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实学教育思想

魏源,字默深,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卒于咸丰七年(1857年),湖南邵阳人。十五岁补县学弟子员,十七岁补廪,曾从胡墨庄问汉儒家法,从姚学塽问宋学,从刘逢禄学公羊学。28岁应顺天乡试,中举人第二名。36岁应礼部试,不第,遵酌增例,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得博览内阁典籍,“留意一代典故之学”,与林则徐、龚自珍等交游。48岁入署理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幕,筹划抗英战略,并于镇江会晤遣戍伊犁途中的林则徐,受林则徐嘱托编撰《海国图志》。49岁在《四洲志》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并撰成《圣武记》。他在地方官任内改建书院,又设立义学,整饬育婴堂,很重视教育,听政之余,以读书撰述为娱。著作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发微》《大学发微》等,并曾注《春秋繁露》《老子》《墨子》《六韬》《孙子》《吴子》等。

魏源生当封建社会危机加深,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他亲自参加了反抗英国侵略者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学术上由理学入门后,经由旁涉汉学而走向公羊学。他以公羊之世的发展观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以知从行来的认识论作为学教人的理论依据。但他相信鬼神存在,又服膺性善论,哲学思想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他与龚自珍一样,也以经术为治术,并主张史学经世。他的教育思想也都是从论证学与治的关系中衍生出来的,或者说主要是从要求进行改革和抵御外敌中衍生出来的。

一、论经术与治术的统一

魏源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是,在论证以经术为治术,阐明学与治的关系中,在反对附庸于科举考试的俗学、批判向空疏无实发展的理学、向琐屑无用发展的汉学中,提出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特别是在人才的养与用方面进行改革的主张,并在培养人才上要求实行尊德性与道向学的统一,教与化的统一,要求以自造自化、深思躬行的精神为学,以去人之短、成人之长的精神教人。

魏源针对封建社会的危机,以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从公羊学的经解重在求为世用出发,主张以经术为治术,把学与治统一起来,体现了教育服务于政治的思想。在《默觚上·学篇九》中,魏源说:

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48]

按照魏源的思想,像《周易》《洪范》《春秋》等都是三代“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表明经是用来“求道”“制事”的,而“道形诸事谓之治”,表明治是道在事业上的体现。而所谓道,照他在《皇朝经世文编叙》的解释是:“治相嬗成今古,有洿隆,有敝更之谓器与道。”^[49]这里把“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统以古今政治的演变起伏兴革作为解释,体现了他的“道存乎实用”以礼乐为“器”、以兵刑为“断”、以食货为“资”的思想。说到底,经术也就是治术。魏源这种以经术为治术的思想,在当时的学术风气下,其现实意义在于批判了为应科举考试而流行的“俗学”,批判了向空疏无实发展的理学和向琐屑无用发展的汉学。在《默觚下·治篇一》里,魏源批判骚墨之士与腐儒说:

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讬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谷簿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饾饤可为圣学乎?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诗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50]

在《默觚上·学篇九》里,魏源批判脱离实际的汉学说:“以通经致用为诟厉,”“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51]。在《默觚下·治篇五》里,魏源批判食古不化的庸儒说:

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善琴奕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52]

所有这些对当世学术风气的评论,表明魏源在学术上讲求的是“君子用世之学”^[53]。因此,他对当世今文经学的兴起和通儒的出现,都予以肯定和赞扬。在《刘礼部(逢禄)遗书序》里,魏源指出:

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之学绝于隋、唐,两汉训诂声音之学熄于魏晋……今日复古之要,由话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两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这表明他认为讲求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体,才是合乎“道”的,才是正确的学风。在《武进李申耆(兆洛)先生传》里,魏源对“论学无汉宋,惟以心得为主,而恶夫以饾饤为汉,空腐为宋”的李兆洛深表赞同,认为他与“其学能通于经之大”的庄方耕(存与),是“并世两通儒”,而以两人都出自武进为“盛矣哉”之事。这表明,他认为治学能通经之大意、有心得,才是可贵的通儒、学人。魏源在学风、学人问题上的这些见解,说明了他对学与治的关系的认识。这一认识还可以用他在《皇朝经世文编叙》里解释学时所说的话来概括,即:“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从违,知参伍变化之谓学。”^[54]这里的学,虽然不专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化,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化也都是这种所谓学的体现,所以不妨将它看作魏源教育思想上的一条纲。

