]他还说：“夫《六经》之论述，非文之经，则武之纬，而孔子夹谷之会，立谈之际，足以折齐侯之强，遏莱人之兵。由是观之，文事武备，兼而有之，斯儒者之实学也。”^[7]王廷相之语，肯定了儒学中的思想不仅指导人如何做学问，还能解决军事战争等实际问题，认为正确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做人首要的是“致知”“精思”。

明清之际顾炎武却将“实学”与“理学”末流对立起来。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熟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文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8]这里，顾炎武认为理学末流空谈心性，而“实学”力行“经世致用”“修己治人”。

从张载、程颐到朱熹、陆九渊再到王廷相、顾炎武，都从做人做事的角度推崇儒学的实际意义，认为儒学里有“实学”，要理解实学的精义，就要深读经学、礼学。这些学者比较一致的一点就是主张践履之学，从经学中挑出正义，达到“经世致用”，方为“力行”之“实”，也才是实学之本。

1897年上海创刊了《实学报》，章太炎主笔，标志着传统的“实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向“新学”转型。江苏督学使者龙湛霖在《实学报叙》中说：“古者通经以致用，学焉而有可用者，皆实也。但猎取其章句词藻而究其心焉，盖学之涉虚也久矣。泰西以艺开国，推而至于礼教、政治，无不各有专门之学……中国学人不减于泰西，聪明才智何多让焉，乃皆避实而驭虚……虽天算、地舆、政治、掌故之学，历以试士，冀士子之潜心于平日者，临事则仍借制艺诗赋。”^[9]这时的学者又明确认同传统的“实学”，即推崇“通经”“致用”的传统，但是从“泰西”（西方国家）传入的学问与传统“实学”发生了冲突，逐渐影响了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学”的热诚，改变了实文化的承接的取向，也影响和改变了“实学”的内涵，人们开始在西方文艺思潮、哲学思潮、社会思潮的影响下重新定位“实”的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兴起了对古代文化现象、文学经典、哲学名著、学术著作进行重读的思潮，也兴起了实学研究的热潮。直到今天，实学研究仍然是重要课题，如张传友的《清代实学美学研究》就综合了张岱年、陈鼓应、葛荣晋等人的实学研究，也回顾并联系了李泽厚、刘刚纪、周来祥、叶朗、张法等人的美学研究；邱春林的《会通中西——晚明实学家王徵的设计与思想》又是从器械设计到自然物质、工程科学来研究实学的。这样的研究思路很多，说明在今天人们还是重视实学的内涵与传承。

有学者认为，“实学”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

广义的“实学”是指自先秦以来一切追求实际并注重应用的学问，包括自然科学的实质研究、人文社会的生活研究，既包括文学研究，也包括医学、法制、道德实践研究。内涵上，主要讲“实体”与“达用”，关注人的存在的有用性，关注人的存在重心的阐释和对人的精神路径的探究。“实体”分为“实理实学”“实心实学”和“实气实学”，“达用”分为“经世实学”“科技实学”“启蒙实学”和“考据实学”（包括“史学经世”论和“明经致用”论）等。

狭义的“实学”是指中国儒学传统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文化形态，指继承并发展了先秦汉唐儒学的基本价值理念，从北宋至清末极受尊崇的一种社会思潮——以坚持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范畴——既反对佛道的“空”“无”，又反对空疏玄理无用。综合葛荣晋等各实学研究家的主要观点，可以说，实学——“一言以蔽之，就是实体、达用。在实体的部分，就宇宙而言有宇宙实体论，如元气实体哲学。就人而言则有心性实体论及道德实践之学。此外，在达用的部分，则包含经世之学、实测之学、明经致用论、史学经世论、考据实学、启蒙实学等。整体而论，经世实学是中国实学的主流与核心，而所谓‘经世’则包含了三层意义：①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②‘治道’，即经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③‘治法’，即在某种‘治道’思想的指导下，提出各种具体的经国治人之法。由此可见，‘实学’中的核心概念即经世或入世的‘世’。”^[10]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实学糅合了“实体达用之学”“崇实黜虚”“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的因素，鼓励的是人要“积极”“入世”、擅于“用世”的传统。“实”寻求的是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状态，也注重人对物、人对自然、人对社会的开掘，强调的是人与世界的恪守关系。

由“求实”思维到“实学”传统，然后延伸出“实文化”，衍生出了诸多形异质类的思维惯性，形成了具有完整思想体系和严密逻辑的思维结构，渗透于各学科、各领域：不仅存在于物质文化，也存在于非物质文化中；不仅存在于器械设计、产品种类开发、科学技术的改进，还存在于教育、人伦关系和追求真理的理念中。实文化几乎影响了当今社会所有的价值取向，实文化“已经不仅仅是某个国家、民族的特殊需求，更是所有社会的历史需求，甚至还内化为一种普遍的人性需求”^[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