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丰富多彩

1.教育宗旨

游酢的教育宗旨，是德育为先、全面发展。他在《易说》、《中庸义》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就是强调仁和义是做人的根本，仁义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宗旨，并说“修道之谓教也”，修养道德就是教育。修道就是教育，教育就是修道。道是根本，是事物的本质，是天理。教育就是让人懂得根本，抓住本质，明白天理。什么是人的根本？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是天理？游酢说：“仁者，人也。仁为众善之首，故足以长人。”“知孝悌为仁之根本，则本立而道生。”“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立人之道，则仁之名所以立。合而言之，则仁与人泯矣。此其所以为道也。”游酢明确指出：仁是人的根本，而孝悌又是仁的根本，教育就必须要抓住这个根本，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就能够制定出做人的道德准则，从而建立起人的道。

游酢为了突出以德育为先的教育宗旨，并在教育中建立起人的道来，特别对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思想予以深刻的阐述。游酢说：“‘志于道者’，念念不忘于道也。念念不忘，则将有以宅心矣。宅心于道者，无思也，惟精也，无为也，惟一也。惟精则无偏，此道之大中；惟一则无变，此道之大常。尧授舜，舜授禹，至于允执厥中，则志于道之效也。‘据于德者’，止其所而自得也。自得于己，无待于外，则有以胜物，而其固万物莫足以倾之，独立不懼而其守，举世莫得以易之，则所据之地，可谓之悠且久矣。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据于德之效也。据于德，所以体道也。‘依于仁’，出入、起居、视听、食息，无时而违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成位乎天地之间，以其仁而已，不然，则皇皇然无所依矣。犹之父者，子之天也，而子依之；夫者，妻之天也，而妻依之，不得而违也。君子依乎中庸，亦若是而已。为中庸之不可须臾离也。依者，违之反也。颜子三月不违仁，则依于仁之效也。依于仁，所以成德也。义，宜此者也；礼，体此者也；智，知此者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是故君子依于仁而足矣，非谓倚一偏也。孰谓三月不违仁，而又不足于义乎？道者，天也，故言志；德者，地也，故言据；仁者，人也，故言依。至于‘游于艺’则所以闲邪也。蓋士志于道，苟未至于纵心，则必有息游之学焉。《传》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夫博弈固恶矣，而其恶止于博弈；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心之放逸，热焦火而寒凝水，何所不至哉，是以圣人宁取于博弈也，况六艺之正乎？故游于礼，所以防其躁也；游于乐，所以导其和也；游于射，所以正内志而直外体也。御也，书也，数也，亦若是而已。是皆操心之术也。先王之时，自幼子常示无诳，六岁学方名，十年学幼仪，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以至于洒扫应对进退，无非学者。庸讵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不缘是而得乎？故游于艺，所以守仁也。本末内外，交进而不遗，则于宅心而执厥中，亦何患于弗克哉！”在这里，游酢将道、德、仁、艺联起来，并且认为“游于艺”是为了守仁，“依于仁”是为了成德，“据于德”是为了体道，最后都归之于道德。

志于道。“道者，天也，故言志。”道是天，所以说向往。游酢将道当成是宅心，即心的安顿处。心要安顿在道上，安顿在本上，安顿在仁上，也就是志要向往在道上、立在道上、立在根本上。“知孝悌为仁之本，则本立而道生。”只有心安顿在道上，志立在仁上，才能做到念念不忘道，念念不忘仁，念念不忘孝悌，于是就能“入孝而出悌，身谨而言信，处众而讯爱，交友而亲仁”。把心寄托在道上，把志立在仁上，一心一意致力于根本，那么就会无杂念无他为，而只有精纯和专一。无杂念有精纯，无他为只专一，就会不偏颇、不动摇、不改变。这样，执道就会掌握中庸之道，立志就会高尚坚定，从而就达到了“志于道”的效果了。

