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力量的冲击破坏

在没有国际法的时代，征服与占领是光荣与骄傲，同生产和贸易一样正当和平常，因此，外来力量的冲击破坏成了历史上中国国家不稳定的又一重要因素，小则边民被掠夺，中则部分河山沦陷，大则王朝覆亡。如何防止外患一直是中国中央政权的头疼问题，作为想要稳定的农耕民族，长期却需要设立大司马、枢密使、兵部等战争职位。

(一)地理位置处于守势。先把近代西方入侵放一边，历史上中原政权的外患同时来自东西北三个方向，东边是倭寇，西边有吐蕃、羌等少数民族，北面是个开放性的“喇叭口”，边境线非常长，这个方向上的游牧民族带来最主要和长期的影响。早在商时期，北方的戎、狄即已形成威胁，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西周都城镐京，杀周幽王，西周灭亡。

这样，在位置上，游牧者位于机动性强的外围且居无定所，中原政权在被包围的内线并被固定在农业生产的土地上，游牧者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每一攻都是中原所必救，中原只能被动挨打，若主动出击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却是“对手在哪儿?”汉武帝时期一场草原之战很有代表性:李广、公孙敖、公孙贺和卫青四人分别率军分别从雁门、代郡、云中、上谷四个方向同时出击匈奴，结果初出茅庐的卫青找到了匈奴龙城，大获全胜;公孙贺没有遇见任何敌人，打道回府;公孙敖遭遇部分敌军，折损七千人后撤回;经验最丰富的李广则碰上匈奴主力，全军覆没。这不是李广个人“数奇”(命差)，而是战略位置注定如此。因此，中原地区往往被迫采取守势，除了关内外一家的元清时期，自春秋战国起，各国各朝都修长城防线或在边塞驻重兵。

(二)战略纵深处于劣势。在军力足够的时候，中原各朝都试图主动进攻，以彻底消除游牧者的威胁。传说公元前900年前的周穆王就曾西征至天山一带;秦始皇派蒙恬率军30万，北逐匈奴收复河套地区;汉武帝对匈作战20年，封狼居胥、临瀚海，取得“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的伟大战果;明成祖五次亲征鞑靼，“六师屡出，漠北尘清”;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北方幅员太辽阔了，游牧部落拥有几乎无限的战略纵深，而受补给的制约，中原军队每次的出击半径十分有限，哪怕取得一两次重大胜利，也无法派兵驻守只能返回。游牧部落则大不了就“远遁”，消失在茫茫大漠里，恢复元气再回来，不可能被彻底根除。相反，背靠太平洋和东南亚丛林的中原政权的纵深就相对有限，等于“背水一战”，如果战争失败就只有被逼到崖山跳海了。

(三)文化、技术和经济优势没有使军事力量产生绝对优势。游牧部落全民都是兵员，放牧即是行军，骑射即是生活，农耕人民本不是在马背上求生存，擅长诗词曲赋，舞枪弄棒者偶尔有之，但普遍不掌握弓箭、骑术等可转化为大规模部队作战的技巧，在军事传统和战争能力上处于先天劣势。而作为先进文明，中原地区所积累的各种技术进步则还没有到能产生相对军事力量优势的地步，宋朝军队开发了射程极远的神臂弓，明朝军队已大量装备火炮、火铳等热兵器，并成立了专门使用火器的兵种——神机营，但这些技术装备的火力、射程、精准度和移动的灵活性都不够，尚不能使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军队相对马背上的突击骑兵占据绝对优势。这点不仅在中国，欧洲中世纪的日耳曼入侵罗马帝国和维京入侵法兰克等也同样可证明。

同时，中原文明的经济生产或许更加先进，能建造美丽的园林，制作精致的生活用具，但平时的积蓄十分有限，这些生产设施又不能在战时转化为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每当战争尤其是长期战争时总会迅速地把积累消耗光，然后预征未来的赋税，变成吃光“寅粮”还吃光“卯粮”。这样当然毫无持续性，且极易引发反抗。隋末起义的序幕就是对高句丽用兵造成“天下死于劳役而家伤于财产”，不得不唱出“宁可跟政府对抗被打死也不去辽东白白送死(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唐对吐蕃用兵，即使在国力最强盛的开元盛世期间，也造成了“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的悲惨景象。汉武帝虽取得了史上最大胜利，但也深刻意识到连年军事行动造成天下疲敝，在去世前，他下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并在接见群臣时指出“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相比之下，游牧者的物质基础虽然更差，经常“大饥”，盐铁等资源严重匮乏，但由于采取掠夺这种“因粮于敌”的小成本战争形态，反倒能支撑更长时间。

