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研究的最近动向

第四节　团体研究的最近动向

一、本特莱的再发现

值得对团体研究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注目的，是与C·A·比尔德通过P·H·奥迪嘎德和E·E·沙奇奈德尔而对第二代研究者所具有的显在影响力相比，A·F·本特莱的存在则完全是在极其孤独的状况下贯穿始末的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真实写照。

本特莱的《政治的过程》一书公开发行之后，在《美国政治学评论》里所发表的著作评论之中，杰姆斯·W·卡纳（James W.Garner）亲笔所写的“该书作为全体来着眼，确实能够引起对社会制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们的兴趣，但是只要对该书的数个章节略加过目，就绝对会得出该书作为一种研究上的价值对政治学的文献能有什么贡献的印象”这一评价，对本特莱来说所持的完全是一种否定的意见，必须指出的是卡纳在当时正是美国政治学界当中少数处于指导地位的政治学者之一，从1923年到1924年这一期间正就任为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一职相对照，说其当时在美国的政治学界里正持有普遍的影响力应不为过^[68]。

作为实际问题，即使是在奥迪嘎德的《压力政治》和沙奇奈德尔的《政治、压力以及关税法》里面，对关于本特莱的研究内容也未做过只言片语的言及。另外，在E·P·赫瑞的场合也是如此，就像L·H·泽戈勒曾指摘说赫瑞“对本特莱似乎完全是处于不了解的程度”^[69]那样，赫瑞一边与本特莱立于非常类似的集团观之上，一边又在《联邦议会和集团代表》的正文当中对本特莱于二十一年前所发行的这一著作未做丝毫留意，即使是在附于卷末的共有十三页对相关文献做以详细的题解之中，也不过是以补足的形式仅对本特莱著作的书名做了收录而已。

类似这样的状况被完全改变，有赖于伯特伦·M·戈劳斯（Bertram M.Gross）把为《政治的过程》所作的1949年版的书评在1951年投寄到《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一事，在开头之处伯特伦·M·戈劳斯论及说“不管他是谁，如果他想在迄今为止的由美国执笔出版的政治学著作进行筛选并据此制作出最为重要的政治学目录，我出于内心的真实感受为其最终能把《政治的过程》囊括其中而祈祷。如果不对国度加以限定而用放之四海的范围来作以检验，至今为止在书写并发表的有关政治学著作之中对最为至关重要的著作形成目录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政治的过程》一书理应是被收录其中的最为恰当的一册”^[70]，进而，戴维·B·特鲁曼（David B.Truman）也是在于翌年出版的《政治的过程》中，以宣称自己是本特莱理论上的继承者作为展开对政治过程进行研究的契机的。顺便说一下，特鲁曼是如下这样加以表达的。

（参照于执笔之际的对应状况）在诸多的文献当中，有一本著作是特别值得在此加以言及的。也就是说，因为该书所执意秉承的主题在把至今为止所获得的体系化了的诸多内容以该一主题的形态如数奉还的，就是该书本身。这本著作是1908年出版的由阿瑟·F·本特莱执笔的《政治的过程》一书。正如我在著书题目中所提示的那样，本特莱的《试图对道具制作进行尝试》是我思考的主要基点^[71]。

像这样的对本特莱评价的逆转所标识出的，除被称之为对“本特莱的再发现”（rediscovery of Bentley）这一事态以外，并无其他。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本特莱在这之前的时期里完全被置于“无视的角落里”。在上述的章节里，我们已经触及了与本特莱处于同一代的政治学者比尔德，及其在最早期就对有关本特莱著作意义加以评价。进而，在第二代的政治学者当中把视线投向本特莱的，是H·L·蔡尔德。蔡尔德在《全美政治中的劳动与资本》一书于卷末的参考文献里，与赫瑞的《联邦议会与团体代表》以及《压力政治》同时并列的不仅仅是本特莱的《政治的过程》，在1936年出版发行的以“压力团体和宣传”为题的论文^[72]里面，在总页数仅为三十八页的论述当中就引用了本特莱的著作达七次之多，以达到对此一议论行以补强之目的。进而，又在1940年公开的《舆论入门》一书里面，像下述这样清楚地表明了对本特莱的积极评价。

A·F·本特莱根据其在1908年的著作，刺激了那些把压力团体在对舆论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作为议论对象的诸多研究^[73]。

