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方针”及其带来的冲击
苏联模式在东欧各国确立的过程，表面看来凯歌行进，实际却潜藏危机。在匈牙利，自20世纪50年代起，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逐渐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提高军事能力，苏联更加强调要加快发展重工业。1951年1月8日，斯大林召集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强令各国扩充军力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程。据拉科西回忆，在会上，苏联军事力量参谋长施蒂迈科明确宣布了到1953年时各国必须达到的指标，对匈牙利的要求是，届时要拥有一支15万人的军队，建成9个师。[30]
1951年是匈牙利“一五”计划实施的第二年。为了按照苏联的要求尽速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并增加军费开支，1951年2月召开的匈党第二次代表大会[31]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修正案，将此前制定的投入与产出各项指标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拔高：国民经济投资额由原定的509亿福林增加到850亿福林，其中410亿福林（即接近一半）用于发展制造业，重工业投资翻了一番。会议号召，要在预定计划完成之时把匈牙利变成一个“钢铁之国”、“机器之国”。[32]
修订后的五年计划反映了匈党领导层在管理国家经济方面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各项指标的制定全然未有考虑到国家的现实能力和客观的经济规律。为强行完成这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民经济各部门加足马力进行生产。但是，各种矛盾很快暴露出来，扩大了的五年计划存在的明显缺陷直接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失衡。首先是积累与消费的失衡。“一五”计划实施的头两年，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比例迅速增长，特别是1951年调高了各项指标后，用于投资的比例上升了34%，而同期用于人民消费的比例则下降52%。[33]其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内部比例失调。片面强调超速发展重工业，致使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难以获得按比例发展的资金，其发展规模、速度等与重工业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一五”计划的两个主要目标即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到1952年时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重重危机，特别是后者，危害更大。由于党和政府违反宪法规定的自愿原则，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遭到了农民的消极抵制。大批农民干脆把土地交给合作社，离开农村到城市另谋生路。[34]实行了四年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非但没有实现匈党“使90%的农民、95%的土地合作化”的梦想，相反，却将整个农业拖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1952年春夏，匈牙利先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霜冻和旱灾，广大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粮荒。然而，就在此期间，政府却出台了一项新的粮食收购政策，向农民征集所有余粮。为免遭惩罚，农民甚至被迫交出了种子和口粮。政府的高压政策引发了农民的反抗，1952年夏，平原地区一些农民组织起来集体抵抗义务缴售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暴力反抗事件。
不仅仅是农民，1952年对所有匈牙利人而言，都是极为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匈牙利对苏联模式的模仿达到了极致。[35]实际上，匈牙利对苏联模式的模仿不仅只是接近原型，甚至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莫斯科，这让苏联领导人也大为惊讶，“同志们对我们命令的执行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将苏联的希望执行得极端化了”。[36]正是这种超出预期且极端化的模仿，不仅把匈牙利经济一步步推向深渊，也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后果，其集中体现就是大量冤假错案的产生。
如上所述，自“拉伊克案”之后，匈党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党内清洗运动。清洗的对象首先是前社会民主党人。1950年春夏，包括曾任社会民主党书记和共和国主席的萨卡希奇·阿帕德（Ápárd Szakasits）、党的副总书记马罗山·捷尔吉（Gyӧrgy Marosán）、瓦伊达·伊姆雷（Imre Vajda）等在内的约四千多人遭到逮捕或判刑。紧接着，清洗的矛头指向了军方高级领导人。人民军著名将领绍尧姆·拉斯洛（László Sólyom）、伊利·古斯塔夫（Gusztáv Illy）等人遭到处决。1951年春，原“国内派”[37]共产党人成了新一轮清洗的受害者。是年5月，其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党的副总书记、内务部长卡达尔·亚诺什（János Kádár），外交部长卡拉伊·久洛（Gyula Kállai）等先后被逮捕或判刑。[38]清洗运动在东欧各国党内程度各异，人事变动最厉害的除了捷共之外就属匈党了。1949年至1951年间，匈党中央委员会有92名委员，到1954年时只剩下一半。