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考茨基认为，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现状以及各个阶级阶层的现实情况无不表明，“阶级矛盾”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相比，不仅丝毫没有减弱，反而程度更加尖锐化，因而现代社会阶级矛盾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再结合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现代社会革命有可能利用民主方式来实现。现代资本主义向垄断状态的转向已经在事实上创造出了实现社会发展所需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因而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民主的发展将从人们日常的生产方式方面推动“民主式社会革命”的发生。与此同时，考茨基又以“议会斗争”“群众罢工”为例，从政治方面说明“民主式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考茨基提到，早期的工人运动主要体现在工人罢工、争取选举权、争取正常劳动日等斗争中，这就已经显示了有利于工人获取更多民主权利、促进工人队伍成长壮大的优势。而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成熟化，无产阶级利用民主实现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更加成熟。“民主不仅能最快地使无产阶级趋于成熟，而且当无产阶级达到成熟阶段时还最能使它的成熟显示出来”，[37]从而转化成有利于革命实现的效果。
1.议会斗争
恩格斯早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中就曾提出过无产阶级可以利用选举权、参与议会从而进行社会革命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为克服帝国主义国家权力过分集中趋势，考茨基也从政治方面提出了民主化策略。考茨基分析了帝国主义条件下议会没落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某些技术性问题，而是取决于“那些通过议会制度来对政府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诸阶级的性质”。[38]归根结底，还是由当时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现实决定的。“现代国家是一种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有机体，是一种握有现代社会中最强大的权力并且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影响每个人的命运的组织，这种现象在战争情况下最为明显”。[39]在这种国家里，每个人都能明显感觉到强大的国家权力对其现实生活具有的绝对影响力。议会制度作为西方近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本来一直被视为民主政治的象征，但正如前文已经涉及的，随着帝国主义经济及其在政治上“国家权力”地位的提升，使得“议会”原有的代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监督政府等作用一一丧失。考茨基从当时德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出发，看到了当时国家权力机构发生的变化，因而提出要重新提升议会地位的观点，以便制衡国家行政部门权力膨胀的倾向。考茨基认为，议会制度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要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多数派，其二是要有一个由多数派坚决要求实现并督促政府加以实现的伟大社会目标”。[40]考茨基意在指出只有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加入到议会斗争，才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实现社会质的飞跃，“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整个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夺得议会，并且使议会为无产阶级的目标服务”。[41]因此，在考茨基看来，“议会制度远远不能阻止革命的进行或者抹杀革命的意义，毋宁说，议会制度甚至还需要革命来使其重新具备生命力”。[42]
考茨基之所以认为无产阶级参与议会斗争有利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其原因有二:首先，无产阶级参与议会斗争有利于其自身的成熟化。“无产阶级议员之所以必须在议会和地方代议机构中从事活动，以及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发挥组织的作用，这不仅是出于使无产阶级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使无产阶级在精神上趋于成熟的需要”。[43]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参与到议会工作中，这有利于它尽快掌握国家和地方的各种管理工作，了解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为日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其次，无产阶级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不安，从而加速未来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进程。一方面，无产阶级可以通过竞选斗争充分估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对比，这不仅可以避免由于过早地展开斗争而造成无谓牺牲，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做到知己知彼，从而提早预判斗争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在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敢于利用议会、参与竞选斗争，也能够在战略上对资产阶级剥削者产生警醒作用，无产阶级在政治形势中所展现的充分自信，“也使敌人能自己认识到某些阵地无法坚守，从而自动放弃那些尚不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阵地”，[44]这就首先使无产阶级在气势上先声夺人，从而降低由于战争给社会带来的不必要的破坏和损失。当然，考茨基进一步预测到，当无产阶级在现代国家中所掌握的民主权利日益增强时，这必然引起统治阶级的忧虑，使之不惜调动一切暴力手段阻止、甚至破坏新兴阶级利用民主。但这种趋势越明显，就越体现出统治阶级内心对民主的畏惧，就越反映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天生具有的阶级局限性，就越证明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也就越说明无产阶级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必要性。最终，当统治阶级诉诸暴力来摧毁人民权利以抵抗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压力时，人民群众也只能用暴力来争取民主、争取人民权利。
但考茨基在这里也特别强调到，“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参加到这种联盟里去，就能够缓慢地逐步进入政权，那就是异乎寻常地误解了这种联盟的实质——这种联盟是从议会制度的没落中产生的，它本身便意味着议会制度在社会和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45]换句话说，虽然考茨基强调无产阶级应当参与议会斗争，从而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但他并不赞同修正主义所提出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修正主义者提倡的所谓的只要无产阶级逐渐加入议会便可以利用与资产阶级建立的“联盟”逐渐掌握政权的观点本身就缺乏合理性，他们没认清当时“议会制度”终将没落的本质，更忽略了资本主义民主本身所带有的阶级局限性，甚至忘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仍然是受制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因此，考茨基说道，“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产生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实现它的任何基础。