总之，无论怎么讲，根据戈劳斯以及特鲁曼对本特莱的“再发现”，提起的是对压力团体的发展给予了最为积极贡献的本特莱的由衷评价，从而使这一理论上的意义得以更加明了，进而也意味着通过这些努力最终使本特莱被置于现代政治学的主流位置上面。顺便说一下，特鲁曼的著作被刊行的翌年，即1952年发表了《政治的集团基础》这部著作的厄尔·拉塞姆（Earl Latham）也以“把集团视为基本政治形式的看法”为出发点，对本特莱所做的言及^[74]，不能说与当时对本特莱的再评价风潮没有关系。

并且，由这一“再发现”和“再评价”所起到的抛砖引玉作用还集中表现在对集团研究的意义得以再行确认方面，使第一代和第三代政治学者的研究能够连接，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由第三代政治学者着手的集团研究的蓬勃发展。1950年代所以被称之为“利益团体理论的黄金时代”（Colden Age of Interest Group Theory）^[75]，大致就源于这些原因。

二、从第三代跨入到第四代

基于对本特莱的最为积极的评价，从而引导出了“本特莱的再发现”的特鲁曼的《政治过程论》，以“把集团的，特别是把利益集团以及压力团体的概念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努力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对在政治领域里的行动的基本图形加以分析”为基准，把①在政治过程中的集团的一般基础概念；②集团的组织和领导层；③以及集团实施影响力的方法作为主要论点，在统合了团体研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把压力团体的一般理论的形成确立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爱德华·J·哈佛姆（Edward J.Harpham）虽然论及说“特鲁曼尽管没有像V·O·凯（V.O.Key）那样在著书方面成为一个多产作者，但对战后的政治学所给予的影响尤其巨大”^[76]，但实际上关于特鲁曼在对第三代的压力团体研究所给予的刺激方面，是不乏证言的。其中比较显著的例子是在1945年以后的美国政治学发展作出贡献的美国政治学者之中，被排在第一位的是凯，而排在第二位一栏里的就是特鲁曼，这一调查大约是从1960年开始，是以美国的政治学者为对象，由A·索密特和J·塔奈恩豪斯联手进行的调查结果。顺便说一下，在该一调查里被排列在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的依次是汉斯·J·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罗伯特·A·达尔（Robert A.Dahl）、哈罗德·D·拉斯威尔（Harold D.Lasswell）等人^[77]（请参照表1-2）。

表1-2　在美国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出贡献的政治学者

续　表

特鲁曼在这本《政治过程论》里面，曾回忆说“将会增进政治学的分析力和有用性的基因，全存在于数量特别众多的美国的政治学者之中的普遍运动的潮流之中”^[78]，然而在这潮流之中真正发挥了先导性作用的不是别人，正是特鲁曼自己。

并且，压力团体的研究通过自1950年到1960年这一期间的大发展，确实达到了在美国政治学中占据应有位置的地步，并且对海外研究者的压力团体研究亦给予了极大的刺激。在1957年，以“压力团体”为主题的世界政治学会（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圆桌会议于匹茨堡大学正式召开，包括了美国的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萨缪尔·H·比尔（Samuel H.Beer）、E·佩恩德雷顿·赫瑞（E.Pendleton Herring），以及英国的塞缪尔·E·芬尼（Samuel E.Finer）等人在内，共有十四个国家的三十一名政治学者参加了会议，针对各国的政治压力团体的现状以及针对与团体研究相关的理论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完全是就这样的事态所做的对应^[79]。并且，约瑟夫·拉帕咯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也在他1960年的论文里面写道：“利益团体研究，就像美国的爵士乐和牛仔裤一样，现在开始在海外流行了起来。”^[80]

但是，在类似这样的压力团体研究的发展中，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存在。特鲁曼在其《政治过程论》出版发行后，在经历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于再版发行之际所书写的序言里面，把在二十年间里发生、发现的压力团体研究的难点归纳为①把利益团体作为本来就有的病理现象来着手进行处理的倾向；②缺乏把利益团体作为从形式主义传统里面解脱出来的手段而用于分析作业的这样一种态度；③对利益团体，只将其归属到堪称是一种排他的政治首创精神，即政治过程的这样一种过于单纯的概念化内容；④是基于美国利益团体分析的洞察、说明，以及理论等等，是一种没有批判的，并且正在移植到一种与西欧的议会主义传统表象或实质完全不同的系统上面去的尝试等这样几点^[81]。