在另外减少的46人中，有21人是在1949年至1951年被解职的，其余25人是在1952年后被清除出委员会的。在1951年10—11月的干部人事变动中，46.4%的中、基层领导干部被撤换。[39]政治镇压并不仅限于党内，几乎整个国家、各个社会阶层都被恐怖的氛围笼罩着。大范围的政治恐怖不仅恶化了党群关系，破坏了人民民主，阻碍了经济发展，也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这究竟是谁的错？”整个社会在困惑中思考着……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苏联、东欧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被苏联作家爱伦堡（I.G.Ehrenburg）称之为“解冻”的时代。[40]“解冻”意味着冰封被打破，意味着改变的开始。尽管这种改变带有尝试性，并且表现得凌乱、迟疑甚至反复无常，但毕竟一切开始有所不同。
后斯大林时代的“解冻”始于这位苏联领导人逝世后的第四天。当日，在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会上，1952年曾代表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上作中央工作报告的马林科夫（G.M.Malenkov）首先发表了讲话。马林科夫的此次讲话，阐明了一系列旨在缓和国内矛盾的新观点，特别强调了党和政府应将其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求等方面。[41]在随后于3月15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新的领导班子宣告成立：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贝利亚（L.P.Beria）、莫洛托夫（V.M.Molotov）、布尔加宁（N.A.Bulganin）和卡冈诺维奇（L.M.Kaganovich）四人为其副手，赫鲁晓夫（N. S.Khrushchev）任苏共中央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伏罗希洛夫担任。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们声明将严格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实行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同在此次会上，马林科夫就莫斯科新的外交方针作了公开阐述，强调在和平的基础上解决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国家间的争端。[42]
然而，莫斯科的和解姿态并未得到意想中的回应，斯大林时代留下的经验和记忆使西方世界对苏联新领导层的“缓和”动机深怀疑虑。几乎与此同时，由于全面引入苏联模式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在东欧各国程度不同地显现出来。在一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已到了引爆危机的边缘。1953年春，处于冷战前沿的东德国内的动荡局势首先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究其源头则要追溯到1952年7月，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强制实行社会化和军事化的法令，并接受了苏联提出的“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将其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强调以牺牲日常消费品生产为代价建立和充实重工业、以延长工时为主要方式推动生产力的飞跃。为配合上述任务的完成，当局还决定实行强制的农业合作化制度，通过课以高额税收等方式迫使个体农民加入合作社。这种对农业结构的肆意破坏在1953年春终于导致了全国范围的严重粮荒。然而，政府不仅无意化解危机，反将矛头继续对准个体经济，通过种种行政手段对工业及商贸领域的个体成分进一步加以抑制或消灭。当局的上述错误政策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结构，也给人民带来了难以承受的重负，致使大批民众逃往西德，到1953年春，出逃人数已高达每月1.5—2.5万人。全国上下普遍充斥着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罢工征兆。[43]
1953年5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专就东德问题召开会议，为扭转不利局面，会议决定叫停东德“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要求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切实采取措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阻止人们继续逃往西方，增强对政府的信任。[44]6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题为《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善民主德国政治局势有关措施”的决定》的文件。文件批评东德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在东德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而不顾及是否存在与此相适应的内、外部条件”，同时指出，大批职业和背景各异的东德公民逃往西德，已对东德国家的存续构成了严重威胁，建议东德当局立即取消对农业的强制合作化政策和对私营企业的打压政策，重新修改发展重工业的计划，放松政治、司法以及军事领域的管制。[45]同日，东德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奥托·格罗提渥（OttoGrote‐wohl）抵达莫斯科。其后三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与此两人就公报内容举行了会谈，要求东德党和政府为了扭转局势，必须以一项“新方针”（New Course）取代其旧有政策。[46]东德党的领导人返回东柏林后，立即召集了政治局会议，经过五天的讨论，最终在6月11日对外发布了“新方针”公报。作为对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上述决定的补充，该公报还包含了如下内容：对所有东德难民实行大赦、扶持中小私营企业、放松跨区旅游和居住限制、减轻对教会的压制等。[47]
