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民主的平等前提

若干年前，西德尼·维巴曾经指出过，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与其拥有的资源、参与动机、社会结构及文化条件是否有利相关，^[65]这些因素基本上涵盖了影响参与的重要变量。

从资源条件来看，影响参与的资源主要包括：信息和知识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提高参与活动成功的可能性，如关于政治问题、参与渠道、参与规则等的信息，以及运作这些参与渠道的技能；结构或制度资源，即制度所构造的机会是否平等，将直接影响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结果；物质资源，这些资源对个人的可利用性以及它们对政治目的的作用；社会资源，包括参与活动中可以利用的人员或组织，以获得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有必要进一步区分资源具有集中性还是散布性的特点。

在政治生活中，信息和知识的不平等广泛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这也是参与式民主批评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由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获取存在差异，导致信息、知识获得的不平等而影响人们参与的不平等。即便是专家也不例外，由于专家本身也是公众的一部分，他们在自己专长的领域是专家，在其他领域则属普通公众。而且，对政治缺乏兴趣往往被归因为政治上的无知。对此，参与式民主论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例如，杜威就对民主参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他认为，民主与教育具有相互的关系，没有教育，民主便不能维持下去。有两个观念支撑着选票和多数统治：一是关于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自己福利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等，个人有权利和义务去形成其信仰并表达其信赖；二是在与他人处于平等地位时，没人作一个人计算，最后产生社会的意识，作为多数人观念的共同表现。通过教育，任何团体或个人均可以获得思考、观察、判断和选择的价值，可以使知识成为个人的内在智慧与性格的一部分。^[66]然而，在信息和知识资源的配置上，只能做到机会的公平。在一定程度上，信息和知识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

结构或制度的不平等是在政治上被结构化了的不平等，即这些不平等是一个社会中政治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们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政治实践。在历史上被描绘成自然的不平等如性别、种族不平等，以及文化不平等、地域不平等，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已不仅仅是自然形成的，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权力所构造的。

根据卡伦·温德林的看法，制度性不平等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官僚结构的不平等，即在任何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中，权威和责任的等级结构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所构成的不平等的彻底参与性社会仍然需要管理者、监督者等。一旦社会发展到无法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交往时，等级结构就必然出现。二是信息的不平等（建立在对特定知识的拥有基础上），由于任何社会组织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获得是有差异的，由此导致知识拥有的不平等进而必将导致权力方面的不平等。三是由于组织成员不同的组织经历而导致的“临时性不平等”，这一不平等产生于成员在一个组织内的经历及对组织的忠诚。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一些成员资历较深，而有些是短期的或临时性成员，组织成员对组织的感情、有关组织的信息及与组织的利益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同样构成制度性差异。制度性不平等使人们在任何组织中的平等参与能力必然存在差异，同时也影响到人们与其组织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67]制度不平等影响了人们参与的能力、形式及结果，进一步影响到人们对制度的信心。在历史上，制度不平等一直与政治不平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参与式民主质疑任何形式的制度不平等。

就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大多数事务而言，信息和知识的不平等并不是影响人们参与的关键因素，结构或制度不平等也是较容易改变的，相比之下，经济资源或物质资源的平等才是决定人们是否参与决策过程更为重要的因素。达尔、林德布洛姆等多元民主主义者，强调经济平等、经济民主对于实现政治民主的意义。从狭义上讲，经济民主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完全不同的企业制度，其控制权，经济剩余索取权和生产、分配决策权的真正基础是劳动而非资本，实行劳动雇佣资本。在经济民主模式中，决策来源于每一个执行决策的人。与传统的等级制下决策和执行分离、管理权属于管理者而工人仅是被动执行者相反，经济民主的伦理基础是自我管理假设，这一假设要求对企业的控制和管理来自具有平等权利的全体劳动者，企业决策权力通过一人一票原则得以实现。在这种企业中，能够实现卢梭的政治社会理想，或满足密尔的自我治理愿望。工作场所的自治民主被认为能够提高政治效能感、加强公共利益、促进具有公共精神的积极公民，从而推动人们更积极地参与政府管理。

