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时代背景的历史性变革、东方社会四重相似的混沌性结构、对东方社会批判思路的变革这些因素的综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等书信、文章和札记中，仔细探讨东方社会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东方社会现代化发展新思路。
马克思认为，在理论上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有两种可能性选择：其一，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当时俄国自发发展的道路。其二，走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22]，东方社会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23]，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东方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24]究竟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25]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6]因此，以往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合理性道路具有唯一，而东方社会则面临着两个——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是合理的，都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形成了东方社会“二重性”现代化选择方案。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并不像“民粹化”道路一样拒斥现代化，也不像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在思想中构建未来社会，而是始终坚持着三大根本原则：①生产力条件的先决性原则。东方社会形态的选择必须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不能超越生产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东方社会生产力不必只专注于自身积累，完全可以通过世界交往，把世界先进生产力整合过来。随着生产力提升，东方社会选择度越大，选择越有保证。②科学解决“历史极限”的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东方社会面临不同的主要矛盾，因此，东方社会必须关注自身的主要矛盾，破解“历史极限”。③在人类宏大历史发展规律中定位东方社会。东方社会不能以西方社会发展阶段为“本”，不能教条地搬用西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应当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背景中进行阶段定位，灵活创造与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模式，解决发展问题，至此，马克思彻底超越了“西化派”的现代化发展思路。
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具有了东方社会现代化的多种发展道路可能、东方社会现代化的实现条件、东方社会现代化的实现方式等核心要件，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成为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源头，是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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