除了东德之外，东欧另一个让苏联领导人忧虑不已的国家就是匈牙利。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曾指示相关部门对斯大林时期东欧各国的档案材料进行归整和分析。在此过程中，有关匈牙利的材料令莫斯科倍感震惊，特别是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叶夫根尼·基谢廖夫（Yevgeny Kiselov）发回的一些报告和会谈纪要，详述了匈牙利国内经济的危机局势。基谢廖夫在材料中还对拉科西进行了指责，称其“刚愎自用”、“顽固不化”，利用手中特权，肆意践踏法制，滥用镇压职能，应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苏联领导人对材料中提到的情况大为震惊，指示基谢廖夫组织提交一份详细报告。收到报告后，苏联领导人要求匈牙利立即按苏方拟定的名单组成代表团前来莫斯科会谈。[48]
6月12日，匈牙利代表飞抵莫斯科。在次日举行的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对匈牙利的局势和拉科西提出严厉批评。他们指责匈党领导人在经济计划方面“存在着某种冒险主义的情绪”，不顾具体国情，重工业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品工业受到轻忽，造成人民生活质量大大下降。苏联领导人还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数据，对拉科西操纵内务部、大搞政治镇压进行了指责。会议最后，莫斯科领导人作出指示，取消匈党的总书记设置，改设第一书记，此职仍由拉科西担任，但后者需将其同时兼任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移交此次莫斯科专门邀请前来参会的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纳吉·伊姆雷（Imre Nagy）接任。[49]
纳吉，1896年6月7日出生于匈牙利科波什瓦尔一个雇农家庭。一战期间，他在奥匈军队服役时被俄军俘虏。1918年参加了苏联红军，而后加入俄共（布）。1921年回国后逐渐与当时处于非法地位的匈牙利共产党建立起联系。1927年纳吉遇捕，获释后流亡维也纳。此后两年，他曾秘密返回匈牙利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2月，匈牙利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纳吉作为代表赴会，会后留在了莫斯科。其后六年，他在共产国际的国际农业研究所从事农业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在此期间，曾就农业问题发表过许多著述。1933年，纳吉被吸收为苏联国家安全总局情报员，并在此后几年间与内务部保持合作关系。苏德战争爆发后，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推荐，纳吉被派往红军谍报局指挥侦察处工作。1939—1944年，纳吉担任莫斯科电台对匈广播节目的编辑。1944年底即匈牙利解放前夕，纳吉被派遣回国，出任德布勒森临时政府农业部长，领导了1945年匈牙利的土地改革。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内务部长、匈党中央书记处农业部长、国民议会主席等职。1948年，纳吉当选匈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9年3月，因不满党的强制集体化政策，他同拉科西发生公开争执，结果被指责“犯了布哈林式的错误”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下放匈牙利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今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从事教学；1950年方才重返政治舞台，在党的二大上刚刚升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主管农产品征集等工作。[50]
6月13日会谈结束后，苏联领导人要求匈牙利代表团在莫斯科停留两天，起草一份详细的整改方案。三天后，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在就方案作了进一步讨论后，莫斯科指示匈牙利代表应尽速将此次会谈精神予以落实。[51]
6月27日，匈党召开中央全会。会上，拉科西在讲话中承认，过去党和国家的政策错误是造成当前形势紧张的主要原因，并就莫斯科会谈时苏联领导人所指出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纳吉在随后作的关于经济形势的汇报中，分析了国内局势面临的严重危机及其根源。[52]第二天，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在政策和实践中所犯的错误和必须采取措施纠正这些错误的决议》，亦称六月决议。决议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了党在过去几年中所犯的错误，第二部分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第三部分提出了整改措施，最后一部分是关于组织机构方面的调整目标与方案。[53]
