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教育和出版思想

三、会计教育和出版思想

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初期，潘氏就深深感到非改良企业会计制度和训练会计专业人员不可。1927年潘氏创办了第一个簿记训练班，以后发展成立信补习学校，直到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而且不仅局限于上海，在广州、重庆也建立了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多层次的会计人才教育体系。与此同时，他自行编译会计书籍，并开设图书社，把事务所、学校和图书社三者融合起来，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奋斗，逐渐形成享誉全国、影响巨大的“会计师业务、会计教育、会计出版”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二十几年间立信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会计专业人才，这在当时的旧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潘氏的周围也由此汇聚了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由职业者)，立信成为旧中国会计事业的一块绿洲。

(一)潘序伦会计教育思想溯源

一种思想的产生总可以追溯其发轫的源头。那么，潘氏教育思想的源头是什么呢?经过梳理，不难发现有多种因素构成其思想渊源:既有来源于“实业救国”的思想，又伴生于“会计改良与改革之争”运动，更受黄炎培等人提倡的职业教育思潮的启迪。总之，潘氏会计教育思想是这些思想交融的产物和综合的结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潘氏本人自身经历、个人体验的结果。

1.“实业救国”思想

“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一样，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生存危机之时提出来的，是带有爱国进步性的。民国以来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积弱积穷的乱世局面深深刺激了爱国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者。在民族存亡之际，许多仁人志士都在不懈地探索爱国救国之路，他们从多种途径积极倡导维护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机的主张，不少有识之士从兴办实业、振兴实业的角度提出了救国的处方。

顾福佑、王成杰在《潘序伦与立信会计学校》一文中指出:潘序伦“在青年时代受到旧民主主义‘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接着赴美国留学。回国后立志把一生献给祖国的会计事业，以期实现‘实业救国’的思想。创办立信会计学校，培养会计人才，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实际活动。”^[32]这一论述直接阐述了潘氏会计教育思想与“实业救国”思想的关系。

2.“会计改良与改革之争”运动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前后，会计界涌动着一股改革与改良的思潮，因而发生了是否以科学的西方会计取代传统的中式簿记的论争。这场论争是我国近代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与交流，也是会计学术取得初步进展的重要标志。潘氏认为西方会计中的先进方法诸如借贷平衡原理、永续盘存制、成本计算和经济分析，以及超然会计制度等，在中式簿记中即使经过改良也是难以实施的。因此，作为改革派的领军人物，潘氏从会计师业务、会计教育、会计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等多个层面，积极投身引进、推广西方会计的会计革新运动，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新式簿记人才。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潘序伦教育思想伴生于会计革新运动。

3.黄炎培等人提倡的职业教育思潮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黄炎培以首倡职业教育而著称。他数十年来不仅身体力行，坚持实践，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开拓发展了职业教育事业，而且对职业教育理论进行潜心研究，写下许多论著，形成了颇有体系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和潘序伦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同道之好。潘氏1979年曾写道:“我从1927年起开始执行会计师业务，成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翌年又创设了立信会计学校。我们采取的教育方针与方法，可以说完全照搬了中华职校的教育方针与方法。立信会计学校在25年的时间内，训练了十万人以上的各级学生，这是以中华职校为榜样所取得的成就。”^[33]循着潘序伦本人的这一段自述，再看黄炎培、潘序伦两人的师承关系和著述实践，并把立信会计学校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实施职业教育方面的许多措施加以比较，我们可以推断，黄炎培和潘序伦的教育思想存在着前后相通的内在联系。

(二)潘序伦的会计教育思想

1.面向社会的教育观

潘氏以社会的需要作为自己办学的出发点，提出了一整套办学的新思路。

在办学形式上，潘氏坚持事务所、出版社、学校三位一体，密切配合，协同办学。他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事务所不但可以为学校提供师资，还可作为进行实务训练的场所；出版社可以为学校提供教材并补充部分办学经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以协助事务所和出版社发展业务。这样，三者之间互相支持，形成了良性循环。潘氏指出三位一体模式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在办学经费筹措和人力、财力、物力的融通上，潘氏提出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从他组织的校董会成员分布来看，除了会计教育家外，不少是在经济界、实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如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中央信托局局长刘攻芸、天原电化厂吴蕴初、申新纱厂经理章剑慧等。从经费来看，社会集资占了不小的比重。仅以专科学校为例，除开办时筹集建校基金17万元法币外，在重庆建设校舍时募集40多万元，抗战结束返沪又集资法币10.25亿元，其中申新纺织总公司和荣氏兄弟就捐助了法币1.8亿元。

