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就民主制而言,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并且“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18]。人民只有控制政治过程的具体环节,才能有效控制国家的政治过程。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表达了“人民当权”的思想。巴黎公社作为人民的政权,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将自身置于人民监督之下。巴黎公社在《告法国人民书》中指出:“通过选举或考核,选择对选民负责、受经常监督并随时可撤换的公社法官和各级官吏。”[19]公社通过《公报》形式将不涉及军事秘密的其他一切问题及时刊登出来,便于群众监督。马克思指出:“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20]
列宁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构建起了具有划时代意义苏维埃政权,在国家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列宁曾指出,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组成居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成为整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它与资产阶级民主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含义就是意味着国家机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工人、农民的全力支持。列宁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21]他强调:“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22]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就在于创造各种条件有步骤地吸引愈来愈多的公民直接地经常地担负自己应承担的管理国家的责任。为了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列宁主张应当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使人民群众可以通过行使选举、监督、罢免等权利对国家事务进行统治与治理。例如,苏维埃要组织居民参加对公职人员的选举；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同时要依靠罢免权,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任何拒绝和阻挠实行罢免权以及限制罢免权的行为,都是违背民主制的。然而,以后的事实表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施行并没有像列宁所描绘和要求的那样,愈来愈多的前苏联的人民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表现出不满,并在各种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苏联解体。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关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管理与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早在1941年就指出: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23]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在管理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在政治上只有单方面的意见是危险的。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者所关注和思虑的焦点是,如何打破不能批判执政党的迷信,在中国造成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24]针对执政党可能存在的缺点与错误,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25]1958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26]1979年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到破坏的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要求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同群众商量办事,共同克服困难。”[27]他强调在民主实现途径上“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28]。中共“十八大”报告在落实“人民当权”思想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提出要“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在基层民主方面,提出要“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方面,提出要“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在鼓励党外人士参政方面,提出要“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人士担任各级国家机关领导职务”。
党内的民主参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同样重要。作为在1949年3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毛泽东就上级如何正确对待下级意见提出了如下看法:“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作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予批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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