据于德。“德者，地也，故言据。”德是地，所以说依靠。游酢在《论语杂解》里说：“天下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天下必须依靠的、遵守的道德标准有五个，这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间的交往的道德标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游酢接着上面的话说：“先王之时，在上者舍是无以教，在下者舍是无以学，故孟子曰‘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游酢明确地指出：古代贤君在位时，在上位的除讲这五种道德准则以外就再没有别的教育，在下位的除这以外的也再没有别的东西值得学习，所以孟子说“这五类人际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现在，据于德，还是要讲这五种人际关系，这样侍奉父母就能尽力，侍奉君主就能忠心，对妻子儿女就能爱护，对朋友就能守信，人际间的道德关系就会亲厚。因此，据于德，就是要达到明人伦、识天理、人心仁的目的。据于德，德者得也。游酢认为，这得，这体会，要得于自己，要从自己内心深处获得而不是从外部，因为只有自己内在力量强大了，即德行粹然，那么坚固的外物也就无法使它倾覆。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据于德”的效果。

依于仁。游酢认为，“依于仁”就是要时时、处处都不违仁，因为仁就是人。人是万物之首，人“依于仁”，人就会有“仁爱”之心，就会学圣人做圣人，对万物施仁，而促使万物发育生长，促使人类蓬勃发展。人若离开了仁，就不是人了。仁、义、礼、智“四端”，仁为源头和目的，义为宜仁，礼为体仁，智为知仁。“四端”都归于仁。因此说，人只有“依于仁”，才会有爱，才能去讲爱、施仁、做善事。仁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为人的标志。有了仁，才有爱，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才能和睦，社会才能和谐，世界才能和平。“仁者，人也，故言依”，“依于仁，所以成德也”。

游于艺。游酢认为，“至于游于艺则所以闲邪也”，即“游于艺”的目的是防止人有邪念而走入歧途。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门技艺。学习这些技艺，就是为了“仁”这个目的。游酢说：“蓋士志于道，苟未至于纵心，则必有息游之学焉。”士人志向于道，如果不放荡心思，那么就一定有休闲旅游娱乐的学问。士人通过这些学问来稳定情绪，把心思集中于道上，加强道德修养，“治气养心，行己接物”而进入圣域。游酢认为：六艺中的礼，是防止浮躁；乐，是引导柔和；射，是使内心方正而外体正直；御、书、数，也是这样，都是“操心之术”。游酢进一步指出，学到稳定情绪，把心思集中于道上，那就是“至诚”、“诚身”的地步了，这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游酢说：“至诚之道，精一无间。心合于气，气合于神，无声无臭，而天地之间物莫得以遁其形矣。”这是说，至诚这一道理，精微专一到没有别的东西掺杂在里面。心和气合，气和神合，无声音无味道，然而在诚的面前世间万物都无法逃脱它的原形。游酢又说：“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学至于诚身，安往而不致其极哉！以内则顺乎亲，以外则信乎友，以上则可以得君，以下则可以得民。此舜之充塞，所以克从也。”这是说，搞不清什么是善，就做不到诚心实意。学习到了能够诚心实意，就是到达了圣人的境界。这样，内可以孝顺父母，外可以信任朋友，上可以得到君主的宠信，下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戴。这就是舜遵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准则而成功的原因。至诚，精微专一；自身，诚心实意。游于艺，还是为了成德。

游酢这样把孔子的道、德、仁、艺紧密连串起来作深刻的阐述，从而更加强调和突出了他的教育宗旨：德育为先。这说明游酢的教育思想的最核心最本质之处，是以人为本，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但同时，游酢在对“游于艺”的阐述中，也明确地表示学子还应有“息游之学”，还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陶冶人的情操，以强壮人的身体，以增强人的美感，以增进人的智慧，促使人能够多才多艺、全面发展。因此，游酢的教育宗旨，亦是德育为先、全面发展。

2.教育教学内容与教材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是宋明理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经典。《宋史·程颐传》载：“（程颐）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这说明，“二程”把“四书”并行提高到与“六经”相同的地位，作为他们创建新儒学即理学的主要经典之依据。自“二程”始，“四书”就成为理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经典。