在这之中，立足于“我们把目光朝向利益团体的比较研究，是基于舆论、政党，以及公开的政府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对这之中的利益团体的体系进行分析，这样做是因为抱有一种期待，即对作为全体的政治体系加以区别，使其相互之间的区分更为正确并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关于利益团体和舆论方面的研究者之间的关心的增大，是为求得对作为与全体政治过程相关的更为完整、更为体系的概念而不断进行尝试的结果”^[82]这样一种视点之上的是阿尔蒙德等。根据阿尔蒙德等人的努力，在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这一期间里的比较压力团体研究，在促进压力团体研究的理论发展方面其贡献最为突出，进而，在1960年代后半期到1970年代这一期间里，压力团体研究则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发展。

作为这一代的研究，首先值得引人注目的是特鲁曼在《政治过程》第二版的序文里面，对1950年以来这二十年之间的压力团体研究所做的概括，被评价为“在抽象的、理论的水平之上，可以认定是作为最为富有提示性贡献”^[83]的曼考尔·欧尔松（Mancur Olson）的“个人加入集团完全是基于个人的合理选择的结果”的“合理选择的理论”（rational-cholce theory），以及罗伯特·H·萨利斯孛瑞（Robert H.Salisbury）的“基于便利和价值上的观点，进而对利益团体的起源、继续、衰退加以说明”的“利益团体的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等，是对压力团体的形成以及加入者相关的理论分析^[84]。

进而，形成了延至今日的压力团体研究主要论点之一，是围绕着压力团体功能的问题。苏珊纳·伯格（Suznne Berger）曾经基于“社会科学研究评议会-美国学术团体评议会的与西欧相关的合作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Joint Committee on Western Europe）在1975年以后所取得的研究结果，其对集中在这里的问题作过如下的表述。

关于利益团体的通常功能——把社会的要求传达到政治过程中去，并再把这些社会要求表现出来——的概念，大体上被削除掉了，与此相调换，变为对利益团体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种种不同作用进行的描述。这些内容当中居于多数的，是由迄今为止的文献所表现出来的归结到政党以及政府方面去的作用——即市民的社会化、合意的组织化、政策的形成、法律的执行等等^[85]。

伯格在这里虽然论述说，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尽管在各种各样的意见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但是表现在及至目前为止的研究文献的诸前提开始脱离的这一点上则完全是共通的”^[86]，1970年以后的压力团体研究的发展，并没有仅仅被限制在研究的诸前提以及对基础概念的检讨这些侧面上。同时值得注目的是在社会的条件以及国际化条件的变化之中，围绕着压力政治演变的诸问题——公共利益团体的抬头、压力政治的国际化等等^[87]——的解释，进而是在研究关心方面所表现出的从置身于政策决定过程之中的压力团体活动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压力团体活动的移动。

诺曼·J·奥斯汀（Norman J.Ornstein）虽然论述说“1970年代是在压力团体的数量和活动方面呈真正爆发（genuine explosion）之势的十年”^[88]，事实上在压力团体研究的动向方面于这十年之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团体研究至此开始跨进了所谓的第四代的研究时代。

【注释】

[1]Austin Ranney，Governing：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1971，pp.305-306.

[2]R.Gordon Hoxie et al.，A History of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1955，pp.48，69，258.

[3]Samuel Eliot Morison，ed.，The Developm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sinced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Eliot 1869-1929，1930，p.182 ＆Anna Haddow，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y：1936-1900，1939，p.176.

[4]A.Haddow，ibid.，p.184n.

[5]Barry D.Karl，Charles E.Merriam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is，1974，p.41.

[6]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1967，p.22.

[7]拙著：《美国压力团体的研究》，三一书房，1980年，第192～195页。

[8]A.Haddow，op.cit.，p.262.

[9]R.Gordon Hoxie et al.，op.cit.，p.106.

[10]R.Gordon Hoxie et al.，op.cit.，p.107.

[11]A.Somit and J.Tanenhaus，op.cit.，p.52n.

[12]A.Lawrence Lowell，Essays on Government，1889，pp.1-2.

