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冲突的由来及其实质

苏南冲突的由来及其实质

二、苏南冲突的由来及其实质

从成立的背景和过程完全可以断定，共产党情报局的主要活动将是在“冷战”的背景下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不可能有什么平等的经济交流和按协商原则进行的联合行动。事实也果真如此。从成立到1956年4月18日解散，共产党情报局在其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在苏共的领导下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原本是苏南两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却成了共产党情报局活动的主要内容。

共产党情报局前后共召开过四次会议，除了成立会议之外，还分别于1948年1月、1948年6月和1949年11月召开了三次会议，但此后到解散的六年多时间里再也没有开过会。第二次会议是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议题也比较简单，研究创办机关刊物和组建常设编委会问题。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出版《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For Lasting Peace，for People’s Democracy！）杂志，编委会由九个成员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主编是苏共代表帕维尔·尤金（Pavel Yudin，1899—1968年），副主编由南共代表鲍里斯·齐海尔（Boris Ziherl，1910—1976年）担任，编辑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在苏南公开冲突后，该编辑部迁到布加勒斯特。可是，没过多久，1948年6月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共产党情报第三次会议上，与会者根据苏联党提供的资料专门讨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最后按照日丹诺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这个决议宣称：情报局赞同联共（布）对南共状况的估计和对南共中央的批评，南共领导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问题上实行一条不正确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正在实行一条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在对内政策方面背离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正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在党内建立起对南共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灾难性的官僚统治。因此，“情报局认为：鉴于上述情况，南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将它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置于共产主义阵线之外，从而也将自己置于情报局之外了”^[13]。决议还断言：由于背离了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南斯拉夫将很快丧失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所以，南共党内的“健康分子”应当撤换南共的领导人。^[14]南共代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事实上南共已被开除出了共产党情报局。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1949年11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第四次会议，根据乔治乌—德治（Gheorghe Gheorghiu Dej，1901—1965年）的报告作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凶手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给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人扣上了“杀人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人民公敌”等罪名，再次煽动南斯拉夫人民起来推翻所谓的“铁托集团”。^[15]

至少从表面上看，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件事来得有些突然。一方面，共产党情报局的宗旨对外是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内是加强各国党的“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围攻并开除南共与这个宗旨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就南共与苏共的关系来说，“直到1948年初，南斯拉夫一直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友，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贝尔格莱德无论在革命性，还是在社会主义化的程度方面，都紧步莫斯科的后尘。而斯大林对铁托虽说是心存芥蒂，但对他的期望和利用，也超过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16]。可是，南共确实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了，确实同苏共发生冲突了，这些到底是为什么呢？

根据“冷战”期间披露的南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信件和冷战后公布的档案，^[17]情报局事件不是偶然的，既有南共与苏共之间的历史积怨，又有战后初期两国交往过程中的利益矛盾，更有因为在冷战开始后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与苏联控制东欧的战略意图之间的冲突。

在历史恩怨方面，综合各种文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二战期间，在南共领导的游击队发展与建设以及苏联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等问题上，南共与苏联有不少矛盾，这些在上一章已经论及。第二，在南斯拉夫人民政权的创建问题上，南共与苏联有较大的分歧。在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中可以看出，在战争时期，苏联比较看重的是它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先是反对南共创建带有自己色彩的政权组织，后又要求建立包括流亡政府成员的联合政府。不过，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进展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南共与苏联在上述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与冲突实际上都已不复存在，对后来苏南冲突只是一种不和谐的背景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战后初期，在南斯拉夫与苏联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国家利益方面存在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两国贸易问题上，南共认为苏联不是真心帮助南斯拉夫实现工业化，而是想控制南斯拉夫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另外，双方在两国货币即第纳尔与卢布的比价问题上的意见也不一样。^[18]第二，在苏联军事专家和经济专家的待遇问题上，双方亦存在分歧。1946年铁托正式通知苏联，由于财政困难，南斯拉夫方面希望苏联政府或者能降低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事专家的报酬，或者能减少专家的人数。“苏联专家的报酬比我国集团军司令员的报酬高三倍，比我国联邦政府部长的报酬高两倍。我国一名中将或上将军衔的集团军司令员那时每月工资是9 000—11 000第纳尔，而一位中校、上校和将军军衔的苏联军事专家，每月则拿到30 000—40 000第纳尔。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个联邦政府部长每月的工资是12 000第纳尔。”^[19]但是，苏联认为，财政困难不过是南斯拉夫人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南斯拉夫对苏联军事专家所持的不友好甚至敌视的态度。^[20]至于经济专家，南斯拉夫方面说苏联专家没有通过正常渠道索取重要的经济情报，苏联方面则讲根据协议苏联政府机构可以自由地获得这类情报，南斯拉夫方面对苏联专家不信任。^[21]第三，在南共党内和南斯拉夫国内的一些问题上，苏共对南共的指责范围很广，包括南共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视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成就，过低估计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对共产党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采取了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态度。^[22]