游酢师承“二程”，同样推重“四书”，认为“四书”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只要对“四书”融会贯通，就能找到圣人传心之旨，所以他强调“四书”是新儒学——理学经典的基础，以“四书”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教材，是最能体现从儒学到理学的现实的需要、时代的特征和书院理学教育教学的实质。游酢认为，“二程”正是因为推重“四书”，把“四书”作为理学教育教学的重要的启蒙教科书，而形成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有着教化成俗的重大作用，而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游酢在《书明道先生行状后》里说：“先生（指程颢）之教，事系天下之重，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本于诚意正心，所学皆心到自得，无求于外，以故甚贫者忘饥寒，已仕者忘爵禄，鲁重者敏，谨细者裕，强者拂理，懦者有立志，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从“四书”的内容上看，《大学》提出修身治人的要求，“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儒家区别于释、老的主要标志；同时阐述为学的“三纲”“八目”，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宋儒说它是“古人为学之大方”，“为学纲目”教人“先须通此，方可读书”。“二程”说：“《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二程”明确地指出：《大学》是孔子的遗言，学子要认真地学习，入德之门就不会走错。游酢在《中庸义》里说：“《大学》自诚意正心至治国、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谓合内外之道也。”这是说，《大学》从诚意、正心说到治国、平天下，只是一个理，这就是《中庸》里说的将“内圣外王”的道合起来。“合内外之道”，“内道”就是“内圣”，就是诚意、正心，就是修身；“外道”，就是“外王”，就是治国、平天下，就是治人。如何“合内外之道”？游酢认为，要按照《大学》里讲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和步骤去做。这就是，要平天下，就须先治国；要治国，就须先齐家；要齐家，就须先修身；要修身，就须先正心；要正心，就须先诚意；要诚意，就须先致知；要致知，就须先格物。做学问，就要遵循“八目”的步骤和方法，一步一步地去做，自然就能够达到“三纲”的目标。达到了“三纲”之目标，也就做到了既修身又治人，实现了“合内外之道”。因此，游酢强调《大学》乃入德入门之书，是圣人之门户，是取道之至径，书院理学教育教学必须从《大学》入手，如果忽视了《大学》的教育教学，那么就会迷失方向，就不能获得修身治人之要领，而进不了道德之门，入不了圣人的门户。《大学》应该是书院理学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

《中庸》。《中庸》是阐述精妙的心性学说，非常有利于对抗佛教的心性思想。“二程”曾经指出：“《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卷书”、“《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二程认为，《中庸》是子思害怕圣人之学失传而著的一部纯粹的传播圣学的书，是孔门传授心法的大书；学子拥有一卷《中庸》并能善于学习，那是终身用不尽的。程颐还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命题中发挥出“性即理”的思想。天命是性，遵循性是道，性又是理，理是天地人之本。所以程颐说：“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可见，“二程”所讲的圣人之学、圣人之道，就是性，就是天理，即人的本然之性、天的自然之理，也就是人性本善、生生之仁，也就是人生哲学、道德修养的学说。

游酢为了追述“二程”的遗训，而著《中庸义》，阐发《中庸》大义，使学子明确“天命之谓性”的意义，而能通过学圣人之道，做到“正其心，养其性”，入德成圣，成为道德高尚的大圣人。游酢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则天命也。若遁天背情，则非性矣。天之所以命万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无容私焉，则道在我矣。夫道不可擅而有也，固将与天下共之，故修礼以示之中，修乐以道之和，此修道之谓教也。或蔽于天，或蔽于人，为我至于无君，兼爱至于无父，则非教矣。知天命之谓性，则孟子性善之说可见矣。或曰性恶，或曰善恶混，或曰有二品，皆非知天命者也。”游酢的这段话有六层意思：一是上天的旨意是天命，不违背天命、不违背人情是性；二是上天驾御万物的规律、事理是道，性是依着道而生的；三是顺性无私心，道就在，有私心道就不在，因此道是不可以独占的，而是和天下人共有的；四是修道就是教育，教育就是要让人懂得天命、人情，懂得君臣、父子；五是懂得天命就是性，就会懂得孟子的性善说；六是性是善的，性恶、性善恶混、性有三品都是不懂得天命。显然，游酢是号召学子要接受教育，加强修养，去除私心，顺性行道，做个懂天命明人伦的道德高尚的君子。游酢在《中庸义》里还说：“《中庸》以人伦为主，故以孝德言之。”这是说，《中庸》是以人伦为主要内容，所以谈的都是孝德。孝德乃圣学之本源，入德之根本，“孝悌乃为仁之本”，所以《中庸》为传圣贤之道之大书。推崇《中庸》，就是要把《中庸》作为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学子要尽心学习。

