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认识到司法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形式

与社会控制功能相比，司法系统的社会整合功能显然没有受到应有的理论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司法的诸多社会政治功能中，社会整合功能处于隐性的功能状态，因而在认识上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与司法在整个社会整合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相关：一般来说，一个社会法治的发展与司法系统的整合功能存在着相伴而增长的关系，随着法治的发展，社会整合功能就会出现向司法系统逐渐转移的趋向。

【《孟子》战国·孟轲】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

【译文】不要做自己不该做的事，不要贪图不是自己本分的东西。

社会整合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它的本质在于解释究竟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足够的凝聚力，使一个按政治要求组成的社会能够被看作是一个统一体。^[9]社会整合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司法功能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有望在系统论的背景下，获得有关司法功能的一些新的认识。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家中，司法系统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多个层次上存在，并在理论上隶属于不同的整合形式。这些形式大体上包括了司法体系、司法过程、司法产品等不同的整合机制。

在理论上，司法体系的整合功能可归于组织整合的形式之列，也就是说，它在社会中所起到的整合作用首先是通过组织化机制实现的。事实上，社会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基于某种关系网络将一个社会统和或组织起来的社会过程。因此，组织化通常被认为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决定和影响一个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最重要因素莫过于政治体系自身的组织化水平，现代国家事实上就是一个以政治体系为核心、以分散的个体成员为边缘的组织体。其中，由于政治体系的组织化水平决定着它自身整合功能的大小，从而也就决定和影响着社会整合的现实状态。与政治体系中的其他结构相比，司法体系突出的整合功能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方面，司法体系相对是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如果说政治体系的组织化水平决定和影响着社会整合的现实状态，那么司法体系在其中便有着自己特有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司法体系最直接地代表了法律，从而代表着国家法制的统一。或者说，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法律的实现和法制的统一要求有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机构体系；而反过来，高度组织化的司法体系有利于法律的实现和法制的统一，从而能够发挥较突出的社会整合功能。

【《荀子》战国·荀子】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译文】人的欲望虽然是不能消灭的，但对欲望的追求是可以节制的。

司法体系的组织化程度相对是最高的，这既是一个经验的、实证的命题，也是一个理论的、规范的命题。显然，行政官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消一次会议或其他什么安排；而法官要推迟一场审判则不得不受到许多规则的限制。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中，后者的职务行为比前者的确有着更为详尽的规范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机构间的关系上各个司法机构之间也有着更为周详的制度安排，比如我国的法律对公、检、法三机构之间的关系就作了相对较为详尽的限定。那么，为什么司法体系的组织化程度会表现得高一些？总的来看，这主要是由于司法体系所承载的职能和履行职能的特殊手段决定的。维护公民和社会的安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正义的职能性质要求司法体系在政治体系中具有最高的组织性，以整合足以应对上述职能的资源和力量。或者说，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司法职能涉及了国家最重要的领域，从而也就涉及了它维护这个领域的最后手段——合法的暴力；马克斯·韦伯认为，在社会学上，人们最终只能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来界定现代国家，这种手段是它以及任何政治团体所固有的：有形的暴力手段。由此，他得出了国家就是对合法暴力形式的垄断的结论。^[10]由此来看，撇开目的不论，在现实世界中，司法体系直接承载了这个手段。而垄断暴力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组织上的，垄断合法的暴力就更是如此，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组织化手段，暴力就无从形成；而如果没有最高的组织化程度，合法的暴力就失去了根本的保障。要知道这里的暴力不仅可以用来达到某种目的，在失去组织上保障的情况下，它也可以伤害国家自身。因此，司法体系的组织化程度既与它所承载的职能相关，也与它所承载的手段相关。

司法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最直接地代表着法律，体现着国家法制的统一。所谓直接代表着法律，指的是对社会来说，立法意义上的法律仍是抽象的，体现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才是现实的。对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只有法律规则而没有司法体系的法律制度是不可想象的，但反过来看则未必如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存在着司法体系但缺少法律规则的社会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将整个社会纳入或引入法律的具体场景之中是司法体系的主要职能。而所谓体现着国家法制的统一，指由于司法体系直接代表着法律，司法组织网络在各地方的存在便表征着国家整合的范围，而它的功能的有效程度则表征着国家法制统一的程度。总的来看，司法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符号意义与政治体系的其他部分显著不同，这种由法律产生的特定的符号意义使它有可能对社会整合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

