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民主的局限

作为早期民主思想的代表，密尔的参与思想成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佩特曼深受密尔关于参与在产业领域中教育功能的观念影响，在她的研究中尤其关注合作性产业组织形式以及产业领域权威结构民主化的意义。

不过，密尔的参与式民主思想也具有早期参与式民主思想所共同的一些缺陷。首先，在每个人平等参与的问题上，密尔的态度是矛盾的。密尔强调，由于工人阶级人数众多，投票意味着阶级立法，使得自私、短视行为普遍，从而损害其他阶级的利益，因此有必要采取复数投票制的措施来限制阶级立法。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密尔又提出应排除一些人的投票权，如穷人、不纳税者以及文盲等。在密尔看来，不平等的选票权重更有可能导致一个民主社会，每个人更有可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正如麦克弗森指出的，政治过程中的参与对于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是必要的。但是，平等权重的参与却只能降低人的发展质量。^[59]在密尔的民主思想中，参与的重要意义在于促进人的自我发展。恰恰在这一点上，密尔未能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密尔在强调参与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智力上的平等，因而主张复数投票制。但是，对于那些智识或能力较低的群体而言，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意志不会在投票中得到表达，就会降低参与的动机，也就得不到发展的机会。这与密尔主张通过地方政治生活或基层公共生活中的参与来培养人们的政治能力，培育公共精神，从而更好地参与更高层次的政治生活的观点是相悖的。

其次，由于竞争性市场社会所塑造的是贪婪的、攫取性的人，这种特性的人是难以通过民主参与获得更好的自我发展。密尔痛恨市场社会对人的性格的负面影响，他希望大力扩张生产者合作组织，使工人成为自己的资本家，共同为自己工作。这种组织形式能够塑造新的工人关系，提高生产率，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但是，他仍然坚持，直到新的合作组织产生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应当保留，竞争性市场机制依旧运行，因为合作组织也需要在市场中竞争，受到个人收益的动机所驱动。换言之，密尔支持个人作为消费者和剥削者而发挥作用的制度。但是，这样一种人性，在麦克弗森看来，将不会为作为能力发展者的个人留下多大的活动空间。^[60]因此，在竞争性市场社会下，密尔所谈到的普遍公民投票权是否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最大幸福，是存在疑问的。

有学者指出，密尔关于参与的民主功能的观点陷入了将直接民主的行为和原则，与共和体系的行为和原则过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陷阱。^[61]当代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家继续着这一错误，他们认为工作场所的民主将提高政治过程中的外部政治参与，认为直接民主推动人们更多的政治参与。密尔认为，一个人的知识能力、道德、个性在共和政体中得到提高，但是他不清楚这种提高是否同样发生在代议民主政体和直接民主政体中。大多数研究者承认个人的最充分发展在直接民主中是可能的，密尔进一步认为人们同样的知识发展和道德完善在代议制下也是可能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代议制政府无法像直接民主那样具备推动个人发展这些性格的有利条件。为了避免遭到反对，密尔认为代议制政府中地方事务和产业领域的参与是全国层次上民主的学校和训练场。但是，地方上参与机会是否让人们获得充分的训练和教育的机会，产业领域的合作组织形式是否必然地发展为普遍的经济组织形式，对于这些问题密尔均没有作出回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没有得到回应，这就使得在全国性层次上的参与缺乏必要的基础。退一步讲，即便地方上和产业领域提供了大量的参与机会，人们是否进一步对全国性的参与感到兴趣，地方上的参与知识和技能是否足以使人们胜任更高层次上参与的活动，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些疑问，也一直存在于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