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恢复性司法

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这类会面是应用交互视角原理的实践，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从对方的眼睛中洞察罪恶。考虑一下两个人，彼得·伍尔夫和威尔·雷利，分别是盗窃贼和被盗者。伍尔夫是来自英格兰诺福克的职业罪犯，有毒瘾，只能以窃养毒。一天，伍尔夫正在洗劫雷利家，被雷利撞上了，发生搏斗，结果是两人缠斗冲到了街上，伍尔夫被逮捕送监，留下了精神受创的雷利。当有机会见到伍尔夫时，雷利与之隔桌而坐，但并没有宣泄憎恨，而是慷慨激昂地解释了伍尔夫的破门而入如何让他精神上痛苦不堪。他告诉伍尔夫，“你闯入我家。你摧毁了我的一个信念我有能力保护我的家庭、我的房子不受你这样的人的伤害，而你一下子摧毁了它。”雷利继续说，每次他回到家用钥匙开门的时候，他的头脑里就充满了恐惧，总怀疑罪犯就在门的另一侧。

在伍尔夫处得到的反馈是，“百感开始交集。当你听说你导致了那些伤害，如果你无动无衷，那么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冷酷扭曲的人——简直就是一个精神变态。我真心以为这些被我严重伤害的人理应会说‘把他关起来……钥匙扔了，我们不管。’”雷利没有这么做。相反，他这样说伍尔夫：“他是真诚地——真诚地——被我们的言辞感染了。我们开始交谈，彼得开始说出肺腑之言，打开了他的生存状态的真正内核。”据此，雷利这样总结入狱的伍尔夫：“你不能置之不理。你必须帮助他帮助他自己。”伍尔夫确实得到了他需要的帮助，他2003年就已经出狱了，并且没有再犯。他接着在2008年写了一本自传——恰如其分地题名为《伤害既遂》——并在监狱巡回培训犯人的受害者意识。至于雷利，他创立了为何是我？这是一个由受益于这类项目的受害者构成的组织。[49]这类会面起作用的原因在于伍尔夫的悔悟情感是真诚的。“这是一个表达悔恨的男人”，雷利解释，“不是因为他的律师告诉他‘为了减刑你必须表现出悔恨。’”后来他认识到：

现在，六年过去了，很清楚的是那次会面不仅仅与彼得有关，也对我有巨大影响。对话是前进的唯一道路。不对话的人们（绝大多数受害者如此）是在延迟甚至维持痛苦。幸运的是彼得和我一直在对话。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聪明，幽默感出众，仪表真诚质朴，能够把他看作朋友是我莫大的幸运。[50]

受害者恢复只是开始。在这个例子中，不仅罪犯和受害者都从这个交流中获益了，而且在它带来其他类似会面的意义上，社会也受益了。总体而言，让伍尔夫和雷利走到一起的计划中，受害者满意率是85%，其中有78%的人称他们会向其他受害人和罪犯推荐这个计划。[51]在一对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三分之二离开监狱的囚犯两年内再犯，但恢复性司法制度生效的地方，再犯率大幅减半。[52]这是道德进步吗？在一个社区减少一半的再犯对那里的居民有好处吗？从数据看，答案不言自明。

恢复性司法甚至对杀人罪行也有效，一个来自怀俄明的名叫克林特·哈斯金斯的二十一岁青年的案子就是这方面的证据。2001年9月，他酒驾撞上了一辆车，车上载有一个学生越野赛跑队的八名队员，全部罹难，他当时醉得不省人事，甚至记不得已经发生了什么。其中一位遇难者是摩根-麦克莱兰德。哈斯金斯承认犯下了所有八项谋杀罪名，这样他就可能同时而不是相继为每项罪名服刑13到20年；判刑时，其他受害者的家庭宣读有力的声明表达抗议，提请判处哈斯金斯入狱104到160年。但摩根的妈妈黛比向克林特提出了一项替代的挑战：

法庭上我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向年轻人宣讲酒驾的危险。当他有机会开口说话时，他说愿意。最终，经过三年的周折，我见到了克林特。我发现他变得非常驯服，充满悔恨。我们都哭了，我拥抱了他，随后我们谈论了我们该一起做些什么来帮助人们对于喝酒和驾车做出更好的决定。我相信他的诚恳。我们第一次演讲是在一个容纳900名年轻人的礼堂，那是国立竞技表演高中的总决赛上，学校位于吉莱特，克林特曾在那里成为一名竞技表演牛仔。反响强烈。后来，我们在怀俄明大学演讲，那里是所有八位遇难者和克林特的母校。对这件事也有一些反对，有些家庭不同意我们这样做。我仍然为此感到难过。我们所有人都经历了巨痛，我不想雪上加霜。但我也确信我们的现身说法可能会救命。[53]

其他人父母的惩罚渴望完全可以理解，但正如黛比·麦克莱兰德深思熟虑后认识到的：“走上法庭，我是想要正义——而不是复仇”，她又补充，“仇恨让人不堪重负。”相反，她鼓舞起起勇气和德性宽恕了哈斯金斯，使得这场悲剧有了某种建设性后果。“有人认为宽恕是对所爱的人的背叛；荣耀和记住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维持心中的愤怒和怨恨，因为负面情感是如此强烈不可遏制。但我不这样认为……宽恕克林特对我来说顺理成章，因为这个悲剧体验是某种我们两人共有的东西。”[54]

黛比-麦克莱兰德认为宽恕是顺理成章的。她言之有理。宽恕，如果是指放弃复仇的幻想，继续前行，试着化悲痛为力量，那么在一组合适的情境之下，它就是理性的道路，而这组情境包括罪犯的真诚而衷心的悔悟和纠正错误的诚实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