魏源立足于在以经术为治术,进行学术风气的评论的同时,还提出了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这也是他学与治统一的思想的必然趋向。魏源的社会改革要求,也是由现实社会各方面,主要是由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方面的弊端引发的。按照魏源的思想,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在《默觚下·治篇五》里,他指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也。”他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55]表明学与治是不可以以古绳今,以今律古的。这里他把“道”与“势”对立起来,认为道是不变的,当然不足取。魏源还认为,顺应着时势的变化,对政治上出现的弊端,应该进行更革。在《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里他指出:“有捄时君子欲挢其弊而还其利,势必不得不出于更革。”^[56]对于怎样更革,魏源提出以利民、便民为标准。他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57]他认为凡是利民便民的,变革之后,就会因变革的大小而有大小不同的效果:“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58]

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主要表现在唤醒人心和培养人才两个方面。在《海国图志叙》里,他提出要使人心“违寐而之觉”,要使人才“革虚而之实”。在人心“违寐而之觉”方面,他提出:“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在人才“革虚而之实”方面,他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这里无论是去除人心沉寐之患,还是去除人才无实之患,都是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相关的急务。单从人才问题方面说,魏源也如同龚自珍一样,把有无人才看作是关乎国家盛衰的大事。他曾就人才问题做过这样的论断:“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故先王不患财用而唯亟人才。”“人才进则军政修。”^[59]魏源的这一论断,在国家各项事业上应该说是有普遍意义的。他根据“三代以上之人材,由乎教化”^[60],周文王“有造士之政”“有求贤之政”^[61],提出国家兴学培养人才的要求。他以“宋庆历中培养之人才,数世用之不尽”为例,要求人主把“造士”“作人”作为一件大事。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在全国各州县立学,并整顿太学和国子学。后世“论学校者,称庆历之风”。魏源要求人主“造士”“作人”,所指也就是兴学育才。但当时在培育人才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的弊端,他曾就此加以抨击并提出改革的方向。在《默觚下·治篇一》里,他分析当世的养人用人情况指出:

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篇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及事不治,则拊髀而叹天下之无才。乌乎!天下果真无才哉?

由此,他提出“养人”要切合“用”,也就是“所用必所养”的育才方向,当然他也同时提出用人必须是所养的人,“所养必所用”。

魏源的养人育才必须切合实用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他论述的人才培养目标上。魏源在《默觚上·学篇一》里论述道:“学之言觉也,以先觉觉后觉……学之言效也,以后人师前人……觉伊尹之所觉,是为尊德性;学传说之所学,是为道问学。自周以前,言学者莫先于伊、傅二圣,君子观其会通焉。”^[62]魏源从阐述学的本质出发,做出言学当对尊德性与道问学“观其会通”的结论。这也表明:在“先觉觉后觉”“后人师前人”的教育与学习活动中,魏源是要求把品德与才能的培养结合起来的。在《默觚下·治篇一》里,他提出对人才不能“但取文采而不审其才德”。他认为如果人才不是才德兼备,那么“一旦身预天下之事,利不知孰兴,害不知孰革,荐黜委任不知孰贤不肖”是没有用处的,这从另一面反证了培养人才的目标在于重视才、德两个方面。

魏源的养人育才必须切合实用的思想,也体现在他设计的教育内容上。魏源立足于以经术为治术,认为“学校所崇五经中《易》《诗》《书》《礼》皆原本于周公而述定于孔子”,是生员所必须“诵习”的。在小学的教育内容方面,他曾根据朱熹《大学序》及《仪礼经传通解·学礼》的论说,编纂《小学古经》,并在序文里指出:

小学之书,则朱子序《大学》,即谓《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皆小学之支流余裔。及晚年编《仪礼经传通解》,立《学礼》一门。亦取《保傅》、《学记》、《曲礼》、《少仪》、《容经》、《弟子职》诸篇为正经。是朱子所述小学古经数篇,至为明著,上合先生造士国学十五岁以前蒙养始基之谊。不知何以刘子澄(清之)奉命集《小学》,分敬身,稽古、明伦三类,而三类之中皆无正经,三类之外,益以嘉言善行,无非割裂经传,杂录方言俚诗,芜冗至不可读。^[63]

魏源肯定小学当读正经,而对朱熹弟子刘清之在奉命编集《小学》时的杂录善言嘉行、方言俚诗很是不满。因此,他所纂集的《小学古经》:

立教则以《保傅》、《学记》二篇为正而荀子《劝学》附之;敬身则以《曲礼》、《容经》为正而《践阼记》附之;明伦则以《内则》、《少仪》、《弟子职》为主而略损益之。由是每门之中,各有三篇正经,以存先王立教之遗,……远在刘子澄集本语录、俚诗之上,于朱子平日序《大学》、编《学礼》之意粲然合符,循而行之,可由洒扫、应对得精义之渐,裕作圣之基,其功于大学非浅也。^[64]

他还坚持“蒙以养正,是为教本”的认识。反对当世治小学的儒师“以小学蔽先王造士之法,以六书蔽小学养正之功,形声诂训,童而究之,自首莫殚,终身无入大学之期”^[65]。

在大学方面,他也编纂有《大学古本》,并希望主持功令者,颁之学宫,作为教材。在《大学古本叙》里,他指出:“《大学》之要,知本而已;知本之要,致知、诚意而已”,“格物者,格其意、心、身、家、国天下之物,以知其诚、正、修、齐、治、平之理。”

他叙述自己编《大学古本》的做法说:“爰恭录《钦定礼记义疏》案语于首,其经文共分致知章、诚意章、正修章、修齐章、治平章,凡六章,一循古本之归,不分经传,尽录朱子章句原文于下,即以今本之说注古本之书,天造地设,不约同符。又自以己意每章别加阐释,取明大意而止。其下编复取宋明儒先之说,旁推曲畅以尽其文,凡得书二卷。”

魏源在小学和大学教材上所做的这种处理,是他的以经术为治术的实学思想的反映,也与他在社会改革上主张的废除科举中以帖括、楷法取士的思想相一致。

魏源的养人育才必须切合实用的教育思想,还体现在他关于师儒素养及师儒施教的论述上。在《默觚上·学篇九》里,魏源指出:“(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66]表明师儒的素养在通经,师儒的职责在教士,而士又必须是通经致用的。

关于师儒施教的原则,在《皇朝经世文编叙》里,魏源曾论述道:“事本本夫心……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法必本于人……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今必本夫古,……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物必本夫我,……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这一系列的“善言”显然含有教人的意思。这一系列的验于事,资于法,验于今,乘于物,也显然含有从实际事物出发或以实际事物验证的意思。关于师儒施教的方法,在《默觚下·治篇十三》和《默觚下·治篇七》里,魏源做了明确的论述。前者论述教与化的关系,指出:“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无化,无以格顽;有化而无教,无以格愚。……积学未至而暴之遽,积诚未至而教之强,学之通弊矣。故言立不如默成,强入不如积感。”^[67]表明教与化在开启智慧、增长知识、培养品德、塑造性格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由于教育上的通病是强教,所以他着重提示了“默成”与“积感”的功夫。后者论述教人的方法要有针对性,指出:“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长,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68]