(四)求和政策并不长久。如果打不过或者打的代价太大，一项可进行的政治选择即求和。西汉初年国力薄弱，刘邦被围于白登，靠贿赂匈奴王后才得以出逃，随后被迫采取和亲政策，除外嫁宗室女子以为姻亲关系外，还赠送大批粮食和棉絮物资。北宋因为没有燕云十六州，吃了没有边防战略要地、无险可守的大亏，每每要在平原上直接面对长驱直入的契丹骑兵，只好利用时机签订檀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并每年以巨额“援外”的方式向辽国提供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后来又先后以这种方式与西夏和金朝议和。清末面对列强入侵，割地赔款创下天文数字，只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欣”。

即使檀渊之盟后宋辽有近百年的休战，以上政策都不能称作长久，一方面，弱者可以乞和，但无法保证强者一定给你，而强者没有不得寸进尺的。另一方面，求和的代价是自己的资源被消耗而对方兵不血刃还能得到加强，双方的力量差距可能拉得更大。北宋苏辙即以《六国论》讽刺当时的现实指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靠赔偿求和平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事实上，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等动人故事或可谓仅有之成功案例的背景是当时汉、唐国力强于匈奴和吐蕃，此时汉唐是和平的赐予者而不是求和者，是国力起主要作用而不是求和政策本身。

和平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求和只能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因求和而致武备废弛更是饮鸩止渴。

(五)边防还带来藩镇问题。在缺乏机动力的时代，长期防御需要在边境地区就驻扎较多军队。出于更加熟悉情况和稳定部队的考虑，军队将领不能频繁调动，军官和士卒也往往丧失了耕种、手工生产等谋生能力，当兵吃饭成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职业。这样，极其容易形成拥兵自重的军阀势力集团，即藩镇，除了他们自己人以外谁也管不住。本来，短期出征立功的实权将领都常常会威胁政权，长期自成势力的藩镇更是带来严重隐患。

早在秦末，负责南方开拓守备、拥秦军总兵力将近一半的赵佗即在中原大起义时选择封闭关隘，自立为南越王，没有回援咸阳，直接导致秦中央兵力不足，六国数百年都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关中被轻松占领。唐朝为防范边疆入侵，开始大量设置相当于地区军区司令的节度使，又赋予其管理地方政务的权力，安史之乱后遂壮大为藩镇，尤其是在今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区形成主帅世袭或自我拥立、不受中央委派、不向中央纳税、时常武力对抗中央的割据局面。承接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北宋看到藩镇之危害，将兵力做中央和地方均衡分配，以期“内外相制”，但实际上矫枉过正，将国家正规军主力集结于首都附近，经常移防、换将且互不统属，结果直接导致边防空虚，中央军战斗力低下，靖康之变中一触即溃。明朝朱棣作为燕王主持在北方对北元作战和边境防务，实际上成了强大的藩镇，随后便靖难夺权。朱棣即位后既要削藩，又不得不考虑边防，还要防止北宋的教训再次发生，便定都北京来了个“天子守国门”。朱棣的决定一直是成功的，满蒙联合的清朝经历三藩之乱后也基本不再有陆路边防危机和藩镇之患，不过却出现了未曾预料过的新情况——海上的外敌攻陷了大沽口。

(六)海防新课题。在陆地上，即使技术和经济优势不能体现为军事优势，还可以用人数、地形等条件作为凭借抗衡，海洋则完全是科技发达程度的较量。面对海洋文明的崛起，世界上所有的大陆农耕文明都遭受惨败，相较于彻底沦为殖民地的拉美、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以及有的文明甚至被完全消灭的情况，中国的总体遭遇竟然还算好的。海防问题几乎囊括了前述所有的劣势:位置上，被可以完全灵活机动的大洋和岛链外围包夹;纵深上，海洋纵深大、出击无补给;力量上，没有航海军事传统，经济技术更完全落后;策略上，越求和列强越瓜分，赔款每次越赔越多，等等。如何防御万里海疆至今都是重大课题。

中国历代大致都希望实现“惠盎见宋康王”的小故事中提出的理想，即行仁义之道，使天下人不能打杀别人，不想伤害他人，甚至兴高采烈地友爱他人，这比靠勇猛有力更有效。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不是桃花源，“勇猛有力”的外患们始终要入侵，而上述各劣势的存在，使得外来冲击屡屡得手，仅由外来征服建立的中原大政权就有北魏、金、元、清等，战乱时间数百年，统治跨度接近千年。在世界地理大国中，中国面临的地缘情况之复杂是罕见的，与因外来征服而彻底消亡的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华文明能始终繁衍传承，已经十分值得欣慰和骄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