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文化自信

林　亮

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习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面对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缺位,亟须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才能具有真正文化自信。而本体论思维,功夫论以及生成论等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内容,以及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我们的文化自信建立在传统文化的牢固根之上,使国人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更重要的是实践上能自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树立自身的文化自信。

“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如是指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不是来自外来文化,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因为这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根本。抛弃中华传统文化,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将不再是中国人,因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这表明,习近平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在塑造中国国民精神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本人深以为然。本文所理解的“传统文化”,是指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

一、部分国人缺少对传统文化认同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表达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突显出在当代社会现实中,优秀传统文化处在被切割,被抛弃的尴尬位置。国人对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漠视与无知,并非传统文化一无是处。造成今天的局面,有其历史原因。特别是伴随者近代欧洲的工业文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击,经济渗透和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已经明显显现出老态龙钟,并迅速走向衰落。中国的文化自信自此受到严重削弱。

进入20世纪以来,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收到了颠覆性的批判,打到孔家店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口号。到了“文化大革命”,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四旧”被清扫。改革开放以来,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得到的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但由于对自身文化的切割,造成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出现了精神上的游离和空虚,即物质的极大满足和精神的重大空缺,物质与精神二者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精神领域的空缺必然要得到填补。一些人认为,在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我们传统的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已然不适应。传统文化所带来的诸如懦弱、腐败、自私等负面影响,让许多中国人欲弃之如敝屣。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对于自身文化的蔑视多于尊重,极端的情况是全盘否定自身母体的文化,进而全面西化,因为在这些人的思想里,西方文明才是人类的现代文明的标志。这就使得西方的文化泥沙俱下,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跟随着西方文化而渗透进来。造成了部分中国人形成了西方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得部分中国人变成了言必称欧美的“香蕉人”,部分中国人变成了只知物质享受的“动物人”。在这种现实中,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极易腐蚀内心孤独、空虚、缺少对自己传统文化认同的中国人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面临着严重挑战的社会问题。

二、文化自信对于中国梦的实现的重大意义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内涵所在,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人民要幸福,除了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外,精神领域的强大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我认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人民幸福”体现出来。因为我们的发展其终极价值应是人的全面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终极发展目标,具备强大的精神力量必不可少。正如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习近平在2014年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两会期间参加贵州团审议时又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彰显的是对自我文化的价值认同,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同时,笔者认为也是对“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超越。文化自信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会营造出和谐幸福的精神家园,对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具有重要意义。

三、真正的文化自信来自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1.传统文化被认同的理由

一种文化被认同,在于该文化对于认同一方的主体价值意义。传统文化认同之于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使我们不禁思考,传统文化有哪些是值得和足以让我们产生自信,即产生自信的根据。我们认为,传统文化本身历史传承的合理性及内容的科学性及其对于主体的价值,是我们形成文化自信的历史传承和内在基因。刘斯奋、谭运长在《“道”“器”之辨与文化自信心的重建》中提到的“我们应当十分珍惜和坚决守护文化传统的本质精神即属于“道”的部分:价值观中的尚‘用’准则、人生观中的尚‘和’精神和方法论中的尚‘简’取向,并以此为核心,构筑与时代进程相适应的‘器’。”

从内容上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

(1)尊“道”讲“理”的本体论

“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哲学范畴,已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包含的最高追求,并形成了中国人的特有的充满智慧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看来,“道”侧重于指“人道”。徐复观认为“孔子追求的道,无论如推扩,必然是解决人自身问题的人道……”我同意这种观点。儒家作为一种“入世”学说,探求的是在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中,人应该遵循怎样的一种规则和秩序,才能获得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及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对此,《论语·述而》篇中明确指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这其实是为人如何立足于社会进而创造出更大价值指明了道路。而对于社会治理,孔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这种社会治理思想我以为更侧重于标本兼治的一种模式。既考虑到了社会规则即礼的刚性要求,又考虑到了人心向善的道德追求的可能性。

而道家,则是持一种“天道观”。把“道”理解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根本,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二十五章)并认为,“道”是化生万物的源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一章)

在《易传·系辞上》论述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显然,在《易传》中,即有把“道”理解为超越具体万事万物之“器”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形而上之意,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总根据和运行之所以然。

后人对“道”的理解又不断地发展,到了宋明理学的发展阶段,提出“理”、“本心”、“至善”、“诚”等哲学范畴,这些哲学范畴是宋明的文化学者对于传统的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创新,极大丰富了传统的文化内涵。

尊“道”讲“理”,已经深入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

(2)讲求“知”“行”的工夫论

传统文化中的“知行”是相辅相成,无法割裂的一对范畴。“行”无法脱离“知”来谈,同样,“知”也无法脱离“行”来谈,朱熹说道:“知与行,功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二者皆不可偏废。”(《朱子语类》卷第十四)这种知行工夫,也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式。对于“知行”二者的不可偏废的观点,普遍认同。历代学者分歧的关键在于“知”与“行”的先后以及孰轻孰重方面。