在办学层次和规格上，潘氏主张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会计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会计人才。所以，他办学具有广泛的层次性和多规格性，包括大中专学历教育、成人教育和补习教育等。从1927年起，潘氏开办过簿记训练班、立信会计补习夜校(1928年)、函授学校(1930年)、晨校(1935年)、星期日校(1936年)、日校(又称“速成科”1937年)、专科学校(1937年)、高级会计职业学校(1942年)，采取长期教育和短期培训相结合，较好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在师资构成上，立信的师资队伍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立信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历届优秀毕业生以及其他高校招聘来的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组成了一支稳定、高效的专职师资队伍；另一方面是从社会上聘请有关专家、教授、学者来校讲授，组成一支兼职教师队伍。总地看来，兼职教师多于立信会计学校教学人员，而且都是潘氏为了保证教育质量而聘请来的社会著名学者、专家，如黄炎培、马寅初、黄逸峰、章乃器等都在立信讲过课。这样，在立信就形成了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专兼职师资队伍，为学校的教学质量提供了保障。

在办学地域上，潘氏十分注意地区的广泛性，根据各地需要设立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和补习分校，分布于长沙、重庆、广西、兰州、南京、天津、北京、广州等地。仅上海一地就有分校11处，散布于黄浦、卢湾、南市、虹口等区，不仅解决了众多人员的就学就业问题，而且对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会计，发展我国会计事业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在教育内容上，潘氏主张社会需要什么内容，立信就教什么内容。根据社会需要，立信自编的教材除了一般的簿记科目之外，还陆续添设了英文簿记、会计学、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税务会计和审计等课程，任凭学生选修。

2.重视职业教育中学生职业道德的养成

自20世纪以来，在我国会计界最早倡导诚信思想，大规模开展诚信教育的当推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先生。潘氏的会计职业道德思想别具一格，以“立信”为中心，贯彻于他毕生的会计事业和教育事业。1927年播序伦创立了会计师事务所，开始他的会计事业实践，不到一年，他就感到会计事业有广泛的社会性，与社会经济联系甚密，要开展会计业务，一定要取信于社会。翌年他取《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他的事务所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这是第一次亮出立信的牌子。

1933年，“立信”已经是潘氏会计职业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越发感到对会计这个职业来说，诚实守信的品德实在太重要了。他在为《立信会计季刊》撰写的《中国之会计师职业》一文中特别强调指出:“然会计师之为职业，实为工商企业保障信用而设，苟有不道德行为，而自丧其信用，则此项职业，即失去其根本存在之理由，殊背国家社会期望之愿意，可不慎哉。”^[34]此时，潘序伦已将信用视为会计事业的生命线，将恪守信用视为会计职业道德最基本的准则。1937年潘序伦以精辟的语言概括了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的校训:“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此时“立信”不仅是会计职业道德思想，而且已经被拓展得更加丰富，包含立志、守身、处事、待人等方面的做人准则。

在潘氏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下，经过几代立信人的共同努力，立信人造就了自己的立信会计精神，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构建了立信会计事业模式；从职业道德角度看，立信人体现了自己的风范，开创了中国会计诚信的先河，立信会计从而成为中国现代会计发展进程中的一条亮丽的风景线。以上这些，使立信会计在我国会计教育领域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宣传立信会计精神，弘扬立信创始人潘序伦的会计职业道德思想不但对发展立信会计事业，而且对建设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完善我国会计诚信教育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实践教学、培养应用型的专业会计人才

潘氏在办学过程中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除了传授基础知识外，还十分重视学员实践能力的训练。他认为会计教育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任何一个会计相关专业都会将“重应用”作为专业建设的思路，把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人才的培养目标之一。而要掌握会计这门科学，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因而，他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一位辅导助教，负责答疑解惑。他还将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学校实习进修的基地，在会计师事务所，学生可以经常参加工商机关查账等活动，事务所还为优秀毕业生介绍职业，使事务所、企业、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日渐密切。此外，潘序伦还组织学生到工矿企业和商店参观实习，增加感性认识。

立信会计学校历来有重应用的传统，潘氏办学期间就已经形成了立信的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就能马上从事实际工作的传统，而这一点也成为立信高等专科学校的办学特色之一。