[13]Arthur F.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ss，1908，p.176.

[14]Arthur F.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ss，1908，pp.258-259.

[15]S.McKee Rosen，Political Process：A Functional Studay in American Government，1935，p.vii.

[16]拙著：《政治参加和政治过程——现代日本的政治分析》，前野书店，1972年，第165～166页。

[17]大山郁夫：《现代日本的政治过程》，改造社，1925年，第62页。

[18]C.Edward Merriam，A.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1903，p.viii.

[19]前揭拙著：《美国压力团体的研究》，第27页。

[20]Martin Bulmer，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Institutaonalization，Diversity，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1984，pp.12-13.

[21]Dwight Waldo，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56，p.12.

[22]Dwight Waldo，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56，p.67.

[23]A.Somit and J.Tanenhaus，op.cit.，p.75.

[24]Woodrow Wilson，Congressional Government：A Syudy in American Politics，Johns Hopkins Paperbacks ed.，1981，pp.23-24.

[25]Woodrow Wilson，Congressional Government：A Syudy in American Politics，Johns Hopkins Paperbacks ed.，1981，p.83.

[26]A.Somit and J.Tanenhaus，op.cit.，p.73.

[27]S.E.Morison，ed.，op.cit.，p.182.

[28]A.L.Lowell，Governments and Par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1896，p.vi.

[29]A.L.Lowell，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New ed.，1914，p.4.

[30]David H.Everson、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n Politics，1982，p.25.

[31]A.F.Bentley，op.cit.，pp.208-209.

[32]Ibid.，p.162.

[33]Ibid.，p.222.

[34]Bertram M.Gross，The Legislative Struggle，1953，pp.3-4.

[35]A.Somit and J.Tanenhaus，op.cit.，p.67.

[36]Bernard Crick，The American Science of Politics：Its Origins and Conditions，1959，pp.101-102.

[37]A.F.Bentley，op.cit.，pp.162.

[38]C.A.Beard，Politics，1908，p.14.

[39]Robert M.Crunden，Ministers of Reform：The Progressives Achievement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1889-1920，p.78.

[40]Ellen Nore，Charles A.Beard：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1983，p.52.

[41]C.A.Beard op.cit.，p.26.

[42]C.A.Beard，The 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s，1922，p.67.

[43]Harry Eckstein，“Group Theory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Pressure Groups，”in Harry Eckstein and David E.Apter，eds.，Comparative Politics：A Reader，1963，p.391.

[44]Belle Zeller，Pressure Politics in New York：A Study of Group Representation Before the Legislature，1937，p.vii.

[45]Ibid.

[46]Harmon Zeigler，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n Society，1964，p.11.

[47]Peter H.Odegard，Pressure Politics：The Stury of the Anti-Saloon League，1928，p.vii.

[48]Elmer E.Schattschneider，Politics，Pressures and the Tariff：A.Study of Free Private Enterprise in Pressure Politics，as Shown in the 1929-1930Revision of the Tariff，1935，p.4.

[49]P.H.Odegard，op.cit.，p.ix，另外请参照：E.E.Schattschneider，op.cit.，p.vii.

[50]R.G.Hoxie et al.，op.cit.，pp.265，270，272.

[51]R.G.Hoxie et al.，op.cit.，p.266.并且，在这里四大家（big four）是指约翰·W·伯吉斯（John W.Burgess）、埃底门德·门罗·史密斯（Edmund Munroe Smith）、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now）、约翰·巴西特·穆尔（John Bassett Moore）。Ibid.，p.259.

[52]Paul Seabury，“In Memoriam：Peter II.Odegard，”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LXI，No.1，1967，p.235.

[53]Peter H.Odegard and E.Allen Helms，American Politics：A Study in Political Dynamics，1938，p.776.

[54]Ibid.，p.777.

[55]E.E.Schattschneider，op.，cit.，pp.287-288.

[56]E.E.Schattschneider，op.，cit.，pp.292.

[57]请前揭拙著《美国压力团体的研究》，第120～122页。

[58]Alfred de Grazia.Public and Republic：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1951，p.212.

[59]E.Pendleton Herring，Group Representation Before Congress，1929，pp.5-6.

[60]Ibid.，p.xii.

[61]Ibid.，p.10.

[62]Harwood L.Childs，“Pressure Group and Propaganda，”in Edward Logan，ed.，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ene，1936，p.206.

