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革命的必然性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预示着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关于阶级矛盾的问题，当时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曾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不是在加剧而是在减弱的观点，其中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甚至认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不需要取得国家政权也能逐步改善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现代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甚至提出资本主义在不断完善自身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可以逐渐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严厉批判了这种妥协性的观点，强调社会阶级矛盾仍在加剧，这更加说明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

首先，考茨基从19世纪末英美等国工人阶级状况说明阶级矛盾在不断加剧的问题。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考察了资本主义对工人剥削的日益加剧的问题。然而，当时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却对此提出异议，并企图用所谓的统计数字来挑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的经济规律，甚至将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本质的描述视为僵化的理论。针对这些人的“乐观统计”，考茨基批判到，这些人提出的工资数额的增长似乎高于实际情况的观点掩盖了“剥削”的真相，甚至这些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也应该受到质疑。考茨基指出，在制定这些统计数据时，这些学者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的失业情况以及产业中所发生的各方面变化因素，譬如，男女工人比例的变化、熟练工与非熟练工之间比例的变化很可能间接反映工人阶级越来越不利的就业情况;同时，这些统计数据仅限于少数几个考虑到经济利益的增减而已经设立了工会组织的代表性的行业，但这些行业所容纳的工人数量在当时(以英国为例)工业领域比例微不足道，因而行业的片面性制约了数据的可靠性;另外，工资的增长越来越陷入停滞状态，而剩余价值数额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超过工资，因而利润和工资之间的矛盾显著地发展着;从当时美国工业产业的统计数字可以发现，工人的失业情况日益严峻，短期失业者数量减少，长期失业者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女性失业者数量和家长失业率都在不断提高:这些现实情况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工人遭受的剥削日益加剧。随着资本主义利润额的不断提升，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工人也会产生像资产阶级一样在满足必需的生活需求后、满足更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然而，现实的增长缓慢的工资却根本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工人阶级在现实的生活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无形的剥削仍在加剧的事实。

其次，考茨基从阶级构成的角度，通过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小资产阶级、农民等进行分析来说明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的趋势。其一，关于“知识分子”，考茨基谈到，资产阶级就像雇佣无产阶级一样也雇佣资产阶级内部的知识分子来完成管理国家和社会等高级精神活动。“知识分子”在考茨基那里是不属于无产阶级范围、却同样受雇于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是资产阶级内部、但尚未达到统治者地位的中间分子。“他们的成员参加了各个阶级和政党，从而为各阶级和各政党提供了大批精神战士”。^[30]考茨基进一步介绍道，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由于职业上的需要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由于其特殊的阶级地位，他们是介乎统治者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等级”，因而他们内部尚未形成一种共同的阶级意识，“因为他们没有一定的阶级利益，而且由于其职业活动最容易具备科学的洞察力，所以他们最容易经过科学地考虑以后被我们的政党争取过来”。^[31]通过分析“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所占有的地位及其精神状态，考茨基看到了知识分子中一部分已经认清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人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盟友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参与革命的坚定性，还是面对社会革命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斗争方式上，考茨基承认，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未来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

其二，关于小资产阶级。考茨基在谈到小资产阶级时讲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决定了小企业必然灭亡的趋势。从当时的社会现状来看，小企业的没落在其数目上表现得并不明显，而主要是在小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上表现得极为突出。针对已经陷入困境的小企业主，一部分仍然停留于为企业主工作的家庭劳动者或者雇佣劳动者的水平;另一部分勉强独立的小企业主由于其顾客以工人为主，他们的生死存亡完全依赖于工人阶级境况的好坏，因而他们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而针对那些暂时还没有完全陷入依赖资本家境地的小企业来说，他们则将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和政府的救助上，“奴颜婢膝和卖身投靠的习气使他们成为心甘情愿的帮凶，甚至成为君主政体、教会和贵族的狂热维护者”。^[32]于是，在小资产阶级中间也出现了类似于新的“中间阶层”一样的内部分化，其中一部分利益与无产阶级一致;而另一部分则转化成反动的民主派，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小资产阶级分子既不完全是无产阶级，也不完全是资产阶级，这是由其处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地位决定的，但某种程度上这种阶级内部的分化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对立化的现实。

其三，在农村，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社会矛盾也在日益尖锐化，这特别体现在大地主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矛盾方面。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大地主并不关心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些斗争尚未影响他们的利益;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地主和中农富农阶级一样越来越敌视雇佣工人。

其四，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考茨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垄断趋势的成熟发展，不仅导致国家内部某一工业领域的资本家们通过“卡特尔”等企业联合组织性相结合、消除内部竞争，从而获取暴利;也导致世界市场范围内国际竞争的尖锐化。从国内角度而言，“企业主联合组织不仅消除了企业主彼此间在面临产品买主时的竞争，而且还消除了他们彼此间在面临工人时的竞争”。^[33]如今工人面对着独一无二的劳动力购买者，早已丧失了从前面对多个劳动力购买者时的竞争力，工人无从选择，只能接受唯一的购买者在购买劳动力时给出的垄断价格。况且，企业主联合组织不仅限制工资的提高;同时，为了抵御来自国际上的竞争压力，他们又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在国内普遍提高了产品价格;而为了抵御来自工人阶级的反抗，这些资本家加紧反对工人建立斗争组织(如，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因此，无产阶级无从与资本家协调的事实反映了工人与企业联合组织之间矛盾的扩大化。

再次，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断融合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阶级矛盾。“工业资本家是在生产(广义上讲，包括运输业)领域里拥有一定企业的企业主，他在其企业中剥削那些被雇佣的工资劳动者，并且从他们身上获得利润。反之，金融资本则是旧式高利贷的现代化形式，而金融资本家则从他们贷给别人的金钱中获得利息收入。在当代，他们不仅像从前那样贷给手头拮据的私人，而且还贷给资本主义企业主、地方当局和国家等等”。^[34]但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态中，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反而由于“股份公司”等现代企业形式的出现造成了二者相互渗透、紧密结合的趋势。“没有股份制度，金融巨头只能支配他们用自己的金钱买来的企业。由于有了股份制度，他们用不着有必要的资金来收买，就能使许多企业依附于他们，从而加速占有这些企业的过程。没有股份制度，就不可能有皮尔蓬·摩根公司整个不可思议的大权……就不可能飞跃式地攫取对最重要的文明国家的工业和交通事业的支配权”。^[35]考茨基为此再一次强调，“金融资本是一种最倾向于暴力的资本，并且最容易结合成垄断资本，从而取得对工人的漫无限制的权力，却毫不关心工人的疾苦;它对私人工业资本也是一大威胁，因为它愈来愈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36]考茨基总结道，这种融合必将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