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枟诗经·小雅·鹤鸣枠
近30年来，虽然学者们在推进亚洲传播研究方面的成绩激励人心，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持续不懈地努力，从而建立一种更为坚实的“亚洲中心”传播范式。在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欧洲中心”范式对传播研究的统治是一个问题，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的教育家和学者们盲目接受“欧洲中心”范式、认定其具有普遍适用性则反映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近年来，亚洲传播教育界和研究界对西方化的批评日盛，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着为亚洲传播研究的未来提出新的方向（如：Chen，2002a[1]；Chen&Miike，2006[2]；Chen&Starosta，2003[3]；Dissanayake，1981[4]，2003[5]；Ounaratne，1991，2005；Horning，1990；Ishii，2004[6]；Khiabany，2003[7]；Lee，2005[8]；Leung，Kenny&Lee，2006[9]；Miike，2003a、b，2004[10]，2006；Starosta&Chaudhary，1993[11]；Wang&Shen，2000[12]；Yin，2003[13]）[14]，这实在是个好迹象。
在这些学者中，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2006）[15]不仅尖锐地批评了西方的“知识帝国主义”以及亚洲学者对“欧洲中心”范式的过分依赖，而且基于“亚洲中心主义”的原则提出了亚洲传播研究的五项要务：（1）从亚洲文化中汲取理论观点；（2）扩大亚洲传播研究的地理关注范围；（3）对不同的亚洲文化进行比较；（4）使理论视角多重化、历史化；（5）正视超理论（metatheoretical）[16]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此外，Gunaratne（2005）[17]批判性地考察了经典的“报刊的四种理论”（Siebert，Peterson&Schramm，1956）[18]的“欧洲中心”偏向，认为它们是静态的、一般性的和线性的。然后提出了一种更加偏重以全人类为中心的理论框架，尝试将东方的佛教、儒教、道教和印度教哲学整合进去。Gunaratne的人类中心理论具有动态的和非线性的特点，结合了东方哲学关于正反统一、宇宙恒动、万物相联的思想，使学者们可以“用泛文化的标准，在世界体系的全部三个层面上对传播途径与自由表达的系统加以分析”。
亚洲传播学者的这些贡献说明亚洲传播范式已经初具其形。不过现在仍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亚洲传播学者应该进行自我检视，三思而后行。本章从三个方面对亚洲传播研究的现在和将来加以考察：（1）亚洲传播之本质——对建立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亚洲传播范式加以思考；（2）亚洲传播研究之“阴”“阳”——对有关亚洲传播研究的二分概念加以阐释，从而对显示亚洲传播研究内外差异的对立/争议观点进行说明；（3）亚洲传播研究之“道”——对亚洲传播研究阴阳两极的统一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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