(三)潘序伦的会计出版思想

早在20世纪20年代，潘氏就开始编译《立信会计丛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将西方会计教育和学术思想最先引入中国。商务印书馆迁到香港后，潘序伦收回了《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1941年6月，潘氏与主持生活书店的著名出版家邹韬奋集资在重庆创办了立信会计书社，后改名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潘氏出任社长，除继续出版发行《立信会计丛书》外，还出版发行了《立信财经丛书》，涉及财政、金融、保险、贸易及管理等方面。1945年迁至上海后，又在南京、天津、广州和香港等地设立了分社。《立信会计丛书》是我国自己编写的第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会计著作，对提高我国会计学术水平，促进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这套丛书畅销海内外，发行量很大，各地大中专院校十有八九用它做教材，在全国各地包括解放区以及中国港澳地区、东南亚地区都流传很广。其中有些书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港、澳、台地区还在翻印发行。至1956年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因为公私合营而处于非独立发展时期，其所经营的业务完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以前，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仅出版发行会计书籍就有190种左右，其中，潘氏自己编著的书就有40余种。潘氏在《潘序伦回忆录》中说:“如果说我对我国会计学术有所贡献的话，当以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为最。”^[35]潘氏的会计出版思想概括如下。

1.形成以诚信为本的立信出版文化

潘氏把事务所、学校、出版社三者融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取《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以建立信用、争取社会的信任为第一主旨，把它作为立信会计事业的训条，也一直构成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文化的基础，并形成了以诚信文化为主，融合创新文化、学习文化、服务文化的具有特色的出版文化。

2.树立独具特色的立信会计图书品牌

潘氏是一位真正的出版家，立信会计出版社自建社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国会计理论，引进国外优秀会计著作，推动会计教育和实践，培养高质量会计人才。

在《潘序伦回忆录》中，关于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潘氏总结了三点。第一，书的内容必须切合实际需要，有关理论和实务的论述，都要从实际出发，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原则。对国外先进学术，我们不要照抄照搬，而是结合我国的国情，在现行法规和工商惯例的基础上适当采用。第二，文字尽可能通俗易懂，举例做到不厌其详，使读者能够无师自通。第三，译文(对翻译作品)力求统一，含义力求确切。潘氏的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出版人而言，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他策划的《立信会计丛书》、《立信财经丛书》七十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立信图书严谨、朴实、求新、操作性强的品牌特色。

3.统一会计名词

潘氏对统一我国会计名词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编译书籍过程中，他深感我国会计名词不统一、译名无标准给编译工作和广大读者都增加了不少困难，于是集合同人们进行讨论，出版《会计名词汇译》一书。书中收集会计名词2400余条，每条先录我国会计书刊中原用的各不相同的译名，再列他们选定、拟定或暂拟的译名，末备附注，加以说明。潘氏在《会计名词汇译》一书序言中指出:“凡译名之选择，其第一要件在于含义切当，第二要件在于习用普遍，第三要件在于用字简赅。”^[36]这概括了潘氏选择名词的标准。但他同时也对三者相互抵触的情形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含义切当最为重要，但如果习用已久则可以勉强从众，至于译名太过简略难以涵盖其意义的则需要另附简略说明。潘氏的想法得到了会计学界的普遍支持，但也有如南开大学丁佶先生等认为其过于迁就陋习，具有不彻底性。总之，潘氏统一会计名词的理念对便利翻译工作，减少读者阅读困难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更进一步讲，潘氏统一会计名词的思想将会计科目名词的研究凸显出来，引起了轰轰烈烈的会计名词统一运动，意义非常重大。会计科目名词研究发展的基本路线是先由个人研究和提倡会计科目名词，成为近代会计科目统一问题研究的开端。接着，由名词研究会开展会计科目名词研究，成为一个组织力量，是研究会计科目问题的起步，并制定了详细的会计科目名词提纲。由此带动会计科目名词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是会计科目名词统一问题纳入银行公会的主要行规内容，号召银行公会下属各银行积极参与会计科目名词统一的活动。从研究会扩大到行业公会的组织系统说明社会中间力量对国家会计学科发展及经济科学事业建设的积极参与态度，说明民间社会组织也是有能力推进学科和社会进步的。而这一运动最终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在1935年颁布、1948年修改的《会计法》中，已经把会计科目的问题作为《会计法》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统一会计名词运动的重要历史贡献在于促进了会计理论发展和会计科目的统一，同时在会计教育方面也起到了普及相关知识的作用，特别是在会计教育近代化方面，培养了一大批新型会计专业人才，有利于会计科目知识的传播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