《论语》、《孟子》。《论语》记录孔子的言论，表现出圣人注重日用常行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孟子》则提出并阐明性善论，解决儒家道德论的根源。“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学者先须读《论语》、《孟子》。穷得《论语》、《孟子》，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这是“二程”对孟子发展孔子学说的贡献的肯定和彰扬，并且主张理学教育教学和学子穷经要从《论语》、《孟子》开始，因为它们是必读的入门读物。

游酢同样把《论语》、《孟子》作为进德穷经入门之要，作为书院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他认为，《论语》是孔子传道立言、教人求仁进德的圣学，最能准确体现孔子的思想。于是，他也和他的老师“二程”一样，强调“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要求学子读孔子之书、学孔子之道。游酢说：“理也，义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心所同然者也”、“人之志在于善。”天理、正义，这是圣人的人道之学，是人心所共同向往的。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追求人心所共同向往的圣学。人的志向就是在于追求善德（即仁德）。游酢又在《论语杂解》里说：“君子之道亦务本而已矣。孝悌也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仁此者为仁，履此者为礼，宜此者为义，信此者为信，顺此者为乐，兹非仁之本与？知孝悌为仁之本，则本立而道生之说见矣。”《论语》里，处处都体现着孔子的仁德思想和人们求仁进德的路径。这就是要致力于根本，人人都讲孝悌，仁义礼智信处处都得到体现，这样本立而道生。至于《孟子》，游酢将它视为进入圣学门户之阶梯，学子只要凭借孟子的言论就可以求其理，凭借孟子的行动就可以一步步迈进圣域，找到儒家道德论的根源。因此，《论语》、《孟子》自然地成为他办教育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

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书都承载了儒家道统，以及“二程”对儒家道统和孔孟之道的认识。在游酢看来，“四书”记载了圣人之言，体现了天地之理。也就是说，圣人之言就是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就是天下之理。所以，游酢认为，学子必须先读懂圣人言语所表达的意思，然后更应体会超越言语之外的“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游酢对“四书”的讲解有其独到之处。这体现在他的《中庸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和早已亡佚无存的《中庸解义》、《论语解》、《孟子解义》等著作里。

从游酢把“四书”作为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以及他独到的讲解，我们可以看到游酢在治学和教育教学实践中已形成了他的以“四书”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体系。这对南宋理学各派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朱熹就用毕生之力系统训解、论述“四书”，在宋淳熙九年（1182年）首次把“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这“是朱熹首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四书”合刻后，朱熹对《四书章句集注》作过数次修改，直到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标志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不仅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建立了“四书学”，还意味着中国儒家经典诠释从此由诠释“五经”为主迈进了诠释“四书”为主的时代。

此外，游酢也重视“五经”的教育教学，尤其是重视《易经》和《诗经》的教育教学。他为帮助学子理解和掌握《易经》、《诗经》的思想，著了《易说》和《诗二南义》。

3.教育教学方法与特点

游酢是教育家，深懂教育教学方法。因此，宋哲宗皇帝在元祐元年（1086年）任命他为太学正录，主持太学的教育教学工作。宋哲宗对游酢说：“古之教学之法，肄习以时，而难易先后，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则不能以成其业。具官某事朕初载，以直谅闻。凡有职于成，均皆士之秀。今学者言尔讲说训导，可以为师。朕欲观汝之道，至于有成。欲假尔大邑之佐，使禄足以充，然后安然克终其业。可不勉哉！”宋哲宗称赞他是士人中的俊杰，又深懂教学之法，说他的讲说训导可以为师，所以任命他为太学的正录，给他丰厚的俸禄，勉励他安心办教育并做出成绩。

游酢的治学和教育教学方法极具特色，为“二程”洛学的南传和发展提供了保证，对南宋理学教育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教育教学方法多种多样，这里仅择其要者叙述如下：