魏源的养人育人必须切合实用的教育思想,还体现在他关于士人素养与士人学习方法的论述上。在《默觚上·学篇二》里,魏源说:“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岂天人之相易也,曰是天人之参也。……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他引用庄子“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论点,认为专心致志,久而久之,“中人可易为上智”。由此,在为学上,他提出“造化自我立”,要求学者“自造自化”^[69],这正是士人的基本素养。当然,他的这一思想,是与圣人“生知”“安行”的谬说有区别的。在《默觚上·学篇三》里,他曾以文王“忧患而作易”,周公“兀坐而待旦”,孔子“发愤而忘食”“假年而学易”,反驳所谓的圣人“生知”“安行”。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里,他也曾指出:“士自成进士释褐以后,则不复以声律点画为重,士得以讲求有用之学。故中材之士,往往磨厉奋发,危言危行,无所瞻顾。凡本兵、吏部文武之任,往往有非常豪杰出乎其间,虽佚君乱政屡作,相与维持匡救而不遽亡。”^[70]

这既包含要求进入仕途的士人继续奋发、讲究实学的意思,也包含中材之士经过努力于实学,也能成就为匡时救难的豪杰之士的意思。

至于为学的方法,魏源在《默觚下·治篇一》里论述道:“人有恒言曰学问,未有学而不资于问者也,”“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也;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71]在《默觚下·治篇九》里,他还指出“闻见广则聪明辟,胜友多而学易成”,“乌有舍国士、天下士而友一乡、一闾之士者乎”^[72]?表明在为学上必须有师友讲习相助,特别是要自己勤学好问。在《默觚上·学篇二》里,魏源还论述道:“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翻《十四经》之编,无所触发,闻师友一言而终身服膺者,今人益于古人也;耳聒义方之灌,若罔闻知,睹一行之善而中心惕然者,身教亲于言教也。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73]表明在为学上,魏源还很注重亲履、践行的。由此,他也十分反对汉学家“专务记丑,屏斥躬行”的学风。

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教育主张

魏源教育思想的极其可贵的一个方面是,在论证“师夷长技以制夷”中,给教育启示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制夷”,它具有抵抗外侮、卫国守土的爱国主义特点。这一特点,鲜明地表现在《海国图志·筹海篇》和《道光洋艘征抚记》《圣武记》等论著中。围绕着这一特点,魏源提出在师夷长技中必须“熟悉夷情”,必须“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必须具有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并批判了顽固派反对师夷长技的各种陈词滥调。

师夷长技必须熟悉夷情,这在当时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在《圣武记》卷十二中,魏源指出:当世士大夫“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环瀛之大”,“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之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社会上甚至朝廷之上,对于外部世界很少了解,许多人对像英国这样已经与之通商二百年的国家,“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74],对于外国的许多先进技术,又一概卑夷为“奇技淫巧,形器之末”,或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75]。针对这种状况,魏源提出“筹夷事必知夷情”,“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76]。为了熟悉夷情,翻译夷书,魏源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就在林则徐委托袁德辉译编的《四洲志》基础上,又根据明代岛志及当世夷图、夷译,“以西洋人谈西洋”的众多资料作为参考,编撰《海国图志》六十卷,又于五年后补撰为一百卷,共八十余万言,并附地图七十五幅,附船炮式样图五十七幅,为朝野上下提供了全新的世界知识。魏源在这部书的开头议战议守部分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表明他既赞赏竭耳目心思之力而成的器械,有夺造化的功用,又注意到了战争中养兵练兵之法,即今日所称人的因素,包括军事教育,科技教育。至于“立译馆、翻夷书”,本质上已属于文化教育事业。

师夷长技必须“转夷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这是魏源从鸦片战争失败的实际感受中逐步形成的思想。开始,对于英国的舰船火炮这类先进武器,魏源也曾认为“与其制之内地,不如购之外夷”以后,他就不再停留在购船购炮上,而是要求“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行取弥利坚,佛兰西,葡萄亚三国各遣头目一二人,赴粤司造船局,而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如习天文之例”^[77]。他还曾提出:“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78]他同时对顽固派把设厂局、造船械视为“靡费”的论调给予驳斥,说“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靡费,及一旦靡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79]。这种自己设厂设局、造船造炮的办法,自然也给教育提出了培养科技人才的新课题。