[63]H.L.Childs，Labor and Capital in National Politics，1930，p.vii.

[64]E·P·赫瑞（1903年～ ）出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1928年到1937年止任哈佛大学的讲师，从1937年到1939年就任为副教授，自1943年到1946年升任为该大学的教授。由于有了这样的经历，赫瑞应该不属于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了C·E·梅里厄姆指导的政治学者群体的芝加哥学派“正规成员”。但是赫瑞在由梅里厄姆设立并发挥了中枢作用的，并且就任为初代会长的社会科学评议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里，不仅从1948年开始做了二十年的会长（Glem H.Utter and Charles Lockhart，ed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s：A Dictionary，1993，pp.119-120.），还与芝加哥学派的政治学者建立了研究上至为亲密的关系。赫瑞在其口授史里面对这一点做了触及，进行了如下的描绘。“1930年代初期，为了接近查尔德·梅里厄姆及其同僚，我专门到芝加哥去旅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和梅里厄姆建立了关系，梅里厄姆总是那样亲切，并以其独特的方式给我以帮助。”“在1929年，我为了发作《针对联邦议会的集团代表》而对原稿进行了准备，自此没过多久我便作为压力团体以及与宣传相关的委员会的成员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评议会的邀请。当时的主任委员是拉斯威尔。”“从1920年末期开始成为友人的哈伍德·L·蔡尔德，已经朝对关心舆论的方向发展，决意着手季刊杂志的发行。蔡尔德把我作为四位编辑当中的一位而向我发出了邀请。”Michael A.Baer，Malcolm E.Jewell and Lee Sigelman，eds 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Oral Histories of Discipline，1991，pp.26，30.

[65]H.Zeigler，op.cit.，p.11.

[66]E.P.Herring，op.cit.，p.268.

[67]H.L.Childs，op.，cit.，p.251.另外请参照本书有关H·L·蔡尔德的压力团体论的详细介绍。

[68]请参照前揭拙著《美国压力团体的研究》，第196页。

[69]H.Zeigler，op.cit.，p.12.

[70]Bertram M.Gross，“Book Review：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LⅣ，No.3，1950.p.742.

[71]David B.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e and Public Opinion，1951，p.IX.

[72]H.L.Childs，“Pressure Group and Propaganda，”in E.Logan，ed.，op.cit.

[73]H.L.Childs，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Opinion，1940，p.37.

[74]Earl Latham，The Group Basis of Politics：A Study in Basing-Point Legislation，1952，p.10.但是，赖萨姆在该著作里面把本特莱的姓氏误写成Alfred，由此反射出来的该是本特莱本人的知名度远无法和今天相比的这样一个事实。不过，等到该莱萨姆的著作再版之际，又重新改正为Arthur，不过索引中依然沿用了当时的称谓，即Alfred。

[75]Ronald J.Hrebenar and Ruth K.Scott，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America，1982，p.12.

[76]Raymond Seidelman and Edward J.Harpham，Disenchanted Realists：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American Crisis，1884-1984，1985，p.174.

[77]请参照拙著《阅读现代政治学》，三岭书房，1984年，第50～51页。

[78]D.B.Ttuman，op.cit.，p.xx.

[79]请参照Henry W.Ehrman，ed.，Interst Groups on Four Continents，1958。

[80]Joseph LaPalombara，“The Ut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Interest Group Theory in Non-American Field Situations，”in H.Eckstein and D.E.Apter，eds.，op.cit.，p.422.

[81]D.B.Truman，op.cit.，pp.xxv-xxvi.

[82]Gabriel A.Almond，“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in H.Eckstein and D.E.Apter，eds.，op.398.

[83]D.B.Truman，op.cit.，p.xxviii.

[84]请参照拙著“关于美国压力团体形成要因的著学说极其批判”《早稻田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二六九号，1982年，第72～96页。

[85]Suzanne D.Berger，“Introduction，”in Suzanne D.Berger，ed.，Organiz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Pluralism，Corporatism，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s，1981，p.10.

[86]Ibid.，p.9.

[87]请参照前揭拙著《美国压力团体的研究》，第124～142、250～255页。

[88]Norman J.Ornstein and Shirley Elder，Interest Groups，Lobbying and Policymaking，1978，p.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