两国在交往中难免出现某些利益上的矛盾，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完全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可是，南斯拉夫与苏联的这些矛盾非但没有能够协商解决，反而被国际化，成为共产党情报局后来几次会议的主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冷战”开始后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与苏联控制东欧的战略意图发生了冲突。

具体来讲，引起苏联强烈不满的主要诱因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酝酿成立巴尔干联邦，苏联对巴尔干联邦问题的不满被西方视为它对南斯拉夫“发动总攻击的第一炮”^[23]。

有史以来，巴尔干半岛内部民族矛盾难解难分，外部势力则利用这些矛盾与纷争对巴尔干进行侵略、扩张并且奴役这里的人民。在共同反对外族压迫的斗争中，南部斯拉夫民族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联合起来的必要性，许多人提出了建立巴尔干联邦的设想。早在19世纪20年代，保加利亚小农党领导人斯塔姆博利斯基就提出这样的主张：巴尔干半岛和平的最可靠途径是创建一个联邦制的南部斯拉夫，保加利亚应与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一样成为它的成员。^[2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南共和保共领导人先后提出了组建联邦的问题，战后初期两国就先建立南保联邦，而后再建立巴尔干联邦进行过协商。但是，这些协商在如何组建联邦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因为南斯拉夫是由六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而保加利亚是单一制国家，南斯拉夫主张组建六加一的单一联邦，而保加利亚坚持组建一加一的双重联邦。^[25]

然而，问题的关键还不是什么样的联邦，而在于苏联的立场。开始时，为了在战后使保加利亚摆脱英美的控制，苏联竭力促成南保两国建立联邦，但在联邦的形式上支持保加利亚，南保两国在1945—1946年就此进行了多次谈判和协商。1947年2月盟国对保加利亚和约签订之后，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的关系却日益密切起来，不仅签订了多项双边关系条约，季米特洛夫和铁托还分别于7月和11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保联邦问题似乎也有了新的进展。铁托在索非亚称：“许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在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范围更广泛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26]季米特洛夫1948年1月18日在布加勒斯特对记者说：“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还不成熟。它还没有列入目前的议事日程，因此，这个问题不定期不是我们在会上讨论的题目。当这个问题成熟的时候，（成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将和希腊一起解决它。”^[27]

不过，考虑到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反对和南保两国关系的复杂性，苏联对南保联合问题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冷战”开始后，苏联改变了对东欧的政策，对巴尔干联邦更是不能容忍了，因为苏联要加强对东欧的控制，需要东欧各国在对外政策上与苏联协调一致，可南保两国却不顾苏联而我行我素。档案表明：1947年8月12日，“斯大林在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内容相同的信函中严厉地斥责了他们的行为”。1948年1月24日，“索非亚便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含有严厉斥责内容的密电，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行为‘对新的民主国家有害无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对这些国家’”。28日，“《真理报》又发表了编辑部评述，表示绝不赞成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28]面对来自苏联方面的批评，季米特洛夫立即以声明、讲话等方式表示接受苏联的批评并保证保加利亚与苏联的立场完全一致。可是，南斯拉夫就没有像保加利亚那样听话了，非但没有及时认错，相反又做出了让苏联更为担心的事情。1948年1月19日，铁托借口存在着希腊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下入侵阿尔巴尼亚的危机，建议霍查允许南斯拉夫派一个师的兵力进驻阿尔巴尼亚南部的一个基地。然而，这些都没有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在南向阿派驻军队的问题上，斯大林除了担心南阿关系进一步发展可能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以外，更多考虑的是与阿尔巴尼亚密切相关的希腊局势。