师夷长技必须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从魏源论著中不难发现的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思想。在西方长技面前,魏源毫不自卑。他指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爽杪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铖、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是人才非不足明矣。”并认为将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完全可以迎头赶上西方。他还援引西史论证说:

俄罗斯讹达王(彼得大帝)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返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故知国以人兴,功无悻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80]

魏源这种要求当国者厉精淬志,奋发图强,并认为“国以人兴”的充满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思想,在人才培养中无疑也应该是重要的思想教育内容。

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魏源在提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魏源从当时败象丛生的封建制的中国看外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曾表示赞叹向往。他认为美国的联邦共和制和议会制是“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81]都是可取的。他认为瑞士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体是“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可称“西土之桃花源”。^[82]魏源虽然不曾述及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但教育制度在国家政治制度范畴之内,关心教育的人也会由政治制度而思考教育制度问题的。

【注释】

[1]陆保璿:《满清稗史》第三十一节《用儒术以笼络汉族》,第17页,北京,中国书店,1987。

[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第209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3]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2集·第6卷·小说集四》,第13～14页,上海,上海书店,1992。

[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同上书,第6页。

[6]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基本精神》,第62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保甲正名》,第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8]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第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9]王安石:《临川集·性说》,第19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10]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壬癸之际胎观第七》,第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阐告子》,第1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阐告子》,第1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明良论四》,第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下册·第十一辑·定庵先生年谱》,第5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西域置行省议》,第1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尊隐》,第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七》,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9]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明良论四》,第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0]同上。

[2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下册·第五辑·上大学士书》,第1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明良论二》,第31～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6]龚自珍:《龚自珍集全集上册·第一辑·明良论一》,第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明良论二》,第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8]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下册·第五辑·与人笺七》,第3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9]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对策》,第1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0]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下册·第五辑·与人笺》,第3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平均篇》,第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下册·第十一辑·定庵先生年谱》,第6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对策》,第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4]同上。

[35]同上书,第115页。

[3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六》,第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7]同上。

[38]同上书,第5页。

[39]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五经大义终始论》,第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0]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明良论四》,第34～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八辑·语录》,第4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五辑·与江子屏笺》,第3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三辑·江子屏所著书序》,第1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古史钩沈论二》,第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古史钩沈论四》,第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第一辑·古史钩沈论二》,第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8]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上·学篇九》,第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49]魏源:《魏源集上册·皇朝经世文编叙》,第1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0]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一》,第36～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1]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上·学篇九》,第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2]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五》,第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3]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上·学篇十一》,第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4]魏源:《魏源集上册·皇朝经世文编叙》,第1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5]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四》,第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6]魏源:《魏源集上册·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第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7]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五》,第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8]魏源:《魏源集上册·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第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9]魏源:《魏源集上册·圣武记叙》,第1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60]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十一》,第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61]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九》,第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62]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上·学篇一》,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63]魏源:《魏源集上册·小学古经叙》,第1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64]同上。

[65]同上书,第138页。

[66]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上·学篇九》,第23～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67]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十三》,第69～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68]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七》,第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69]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上·学篇二》,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70]魏源:《魏源集上册·明代食兵二政录叙》,第161～1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71]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上·治篇一》,第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72]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九》,第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73]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上·学篇二》,第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74]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平凉,甘肃平庆泾固道署,1876。

[75]同上。

[76]同上。

[77]魏源:《魏源集上册·道光洋艘征抚记上》,第1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78]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平凉,甘肃平庆泾固道署,1876。

[79]同上。

[80]同上。

[81]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九·外大洋弥利坚第九》,平凉,甘肃平庆泾固道署,1876。

[82]魏源:《海国图志·卷四十七·大西洋瑞士国》,平凉,甘肃平庆泾固道署,1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