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学思想史略说

(三)中国实学思想史略说

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由相信天鬼之说，到天人感应之说，再到王充否定天人相依的《论衡》，其实走的是一条求真务实的道路。无神论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推进了实学思想的启蒙和发迹。我们将继续用一个小专题来阐述中国实学思想与古代社会调查的内在联系。

实学是什么?中国所谓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概念。

更明确地说，主张“经世致用”的经世实学，其实是中国实学的主流和核心。它既表现为揭露与批判在田制、水利、漕运、赋税、荒政、兵制、边防、吏治、科举诸方面的社会弊端，又表现为提出与实施各种旨在改革时弊的救世方案。同时，在学术上还包括明经致用论和史学经世论，把治经考史看作经世的重要思想武器。

从孔子开始，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虽已成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以“实体达用”为基本内容的实学，实始于北宋。由于时局变迁，北宋面对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社会挑战，许多士大夫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便由佛老的虚无本体之学转向以气为本体的实体之学，由崇尚辞赋的浮华之风转向“明经致用”的经世之学。北宋实学思想的重点是“重功利、求实用”，实践上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改革”等。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国将不国，除了以“谈性命而辟功利”为主旨的理学派别外，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更多地摒弃了理学体系中的虚无成分，在救弊之策上更加趋于实际，更接近于社会生活。文天祥等人则面对民族危亡，提出一系列“有益于世用”的救亡之策。

元灭宋后，赵复等人强调用世的“务实之学”，着重发挥儒家的经世传统，提出了各种治世方案。后又有“和合”朱陆(朱熹陆九渊)之说。

明代“以理学开国”，但自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社会政治危机严重，于是忧国之士纷纷向实学转化。无论是河东学派还是姚江学派，都包含丰富的实学思想，预示着明清实学思潮的到来。

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中国实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总危机的爆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不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实学都成为明清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和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明清史学家建立了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自成思想体系的元气实体论哲学，针对社会积弊，不但多方面地揭露与批判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者的昏庸无道，而且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旨在社会改革的各种方案。

伴随着实学思潮的高涨，自然科学也开始复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划时代的著作，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及乾嘉学者对中国古典科技的考证和整理等。

另外，明清实学思潮，除了包括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步思想外，也含有反映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这是明清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

纵观实学思想的演进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和社会调查思想的共通或沿承之处。它所关注的方方面面，无疑是社会现象和事实，而其目的，也基本符合社会改良和改革。

实学的精神实质，概括来说有四: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而这些思想方法，无疑在讲究实践的社会调查中占有非常主要的地位。

所以，我们认为，正是中国的实学思想，刺激、产生了中国社会调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