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民主党派关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是正确处理各党派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45]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和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同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政党制度和政权组织模式：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46]毛泽东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突破了苏联一党制的政党制度模式，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多党合作的设想。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样，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被确立下来。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和正确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毛泽东高瞻远瞩，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47]接着，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48]
应当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实施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一，必须以“六条政治标准”[49]为前提。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判，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50]其二，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各民主党派采取正确的态度。既不能对他们的缺点或错误采取姑息、迁就的右倾态度，也不能采取关门主义或者敷衍主义的“左”的态度。否则，这两种错误的态度会使中国共产党陷于孤立，从而不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顺利开展。其三，必须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50年6月，毛泽东在《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51]我们应当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确态度，进而巩固和扩大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建设方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巩固和发展。它有助于消除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民主党派前途的担忧，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热情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它有助于纠正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某些否定多党合作制的错误思想，提高全党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大局观念；它为中国共产党在之后的历史阶段制定其他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原则和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同时对共产党本身也是一个严格约束，使多党合作制在以后的政治风浪中经得起严峻考验。
（二）勤俭建国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一方面继承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崇尚节俭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陈出新，赋予节俭以崭新的时代内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中就曾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52]他还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也反复提到，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53] 1943年10月，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了“发展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在生产过程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54] 1945年，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55]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针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可能会因为即将来临的“胜利”而出现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5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原则—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而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更加重视“勤俭节约”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多次强调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9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57] 1951年12月8日，在《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他又谈道：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58]同年12月，毛泽东在《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中指出：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这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59] 1955年，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60]
集中到一点，要实现工业强国和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必须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的，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61]总而言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国家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遗忘的宝贵财富。
（三）知识分子问题：继续深入改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双重任务，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显得日益重要，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也被逐渐提上日程。实际上，毛泽东在着手准备新中国建设方略时就明确要求团结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62]此后，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他又提到，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对旧社会学校教育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进行改造，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且把争取知识分子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这一时期，党对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给予原有的职位与待遇，并为失业者适当分配工作，经济上给予一定的优厚待遇。在政治上承认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向前推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新的弱点。对此，毛泽东提出，应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就促进了知识分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大转变，从整体上推动了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的改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和反复，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沉痛的教训。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初期，为了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紧跟当前形势制定了对待知识分子阶层的新政策。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从旧社会的落后思想中解脱出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他认为，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不但是我国目前紧张的建设事业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对知识界加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的前提。[63]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团结党内外知识分子，迅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为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而奋斗。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64]同时，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多次提到，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是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需要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与教育。此外，他还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重要性，为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奠定基础。毫无疑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
应当指出，为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也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深入改造自己，同时全党应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我国）大约有五百万左右……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65]
其一，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为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新情况，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那些认为教育者只需要改造别人，只需要改造地主、资本家、个体生产者，不需要改造自己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仍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对国家怀有敌对情绪，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仍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其“阶级感情还是旧的”。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66]相应地，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群众结合。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67]
其二，在知识分子中间，必须巩固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68]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它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有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为各项具体工作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要加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要遵循人们思想认识的发展规律，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既要反对操之过急，也要反对裹足不前；既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也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苏共“二十大”以及波匈事件的影响，毛泽东对我国知识分子相关问题进行重新评判，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严重扭曲了之前对待知识分子的一贯态度，视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力量的社会基础，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失。
（四）少数民族问题：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又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传统“华夷”观念根深蒂固，在汉族人民群众中，甚至在一些汉族干部的思想认识中，对民族关系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和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倾向。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已经成为当时影响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的主要危险，已经被证明是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主要障碍。与此同时，这种错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助长狭隘民族主义尤其是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滋长。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深邃的思考。1953年3月16日，他在审阅中共中央《批判大汉族主义》指示稿时加写道：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69]这一论述，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当时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实际状况。
应当指出，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毛泽东看来，大汉族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等落后阶级的落后思想在民族问题上的一种延续。因此，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70]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也强调，无论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必须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着，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71]具体说来：
第一，必须揭示出大汉族主义的实质，将其定性为思想问题，并归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1953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党内指示时强调，大汉族主义思想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这一论断实际上指明了大汉族主义的阶级属性及其产生的阶级根源。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又对民族问题的实质进行了明确区分，指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一种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正确认识大汉族主义的实质，有利于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实践中采取审慎的态度和解决矛盾的合理方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利于团结、教育和争取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这是正确地开展民族工作的必要前提。
第二，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民族关系：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总公式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如前所述，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是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必须避免采用处理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式的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中指出，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72]周恩来也曾强调，民族关系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团结。[73]这一解决民族矛盾的方法，与毛泽东克服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思想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思考和处理民族问题的集体智慧。