7月2日，根据中央全会的决定，拉科西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两天后，纳吉以新任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代表新政府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阐明了此次“新方针”调整的基本框架。其中，主要涉及如下方面：改变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立法与行政机关的权力；健全法律制度，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平反冤假错案；修改国民经济发展方向，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提高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鼓励发展个体私人经济，开放市场，促进城乡商品流通；以提高工资、降低物价、减少税收、增加住宅等手段改善人民生产和生活条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其政治、经济待遇；加大教育投入；对宗教事务保持宽容等。[54]
纳吉的讲话经电台广播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据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农业部长的赫格居斯·安德拉什（András Hegedüs）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时回忆称，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在当时带给了人们难以置信的快乐，让整个民族“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55]匈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资深记者墨雷·蒂波尔（Tibor Méray）对纳吉的施政演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就其影响而言，匈牙利历史上尚无一政府纲领可与之相比。[56]国际社会对纳吉的“新方针”讲话也表现出极大关注。中国的《人民日报》先是摘录而后全文刊载了纳吉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特别指出，“这一纲领对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很重要的阐明。”[57]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纳吉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一个百分之百忠诚的共产党人”。[58]
以纳吉7月4日施政演说为起点的这次匈牙利历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革尝试，前后共计20个月，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纲领公布到1954年匈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是调整经济政策、初步改善政治局势的阶段。
经济方面的调整最先从降低“一五”计划发展指标开始。7月24日，政府重新修订了1953年的投资计划，缩减全年投资总额，调低重工业投资比值，同时将对农业的投资提高了45%，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各提高25.5%。为克服强制农业集体化政策带来的种种问题并推动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政府在这一阶段先后出台了多达近60项与农业相关的政策和决议。[59]在此阶段，为活跃市场，政府还对1949年后受到限制和取缔的个体私营经济给予了大力的扶持，1953年9—10月间，政府集中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小手工业者重操旧业的法令并出台了多项向私营业主提供信贷的决议。[60]除此之外，纳吉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采取了一些十分务实的政策，比如大幅降低物价、增建房屋、增加福利拨款等。[61]此期，政府在政治领域所做的重大调整，主要包括如废Rainer，“The New Course in Hungary in 1953”，pp.44—45；纳吉：《不断提高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4年第6期。除警察部门的审判权，解散劳动营，取消流放，分阶段实施大赦等。[62]总体看来，在“新方针”改革的第一阶段，政府的各项举措基本是依照纳吉施政纲领中的相关目标来进行的，就其实施效果而言，是较有成效的。
第二阶段：从匈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至1954年10月爱国人民阵线成立，这是继续推进经济改革、调整重心逐渐向政治领域倾斜的一个阶段。
1954年5月28日，匈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纳吉在会上作了《关于国家管理和各级议会的任务》的报告，系统阐明了他关于政治领域调整的设想。其中主要包括：改组“独立人民阵线”，成立“爱国人民阵线”；改革地方议会的工作，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简政府机关和企业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等方面。[63]然而，政治领域的调整远比经济领域的调整要复杂得多。由于党的机构仍掌握在第一书记拉科西的手中，而拉科西对“新方针”又采取了敌对和抵制的立场，结果，在这一阶段中除了平反工作和改组独立人民阵线取得了一定成绩外，纳吉有关改革政治体制的上述设想并无条件和机会得到落实。
平反冤假错案，这本是莫斯科会谈时业已确定的纠错措施之一。然而，由于受到党内高层的百般阻挠，直到“新方针”实施一年后，在纳吉数度努力之下，这项工作才真正有了进展。1954年夏秋，先后有数千名政治犯秘密获释。卡达尔、多纳特·费伦茨（Donáth Ferenc）、洛松奇·格佐（Géza Losonczy）、拉伊克的遗孀拉伊克·尤莉亚（Júlia Rajk）等著名人物均在其中。[64]改组人民阵线受到的阻碍虽然没有平反工作那么大，但也历经波折。早在三大召开前，纳吉就向政治局提议重组独立人民阵线，强调新的阵线组织应当把独立和自由的思想、传承了数个世纪的民族传统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理念结合起来。纳吉的这一想法在当时有一定的支持者，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可以部分填补由于取缔了早先参加过联合执政的各个党派以后出现的真空”。但是，拉科西很快向纳吉发难，就新阵线的组织原则提出种种反对意见。[65]几经争执与妥协，旨在“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所有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建设”、“对国家和政府机关行使职权，对议会选举实施绝对民主的监督”的新阵线组织即爱国人民阵线于1954年10月24宣告成立。[66]