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空想。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假定，资本主义结束的方式会不同于它开始的方式。无论经济发展或政治发展都没有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革命时代已告结束。社会改革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加强，都不能阻止革命。它们更多地发挥其作用的结果，只能导致战斗的无产阶级产生出更先进的分子，从而使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从争取初步生存条件的斗争，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46]同时，考茨基提醒人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无产阶级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资产阶级自身在当时也还完全没有成为没落的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发起社会主义革命，既要利用民主方式，又不能过高估计“民主”在完成社会革命过程中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实际上它还不足以限制资本主义的统治和促进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47]
2.群众运动——罢工
通过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前现代社会相比较，考茨基发现，在某些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中，社会矛盾早已不再单纯体现为被剥削者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是集中地反映为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在专制制度下，政府的力量占优势，阶级矛盾不能明显地展现出来;政府不仅阻止被剥削阶级自由地维护其利益，而且还组织剥削阶级自由地维护其利益”。[48]在专制社会中，政府既压迫普通群众，也严重束缚了剥削阶级获取利益的活动，因此，政府成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共同反抗的力量，很容易被推翻。但在现代社会中，革命不再是绝大多数人反对一小撮剥削者的反抗行为，而是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被剥削阶级所要坚决反抗的将是一个比以往任何剥削者具有更强大权力的阶级组织，即早期的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时代的企业主联合组织。特别是产生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企业主联合组织”是“这样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在这个权力面前，甚至专制君主都会屈服，而且它的力量还被现代大国从专制主义那里承袭下来的权力手段——官僚机构和军队所加强”。[49]考茨基特别强调，为了抵抗现代资本主义情况下出现的“企业主联合组织”，无产阶级更应当“联合”起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无产阶级只有借助于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逐渐成熟化的“组织”力量才有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组织将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方式。
考茨基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力量体现在群众罢工的形式中，这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必然产物。在考茨基看来，资本主义水平越高，无产阶级罢工的规模就越大，而大规模群众罢工所引起的社会效应就越大，甚至很容易演变为“政治事变”，因而罢工被认为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施加压力和进行斗争的手段”。[50]在《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范围内群众罢工问题的讨论》(1914)一书中，考茨基明确将工人罢工定义为“许多劳动工人统一拒绝劳动的活动，(它)是工人阶级的特有的武器”。[51]考茨基谈到，广义的罢工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古代社会的劳动生活中，当然，在现代社会，无产阶级为了抵抗资产阶级的剥削仍旧会采取罢工的方式。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仅仅建立在通过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为资本家提供资本与财富，从而换取属于自身的金钱和生活必需品的基础上;而资本家的阶级地位则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劳动而生存，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态之下，资产阶级若脱离了无产阶级的劳动也无法生存。因而资本家要始终将无产阶级保持在受雇佣、被剥削的状态之下。无产阶级为了生存而争取有限的人身权利，只能依靠拒绝劳动的方式来证明自身的存在，因而罢工成为工人阶级最有利的武器，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实现目标的现实的武器。[52]即使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在最初总是遭遇失败，但随着工会组织等其他形式的建立，劳动者的形势也逐渐好转，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罢工成为证明劳动者存在较为现实的工具。
考茨基认可无产阶级通过发起罢工运动来反抗阶级压迫、争取自身权利的行为，但他并不认同“总罢工”的观点。考茨基虽然曾在1891年新党纲的文章里(《新时代》1890—1891年卷，第50期，第757页)指出，在某种面临着重大抉择的重要时刻，如果暴力事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深刻警醒工人群众，那么大规模的罢工就能产生巨大的政治效果;[53]但是，考茨基明确反驳了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工会运动者所提出的“总罢工”的思想，更不赞成当时一些人提出的企图用总罢工行动来代替工人阶级参与议会的行动。考茨基认为，“一国的全体工人得到某一信号之后统统停止工作”，这样的“总罢工”行动要以工人的团结一致为其前提条件，这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尚不具有现实性;况且，若真能达到这种地步，就说明工人阶级已经具有不可抗衡的力量，因而也就不需要总罢工了。考茨基认为，“总罢工”确实会使受制于资产阶级的现代社会遭受打击，但也会使工人阶级自身的实力遭到破坏，“这就必定使无产者在恰恰正要开始发挥其革命作用的时刻不得不陷于崩溃”。[54]此外，考茨基补充道，群众罢工也绝不可能完全替代无产阶级参与议会斗争的行为，而只能“负起补充和加强它们的任务”。[55]考茨基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企业主联合组织的社会现实之下，仅仅依靠孤立的群众罢工或者议会斗争都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只有将二者都推动起来、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才能有利于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优势。
考茨基认为，高度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方面获得的发展为无产阶级利用民主方式发动社会变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与此同时，相对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以议会制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的发展程度而言，尽管现代资本主义时期议会政治在发挥作用方面显出疲软态势，但这种政治体制还是较之前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尝试利用资本主义民主条件，通过参加议会、发动群众罢工等方式，进入到资本主义权力核心中，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同时，无产阶级也可以借此机会实现自身的成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