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同晚期恩格斯一样，在提倡“民主式社会革命”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战争”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考茨基认为，战争往往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因素，特别是在一些革命形势刚刚出现，革命阶级力量弱小，而统治阶级仍有办法压制其对手的地方，战争往往可以帮助新兴阶级完成其尚无力完成的革命行为，因而战争“可能成为加速政治发展和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一种手段”。[56]
然而，在考茨基看来，民主相对于战争依旧应当是现代革命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革命的本质内容。为此，考茨基还特别引述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内容予以说明。[57]马克思在这次演说中特别批判了当时工人阶级中存在的“要工人放弃政治活动”的观点。马克思说道，“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58]马克思在这次演讲中就明确指出，这次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确定了“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内必须像在社会领域内一样，同正在崩溃的旧社会进行政治斗争”。[59]无产阶级要领导群众实现现代革命，而这种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为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针对这种政治革命的方式，马克思进一步阐述道，“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60]马克思在关于革命的方式问题上是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给出不同的发展建议。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主要指美国、英国)而言，马克思认为“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完成自己的革命目标;而针对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而言，由于其资本主义并没有形成类似于英美国家的那种完善的产业化、金融化生产方式，并且缺少英美社会民主政治的传统和氛围，因而某种程度上还是要依靠暴力方式完成社会革命。当然，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各个民族国家无论由于其经济、政治等方面差异多大，以至于革命的方式存在不同，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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