第三阶段：从1954年10月底至1955年春匈党两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新方针”实施受挫并最终中断。
从1954年10月底开始，匈牙利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新方针”在上述时期采取的各项调整措施虽然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但外贸领域出现的问题很快将整个国民经济拖入困境。其诱发因素之一就是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调整了对匈牙利的贸易政策，大幅缩减对匈原材料的出口。为维持生产，匈牙利政府不得不设法从西方国家进口原料，结果导致了外债的急剧膨胀。[67]“新方针”最后这一阶段，在政治发展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1954年11月28日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虽然此次选举并没有对国家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不过，纳吉坚信选举本身意义重大。在他看来，这是推动政权方面体制调整的一项必要举措，是重建人民民主的一个有效手段，对于恢复过去长期被僭越的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发言权，亦是一次重要尝试。[68]
1954年底，由于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加之多种综合因素的影响，“新方针”实际上已难以为继。12月24日，《真理报》发表了三个月前赫鲁晓夫与到访的英国科学家贝尔纳（John D.Bernal）教授的对话。赫鲁晓夫在谈话中明确声称：未来主要的精力仍然要放在重工业上。[69]这明显地表现出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同马林科夫之间为期一年多的权力之争已初见分晓，同时也意味着后者在苏联领导实施的“新方针”即将走到尽头。一直暗中给纳吉的改革方针设置种种障碍的拉科西，迅速捕捉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风向。很快，他假托疗养之名前往苏联，在苏联领导人面前对纳吉横加诋毁。回国后，他迅速联合其支持者开始向“新方针”发起攻势。1955年元旦，《自由人民报》开始长篇累牍地发表强调发展重工业、加强农业合作化、提高农村阶级斗争警惕性方面的文章，为接下来的政策回转制造声势。[70]在此背景下，1955年1月，苏匈双方围绕着“新方针”在莫斯科再次举行会谈。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把自己一年半以前对匈牙利领导人所说的话完全推翻，彻底改变了此前对“新方针”鼓励和支持的立场。[71]这意味着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18个月后，苏联领导人决定还是由他们来把这个为了纠错而产生的“错误”重新“矫正”过来。从莫斯科回国后，心力交瘁的纳吉病倒了。2月19日，部长会议擅自发表纳吉病况公告，称他将有一段时期无法履行部长会议主席这一职务。3月2日至4日，匈党中央全会在纳吉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三月决议）。决议指责纳吉宣传并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党的和机会主义的”、“右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并明确表示此后党的任务还是要坚持不懈地执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4月14日，匈党再次召开中央全会，撤销了纳吉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将他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72]
纳吉的去职标志着“新方针”改革尝试以失败告终，22个月前它带给人们的难以置信的快乐和如释重负的感受也随之一并烟消云散。“新方针”虽然被迫中断了，但它的意义和影响不容忽视。1956年9月，匈牙利经济学家、时任轻工业部部长的阿基塔·米克洛什（Miklós Ajtai）在参加科尔奈·亚诺什（János Kornai）名为《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曾对“新方针”有过这样一段评论：“为了使经济体制变得理性，我们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制止歪曲和错误方面十分成功……但是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基，也没有对准困难产生的根源，它所针对的只是问题和困难产生的结果。”[73]从莫斯科的初衷和匈党多数领导人对“新方针”的理解来看，“新方针”确给人这样的感觉。不过，如果仔细考察纳吉本人对“新方针”的看法及其意欲推动“新方针”实现的目标，就如美国学者约瑟夫·罗斯柴尔德（Joseph Rothse‐child）所说，它不失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激烈的和最早的对成熟斯大林主义的扭转”。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亦认为，纳吉所主持的这次“新方针”改革尝试，标志着匈牙利非斯大林化已经开始。[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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