司法体系的这一社会整合作用，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由于它所代表的利益的一般性所决定的。这一逻辑在与地方政府机构职能的对比中应是清晰可见的。无论是在哪一种国家结构形式的条件下，地方立法和行政机关承担的更多的都是有关地方管理的职能，它们在一定的意义上代表着本地方的利益，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机关”；而地方司法机关虽然也冠以“地方”的名义，但它们承担着实施国家法律的职能，代表着整体的利益，是徒有虚名的“地方机关”，实则是“社会一体化”的机关。在法理上，司法权是基于主权产生的，因而它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因而不存在所谓地方司法权问题。

【《孟子》战国·孟轲】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忧患使人生存成长，安逸快乐使人败亡。

司法过程的社会整合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健全的诉讼制度是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机制。在现代社会，诉讼制度就好比一条通道，人们的各种法律诉求都可以进入这条通道获得救济，各种冲突也可以融入其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实际上，这条通道也可以被看作是一条利益表达途径，只不过人们通过这条途径表达的是权威性政策已向他们允诺了的某种利益。因此，在诉讼制度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人们的各种法律诉求就能够获得有效的制度整合。一个有着发达诉讼制度的社会，比一个司法救济机会较少的社会有着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其次，审判民主制度的运作也具有相应的社会整合功能。这些制度主要包括审判公开、辩护、陪审等。通过这些制度的运作，司法过程有望能够将更多的一些主体甚至全社会都纳入具体的法律场景之中，从而在司法过程与社会之间形成法律信息上的互动，最终有利于社会的规范整合。最后，司法过程的社会整合功能在根本上又表现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分配、协调和满足机制。学者们认为法律判决本质上是经济性的和分配性的。^[11]司法活动实质上就是各种利益的实现和保障机制，即一方面它必须实现和保障“通过对各类冲突严格分析，然后确立的最普遍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权利维护和法庭裁决对形形色色的个人要求进行鉴别，确立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个人利益”。^[12]如果说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律是通过规范的利益分配来实现社会整合的，那么，司法过程就是通过对这些法律上的利益直接地分配来促进社会整合的。

司法产品同样具有社会整合功能。何为司法产品？从表象上来看，处于司法过程末端的权威性裁判就是司法产品。显然，这是将经济学方法引入司法研究所产生的一个类比性概念。既然权威性裁判被当作产品来看待，那么，它就应该有产品的内在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同一般产品一样，司法产品的“使用价值”指它的有用性，即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权威性裁判可以被用来满足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需要。而司法产品的“价值”则指在司法过程中凝结到裁判中的无差别的某种成分，就像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构成了一般产品的价值一样，这个成分就是体现在裁判中的公正。

从类比中所形成的上述概念对我们理解司法产品的社会整合功能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司法裁判的有用性决定了它能够满足人们的某些需要，从而形成了它与社会的一般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否能够发展到整合社会的程度则取决于它的另一方面，因为就像在经济领域价值构成了交换的基础，而交换在经济上使社会整合起来一样，凝结在司法裁判中的公正也构成了司法与社会互动的基础，只有通过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互动才能在行为上将社会整合起来。从理论上说，司法产品中所凝结的公正成分与它的社会整合功能是成正比例的。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司法领域缺乏公正的社会会形成团结和一体化的状态；反之，在一个司法公正很有保障的社会里，社会的团结和一体化至少有着一个很像样的基础。对社会整合来说，还有什么比确立和传播理性权威更重要的！在理论上，价值整合一直被看作是社会整合机制中最重要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分化出来的模式可能并且常常事实上造成了社会冲突的基础的地方，整合使一个社会卷入寻求一种新的和更一般的统一性的基础。这些统一性的头绪自然是存在于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最高控制论层序之中——尤其是存在于价值和规范之中。”^[13]法律的任务就是公开表述和支持一种价值观体系，并通过这个体系在法律的实施中的作用来实现社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