一是修道明道，狠抓根本。道，是事理、规律，是事物的本质、根本。游酢说“学之为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体夫道者也，故不器。不器则能圆能方，能柔能刚，非执方者所与也”。意思是说，学习是为了穷理，而修道穷理是学子重要的治学方法。什么是道？什么是修道穷理？游酢认为，形器（感官所感知的具体事物的形体）之上的叫做道，有形体的具体事物叫做器。君子能体验到器之上的道，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这样就不会在具体事物上纠缠不清，而是能圆能方，能柔能刚，不被具体事物的形体所限制。这是教人看问题不要纠缠在枝节上，而是要抓住本质和主要问题，纲举目张，具体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修道穷理，当然也是要抓住根本问题、本质问题。什么是修道穷理的本质问题或根本问题？游酢说：“修道之谓教也。或蔽于天，或蔽于人，为我至于无君，兼爱至于无父，则非教矣。知天命之谓性，则孟子性善之说可见矣！”道的修养就是教育，而道的修养，要抓住人性这个根本，懂得天命就是性，孟子的性善说也就清楚了。很明显，游酢强调要抓住人性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教育。修道穷理，就是抓道德的修养，穷人性之理。坚持道德修养、人性修养，从根本上提高道德意识、人性意识，立志向善，立志为仁，立志做圣人，而不是在于看其一件一件的善事。这样，做起事来就能站得高、看得远，处处从大局、从全局、从整体出发，既能把事情做好、把问题解决好，也能处理好左右前后各种各样的关系。游酢的这种教育教学观点，是极深刻的。

二是注意难易程序，循序渐进。游酢办教育坚持古代传统教育制度和分难易程序、循序渐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在学制上分小学和大学。在小学（包括童蒙教育），主要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礼节和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和技能，以培养学子的德行和智慧，但更主要的是道德教育，教之如何做人，使其长大后始终能具有诚信朴实的品德，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大学（包括书院教育），则是教之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在“四书”、“五经”的教育教学上，游酢也注意分难易程序，做到循序渐进。这些，游酢都做得非常完美。如对“四书”的教育教学上，游酢牢记老师“二程”的教导，“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将《论语》、《孟子》先于其他经书，即先《论语》，后《孟子》，再后《大学》，最后《中庸》。在“五经”上，游酢是先《诗经》，后《尚书》，后《易经》，再后其他经书；而在《诗经》上，游酢选择宣扬礼义伦常、促进修身齐家、充满道德意蕴的诗篇进行教育教学，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提高人的道德意识，由“内圣”而“外王”事功，治国平天下，如《鹿鸣》中的《四牡》、《皇皇者华》等篇。游酢说：“有德以道之，则尊君亲上之心笃；有政事以道之，则劝功乐事之意纯。”这是说，有道德的修养，尊敬君主亲爱长辈的心就会厚实；有政事的治理，劝勉功业喜欢做事的想法就会纯正。

游酢的这一教育教学方法对朱熹也有直接影响，但朱熹难易程序与游酢有些不同。朱熹主张在教育教学与治学中应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先后次序进行。朱熹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并认为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宜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着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朱熹说的“定其规模”，就是定“三纲”、“八目”的修己治人的思想规模；“立其根本”，就是打下理学的思想基础；“观其发越”，就是理解理学义理的进一步发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求得那个古圣人的“微妙而难见”的道心，即求得理学思想的极致。这说明朱熹既继承了游酢“分难易程序，循序渐进”的教育教学方法，而且又有了超越。

三是熟读、温故、积累、体验、知新。游酢办教育还坚持让学子对“四书”等经典要熟读，要温故。熟读了，才能常记在心头；常记在心头，才能反复寻思；反复寻思，才能有得；温故了才能知新。孔子教人，也只是“学而时习之”。游酢说：“温故而知新，所以博学而详说之也。”温习旧知获取新知，才能博学，才能详细解说。“时习之则时有得矣。”时时温习，则时时有得，时时积累，时时知新。只是熟读、温故必须要诚敬、专一。游酢说：“主忠信者，学者之要言也”、“学之道必以忠信为主。”这是说，忠实诚信，是学子学习的要旨；学习之道，必定要以忠诚信实为主。游酢接着在《中庸义》里又说：“至诚之道，精一无间。”至诚，就是精微专一，没有别的东西掺杂在里面。“彼夫利欲、斗进、躁竞、驰逐者，去道日远。苟能收敛此心，鞭逼向里，勿为外物所动，则其本立矣。故濂溪明道二先生发明为学之要，必言静者，以大本所当先也。”游酢认为，只有收敛各种利欲、斗进、躁竞、驰逐之心，“鞭逼向里”，内心不被外部的物欲所干扰，才能为学。这就是专心乃为学之本。周敦颐、程颢二先生讲为学之要，“必言静”，其实就是讲心要精微专一，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掺杂在里面，这首先是从学子自身心性的“大本”来考虑，为的是能找到入学的门径。