第三，必须帮助少数民族争取解放，发展经济和文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依据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实现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发展的目标。早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74] 1947年10月10日，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再次明确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75]毛泽东认为，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和进步，符合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强调，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是有希望的，我们应当帮助他们摸索研究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促进其经济文化有序发展。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76]
（五）群众闹事问题：既要克服官僚主义又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1956年前后，我国一些地方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业合作社社员闹社以及群众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的群体性事件，比过去几年明显增多。
究其原因，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国际上，主要受到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当时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治上高度集权，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经济上模式单一，过度重视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并且存在严重的命令主义弊端。因此，在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引起了大规模混乱，引发了波匈事件，进而部分地波及我国一些地方，引发部分民众的闹事事件。在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健全。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因为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在农业上，“对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由于步子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工作上就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改革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的计划过大过急，经营管理混乱等缺点。[77]在工业上，我国效法苏联的经济体制，采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方针，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经济建设规模过大、积累过高，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在领导方式上，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思想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抬头，处理问题不像过去那样谨慎，那样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和尊重党内民主了。[78]这些都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积累了负面情绪。从直接原因来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79]
其一，群众的物质利益得不到满足。毛泽东向来把物质利益分配问题看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激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矛盾。这一时期的“群众闹事”事件，大多与群众物质利益得不到满足有关，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困难、粮食问题、灾荒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这一时期“群众闹事”的主要原因。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曾指出，要把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放在重要地位，强调一定要公私兼顾，反对只顾一头而忽视另外一头。对于工人，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80]随后，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这个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办法，即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从对我国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在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具体措施。
其二，官僚主义作风抬头。在分析群众闹事事件时，毛泽东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一方面是不合理的领导方法，导致了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不是政策不对，而是执行政策过程中所采用的简单生硬的工作方法。在毛泽东看来，我国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行为，他们不了解群众的困难，对于离自己稍远一些的民情缺乏了解，也不了解在县、区、乡等各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即使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也置之不理、不予解决，甚至感觉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不去发扬好事、消灭坏事。事实上，官僚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落后的思想会加重和激化干群、党群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像这类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必然会导致干群、党群关系紧张，矛盾加剧，最后演化为群众闹事的突发性群体事件。
其三，广大党员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波匈事件后，毛泽东更加看重社会思想动态，他认为，目前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党内的思想动向问题。毛泽东指出，一些领导同志严重脱离群众，思想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某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对群众生活困难不管不顾，“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认为这些人亟须接受教育，深刻反省，否则会滋生官僚主义，忽视甚至损害群众利益，导致闹事事件扩大化。另外，党外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毛泽东指出，一些青少年学生由于生活阅历少、缺乏社会经验、知识积累不够、不能从深层次上了解和理解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经历不屈不挠的斗争才摆脱外辱内乱，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就致使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81]加之工人、学生、普通群众等群体极易受到不法分子的煽动和挑拨，从而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意愿。这样，在思想政治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党内外的一些错误思想互相交织，矛盾一经激化，就很容易导致群众闹事事件的不断发生。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群众闹事事件的性质进行了准确定位。一方面，毛泽东运用矛盾普遍性原理，在认真分析我国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类问题之后指出，既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对立面，仍然存在着对立的阶级、对立的群体和对立的思想意志，那么我国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少数群众闹事的现象。他强调，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82]，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同时，还要正确区分我国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83]少数人闹事事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不仅现在存在，将来也会一直存在下去。“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用理性的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群众闹事问题。不仅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实事求是地看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社会和谐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还要承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不可避免地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得到妥善解决。
另一方面，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指出，我们必须用全面的观点看待人民内部矛盾，既要看到矛盾的对立又要看到矛盾的统一。同样地，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群众闹事事件，它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群众闹事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破坏社会生产，扰乱社会秩序，造成经济损失等；积极的一面是，我们可以利用群众闹事使干部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起到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作用。在处理群众闹事事件中，要对参与闹事的群众进行积极的教育和正确的引导，及时化解矛盾，并以此作为改善我们工作作风、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契机。更为重要的是，事物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好事也可以转化成坏事。在这里，“条件”作为转化的媒介至关重要。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有可能发生对抗，转化为敌我矛盾。因此，对于群众闹事事件要谨慎地处理；否则不但不能用来教育群众，反而会使事情越闹越大，甚至走向反面。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擅于掌握和运用矛盾转化的规律，努力创造条件，促成矛盾朝有利的方面转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注释】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第381页。
[2]《时局问题及其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3]《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4页—第245页。
[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第206页。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9]《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2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第89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第9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31]《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第228页。
[34]《陆定一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页。
[3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第249页。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1页—第392页。
[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
[3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3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4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
[4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4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
[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第392页。
[4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页—第519页。
[4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第235页。
[4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2页。
[4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4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49]注：“六条政治标准”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5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5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第82页。
[5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5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9页。
[5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第912页。
[55]《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6页。
[5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5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8页。
[5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48页。
[5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6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9页。
[6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第240页。
[6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6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
[6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第225页。
[6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页—第381页。
[6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第226页。
[6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2页—第383页。
[6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6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第270页。
[7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7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7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7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页。
[7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页。
[7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
[76]《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7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
[78]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7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8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8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8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8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