如果说苏联对南保关系和南阿关系的政策在“冷战”开始前后有所变化的话，那么，斯大林对希腊革命的态度则始终是谨慎和保守的。“1946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重新爆发后，南斯拉夫给予了巨大援助，而此时的苏联却持消极态度。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是苏南两国在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南斯拉夫主张战略进攻，苏联则坚持战略防御。这种对外战略的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希腊内战问题上。如何对待希腊的内战问题，是苏南冲突形成的重要因素。”^[29]当莫斯科从霍查那里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季耶夫紧急约见铁托。铁托作了辩解并表示如果苏联不同意，南斯拉夫就不派军队到阿尔巴尼亚，可苏联仍要求南斯拉夫派“重要代表”到莫斯科讨论“分歧”。

1948年2月10日，苏共、南共和保共三党领导人会谈在莫斯科举行。苏共方面出席的除斯大林之外，还有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南共方面由卡德尔任团长，铁托没有出席。保共团长是季米特洛夫，成员有特拉伊乔·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1897—1949年）。“在这次长达3小时的会谈中，斯大林态度严厉，‘怒容满面’，时常粗暴地打断南、保领导人的讲话，以致他们往往无法明确和连贯地陈述自己的看法。会谈过程中，苏共领导人集中指责了南保两国在签订南保条约、发表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声明以及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这三个问题上所犯的原则性和政治性错误，声称南保两国在采取这些行动前没有预先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从而违背了共产党情报局波兰会议所形成的互相协商、统一行动的决议。当然，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此，而在于南保两国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斯大林要求南保两国在会谈后分别与苏联签署一份关于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必须经过双方协商的文件。”^[30]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议定书是在第二天签订的，卡德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看到文件上写着“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商定，将就所有对外政策问题进行磋商”时，感到“整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也因此受到凌辱和伤害”，“盛怒之下”，他将名字都有意错签在莫洛托夫该签的地方。^[31]

铁托不想对苏联妥协，特别是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亲南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2月底至3月初向苏联提出要南斯拉夫出兵阿尔巴尼亚和阿南合并的问题。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莫斯科会谈情况、五年计划的制订、军队和军事工业以及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等问题。铁托在会上指出：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苏联推迟签订贸易协定是试图用经济压力迫使南斯拉夫处于从属地位。在苏联眼中，南保建立联邦是“特洛伊木马计”。因此，得知这次会议的情况之后，斯大林认为南斯拉夫已决意对抗莫斯科了，决定开始采取行动。莫洛托夫18日电告铁托，苏联将撤回专家和工作人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27日在给铁托的信中把苏南关系恶化归因于南共的反苏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32]也就从这时起，铁托、卡德尔对斯大林、莫洛托夫的来信来电每封必复，进行辩解和反驳，持续了近两个月，来往的信件和电报十几封，双方对立情绪越来越厉害。^[33]在这一过程中，南共还清除了党内的亲苏派。

苏联不仅被铁托的反抗态度所激怒，还担心东欧各党仿效铁托也打出独立的旗帜，从而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和破坏苏联的战略部署。因此，它利用情报局这一机构的组织力量，压制南斯拉夫，同时震慑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党。首先，斯大林将苏南冲突国际化，把他和莫洛托夫3月27日就苏南关系若干问题的信转发给东欧其他七国共产党；接着于5月4日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写给南共中央一封长信，全面描述苏南分歧并严厉指责南共。在这封信的最后，他们写道：“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来信中建议派一名联共（布）中央代表到南斯拉夫弄清苏南分歧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途径是不正确的，因为要谈论的不是核查个别事实的问题，而是原则性的问题。众所周知，苏南分歧问题已转达给九国共产党中央，他们有自己的情报局。不让其他党参与这件事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34]东欧的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或工人党，西欧的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在4月中下旬和5月初先后通过同意苏联指责南共的决议。

有了各党的支持，5月18日，苏斯洛夫正式通知铁托：“联共（布）中央建议6月上半月，大约6月8至10日，召开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以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现状问题。”^[35]南共中央接到通知后于20日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不接受会议邀请。当日，铁托在致苏斯洛夫的信中将这一决定告诉了苏方。^[36]此后，联共（布）和南共又几次交换信件，但对立局面已不可挽回。在这期间，日丹诺夫已起草好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并经过了斯大林的审阅和修改。6月19日，共产党情报局致信邀请南共出席会议。南共中央在次日发表的声明中回答说：“南共中央委员会一向乐意参加情报局的工作。但是，鉴于送给我们的情报局的议事日程，其内容是解决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的分歧问题，南共中央不接受这个议程，因此不能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37]

于是，就有了共产党情报局布加勒特会议把南共开除这一幕，就有了共产党情报局布达佩斯会议通过的耸人听闻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