游酢关于学习要亲自体验之说很多，散见于《宋·游酢文集》若干卷中，现择其精要者，以明本旨。游酢说：“读书，须要切己体验。”“诚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犹言自本自根也。”“然须藉穷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圣域之理。不然休说。”游酢勉励学子要用主敬的心态，坚持用体验、穷理的工夫去学习，才能得道进入圣域，否则休说。

游酢这一方法也影响着朱熹。朱熹说：“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学者当守此。”朱熹提出三条读书原则：熟读，体验，不责效。学子须坚守这三原则，因为“读书看义理，须是胸次放开，磊落明快，恁他去。第一不可先责效。才责效，便有忧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结聚一饼子不散。今且放置闲事，不要闲思量。只专心去玩味义理，便会心精；心精便会熟。”

四是学思结合，精于研究，勤于比较，重在力行。学，是学习；思，是思考，包括研究、比较。游酢说：“多识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验今者，学也；耳目不交于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则知敏，敬以直内，而中有主；学则知义以方外，而外有主。学而不思，则所学者不能以为己，故罔。罔者，反取诸己而无实者。思而不学，则所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应于事而不安也。”什么是学？什么是思？学与思的关系怎样？游酢认为，多见识前人的言行，并且考察其在古代的情况来验证当今，这就是学。耳目不与客观世界接触（不靠外力），而全心意地靠自己去寻求，这就是思。要知“道”并“考古以验今”，不“学”不行，不“思”也不行，而且“学”要学得透彻，“思”要思得深刻。“学”之透，“思”之深，胸中就有主见，对外就有主张。学了不思，那么所学的东西就不能成为自己的，因而就成虚妄；只思不学，所思的东西不能用来处理事情，所以就会懒散。在深思过程中，不必拘泥于陈言师说，而当有所疑，在解疑中增长见识，增长才干。游酢强调学思要结合。

游酢认为，“思”不能没有研究和比较，只有研究和比较的“思”，“思”才能深透，也才会有得。如他的儒、佛之辨。在《文集》中有2篇是游酢儒、佛之辨的文章。一篇是《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易》书非佛书并也。佛自立一说，使人割其所亲，独立于空寂之地。爻象彖系，何尝无人伦哉！某欲拜孔氏庙，不宜以佛书加之于‘易’。”胡康侯向游酢借佛书《周易》，游酢回信说：《易》书不属于佛书的范畴。佛教自立一说，要人和亲属割断，独立在一切皆空的境界之中。易书中所说的各种卦象都是现实社会的事情，何尝没有人伦呢？某要去拜谒孔子庙，就不应当把佛书的定义强加给《易》书。另一篇是《答吕居仁辟佛说》：“儒者，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各尽其分，罔有不合道者。释氏谓世间虚幻，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异，而声可入，心可通。此其说之谬妄矣。吾道岂若是哉！敢以管见陈白。”儒家守着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各尽自己的本分，没有不合于道理的。佛家说人世间一切皆空，要人们违反常情和道理，宗旨不同作用不一样，一听到声音，心灵就可相通。佛家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我们的学说哪里是这样呀！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游酢对儒、佛教义的区别是很清楚的，而且指出了佛教的反常合道，旨殊用异的谬妄所在。这说明他对佛教有深入的研究和对比剖析，否则是难以对儒、佛作出这样深入的辨析。