第一,朱熹为代表的“知先行后”的观点。朱熹说道:“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然学问、慎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阙一。(《朱子语类》卷第十四)朱熹与程颐的观点相似,都认为“知先行后”,但朱熹并没否定“行”的重要作用,“虽要致知,然不可恃。《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朱子语类》卷第十三)朱子还说:“若不用躬行,只要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不然,则孔门诸子皆是呆无能底人矣。”(《朱子语类》卷第十三)

第二,王阳明为代表的“知行合一”的观点。王阳明对于知行的观点,有一精彩论述:“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做得学问思辨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而不能精察眀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凡古人说知行,皆是就一个功夫上补偏救弊说,不思个人截然分作两件事做。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就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全书》卷六《答友人问》)这里,显然是把知的过程包含脑力思考的过程都认为是“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知”与“行”是“合一”的。

王阳明跟朱熹的观点有比较大的差别,其差别的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在于他们对于“理”的理解的分歧上。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其逻辑是观照内心世界的过程中把知与行的统一起来,而朱熹认为“理”在于独立于人之外的万事万物中,其逻辑是应先认识独立于人的外在万物之理,然后才能在所认识的被认为是正确的万物之理的指导下。因此,产生了认识“理”的不同途径。除了“知先行后”、“知行合一”的观点,在知行观上,还有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观等,这些先哲对于知行关系的探讨,无疑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3)生生不息的生成论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即是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万事万物是处于不断变化的演变状态,无始无终。而西方文化追求的是任何事物产生的初始动因,追求“第一推动力”。

在《易传》里提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辞》第五章),把宇宙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体,其根本是“生”。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限。”动静互生,“互为其限”。这种生成论的观点,是从时间的维度动态的来考察宇宙世界。

综合而言,基于传统文化理论内容的共同来源,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医家等诸子百家,共同促进了我国古代各门学科的诞生、发展和繁荣,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深深地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孕育诞生最为久远的文化之一。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期间经历了多次危机,仍旧屹立不倒,薪火相传,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在兼收包容中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但仍文脉延绵。如早期的四夷入侵、五胡乱华,到元代和清代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直至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进入,不仅未能使中华文明中断或灭亡,反而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内容和更强的生命力。

从其影响力看,中华文化以因其相较于周边民族文化更发达,以及其内容的合理性,早已为周边的民族和国家所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涵盖东亚,辐射东南亚的中华文化圈。今天,随着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扩大,势必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支文化力量。

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特点,具备支撑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足以让我们感到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文化自信有了来自母体文化作为根本和理论支撑,才有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并使文化传承展现出木有根本枝叶茂,水有活源自长流。就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四、增强文化自信的途径

真正的认同,不仅在理论上,更应体现在实践上。要探索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1.就结合对内容的运用而言,我认为可以进一步从“道”和“用”的两方面来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

首先,在“道”的层面上,挖掘总结提炼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常道”。将使我们的文化可以找到为什么可以存在的依据,这是确立文化自信的根本。对于“常道”,即指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运行背后恒常不变的“道”,它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无论哪个历史时期,都需要遵循能使万物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儒家思想归纳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已经成为每位中国人内心的自觉追求,其意义早已超越古代农耕文明社会的道德范畴,以“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常道”,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中突显其独特价值。有了对于传统文化“常道”之根本的认同,才有文化自信的根基,不忘根本。

其次,在“用”的层面上的认同,使我们能够熟知传统文化源绵不绝的缘由所在,并能为开创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文明提供积极和有益的借鉴。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强调绝对的等级制度思想,已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强调“平等”的时代潮流。对于类似的思想,应及时予以扬弃,抛弃其中的不平等的思想,使之转化为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承担相应的社会角色,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传统文化在“用”层面上的正确认识,使我们的文化自信不是顽固的文化守旧,体现的是与时俱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

2.在具体的措施上,可以尝试一下方式

第一,提升学校教育的效果。无论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办的各个水平层级上的国民教育,还是国家教育部门主管的担当着基础教育功能和普通高等教育功能的非国家和政府主办的教育,都有责任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教育,可以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仁爱正义、诚实守信、爱岗敬业、持中守一等民族智慧和优秀道德传统,使之成为人们自觉的实践指南,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

第二,形成尊重与敬畏传统文化社会氛围。社会是人们生活的大环境,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实践,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人们对传统文化有更全面和正确的认识,使人们形成良好的认知并体现在行动上,坚定自己的信念,增强文化自信。具备了这样的文化自信,必将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