又如，他在《静可书室记》里对周敦颐、程颢的“静”和程颐的“敬”的研究、比较、辨析，而选择了程颐的“敬”，主张“主敬穷理”。游酢说：“学者之于道，能于其性之所近，以求从入之门，于道可至。子性静有志于学，谁曰不可？彼夫利欲斗进、躁竞驱逐者，去道日远，苟能收敛此心，鞭逼向里，勿为外物所动，则其本立矣。故濂溪、明道二先生发明为学之要必言静者，以大本所当先也。然伊川先生教人，又用敬不用静者，以敬贯动静，该体用。若只用静，恐都无事了，又失大本当先之意。故曰：‘敬则自虚静。’又曰：‘静中须有物始得，必如是乃可言静。’……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圣人之于天道吻合无间然也。《大学》之经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古昔圣贤进学相传之要旨，请以主敬穷理为吾子勉。”在此，游酢先说“静”在学习上的作用。他认为，学子如果性情沉静，有志于学，是会学到东西的，但那些利欲熏心、逐名追利之人，就必然离道日远。那些收心向内之人，不为外物所动，就会把大本建立起来。所以周、程二先生提出沉静是治学的根本。接着，游酢分析说，“静”是与“敬”不同的，程颐先生用“敬”不用“静。敬，本指外貌端方周正，举止合乎规矩，现在程颐先生把“敬”的这种外在含义推向内在，成为内心修养的主要规范，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用“敬”并不否认“静”，因为“敬则虚静”，“敬”含“静”。所以，游酢赞同程颐“主敬说”，“以主敬穷理为吾子勉”。

游酢还认为，“思”不能脱离现实，而且要建立在“力行”之上，要求学子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知识，“试以吾平居之学验之”，以探索真知，培养能力。他甚至说：“以言则必行，以事则必成，以行则无悔”、“能知好学，力行知耻，则可以入德矣。”这就是说，说了，就一定要力行；力行了，就一定会成功；力行了，就不会后悔。能知道求知，喜欢学习，力行做事，知道羞耻，就可以进入道德之门。

游酢学思结合，深于思，精于研究，勤于比较，重在力行，主敬穷理，也是他专心追求真知的重要的治学和教育教学的一种方法和特点。

五是德智体美结合，充分发挥教育的教化功能。游酢在教育中把德育放在首位，但也注意与智体美育结合，具体就是把礼、乐、射、御、书、数结合起来。“游于礼，所以防其躁也；游于乐，所以导其和也；游于射，所以正内志而直外体也。御也，书也，数也，亦若是而已，是皆操心之术也。”礼，是德育；乐，是美育；射、御，是体育；书、数，是智育。游酢的这种教育安排，就是在德育为首的情况下，不放弃智体美的教育，实际上是充分发挥教育的教化作用，因为智体美也都是“操心之术”，发挥智体美的教化功能，就能陶冶人的情操，促进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游酢在教育教学中，以至诚之心从文化和教育的意义上向学子阐述开设“四书”等理学经典课程和礼乐射御书数课程的作用，阐述理学与孔孟儒学的渊源关系，显示出理学的根源和教化功能。游酢说：“圣人从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盖天下之化非有资于号令之鼓舞也，刑赏之惩劝也，一于诚而已。诚至则天下徯其志而从之，如恐不及矣。故曰：‘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先王之化民，岂能拂其所有而与之以所无哉！亦曰顺以巽而已。中正，民之性也，顺其性而入之，则将沦肌肤而浃骨髓矣。下观而化，自然之理也。”游酢认为，圣王顺从于理，天下风俗就因之而成。天下风俗的形成，不是靠传布命令来鼓舞人心，也不是靠刑罚奖赏来劝勉，而是靠诚心而已。精诚所至，天下的人都会等待跟着他的志向走，好像只怕来不及了。所以说是因观盛礼而受教化。古代贤明君王教化百姓，都是顺着百姓的本性将中正之性灌输进去的，并深入到肌肉骨髓里去，让人感受极深。向下观察而受到了教化，这是自然之理。其实，就是说，天下风俗是靠人们的精诚，将圣人之道顺着百姓性本善的人性灌输进去，使其起到教化的作用，而深入人心。因此，“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在天覆地载的人世间，各自担负起教化的职责，使理学充分发挥教化的功能，就能获取成功。这样的教育不会枯燥无味，陷入空谈之陋习，而能结合生活实际、社会实际，而显得活泼有趣、生气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