根据乔治·贝内罗等人的研究，支持自我管理的观念包括心理的、政治的、伦理的以及审慎的角度。当代发展心理学强调在人的能力和认同的发展过程中对具有核心地位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实施控制的重要性。研究表明，对工作满意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参与机会及其表现，而工作异化的主要因素就是无权力感。自我实现超越了生存的需要，从工作的角度来看，这种自我实现只能发生在没有强制的地方，人们自由地共同决定工作的条件。政治的观点建立在对威权主义的理解和关于权力的心理学基础上。精英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由那些最适合统治的人进行管理。在私人部门中，管理专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适者生存、利润至上，被认为是精英管理的基础。直接民主反对这种精英主义，认为一个人不能在决定什么是自己的重要利益问题上委托给他人进行代表，技术和管理精英主义牺牲了普通人的利益。伦理的观点则支持古希腊的观念，即政治是好生活的关键。在古希腊人看来，教育的基本因素是政治和伦理。审慎的观点认为，随着资源的日益减少，国家对经济体系的控制将加强。在这一过程中，民主政府的传统将消失。当前的工业制度是建立在财富无限增长的基础上，这一连续增长使得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穷富之间的分配不公日益不可承受。但是，经济增长是有限的，社会压力在增加，导致针对富裕国家的社会不满极易爆炸。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人口压力可能导致威权主义政府。如果出现上述情形，替代方法很清楚，就是建立少数人的公司化控制，公民没有发言权，或者当前的集权控制进行民主化和恢复大众控制的改革。其他支持民主的理由还包括诸如工作场所的民主赋予工人在扩大生产力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以弥补他们工资减少的代价；推动上层、中层管理人员的精简以减少人力成本；以及，当代工人渴望更多的自由和责任，工作场所的民主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一要求。^[68]

贝内罗等人认为，工作场所民主的意义主要在于：在主要影响人们生活的技术产业制度即工作场所中引入大众的民主控制，不是寻求来自外部控制的合法化而使局限于利润取向的基本结构保留完整，而是寻求设定其他的目标，这些目标从工作、生活的条件中有机地发展而来；不是建立更大规模的工厂和提高生产率，而是将工作看作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核心，寻求将工作与生活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工作本身被改变，因而变得有意义，有能力工作的公民不是为了收入，而是为了有意义的工作，为了实现自己的能力。在政治体系中，每一个人都平等地拥有投票权。经济民主在经济体系中将运用同样的原则，通过这一方法将技术发展和工业发展与社会价值和民主理想的观念结合起来。^[69]

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联合公司被普遍认为是工厂民主或工人自我治理的典范。^[70]这家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的产业合作社，至今已发展成为集工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商业、金融、教育和培训、科研和信息、服务等一体的跨行业合作制联合体。

蒙德拉贡公司的基本理念是：劳动创造财富，资本只是工具，从属于劳动，劳动是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的积累应当与个人的贡献挂钩；劳动者主权，劳动者是改造自然、社会和人类重要的因素，劳动者享有合作社的最高权力，包括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力；民主管理，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全体职工组成的社员大会，社员大会遵循“一人一票”原则，公司所有成员平等地获得信息，同时，所有社员实行自我管理并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合作社的管理工作。

蒙德拉贡公司并非如传统企业那样为了提高效率而在企业内部实行参与管理，而是真正体现了经济民主的原则，即在企业内部，将最高控制权和权威赋予那些在本组织中工作的人。蒙德拉贡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其职责是通过发展规划、决定重大投资事项、修改公司章程、选举委员会成员等。社员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合作社的执行委员会或超过三分之一的社员提议，可以随时召集社员大会。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是社员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是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主席是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委员会的职责是：任命、监督和撤换经理、厂长；批准成员的加入或辞退；确定工作等级；提交年度报告和统计报表；向社员大会建议利润的分配方案；审批财务经营计划和业务；审批管理计划等。为了更好地确保民主管理，蒙德拉贡公司还成立了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社会委员会（Social Council），它是由合作社成员所在的工作单位（如车间、班组、事业部等）选举产生的机构。它根据合作社的大小，每10名或更多的成员可以选举1名委员（一般不超过50名委员）。社会委员会主席由管理委员会主席兼任。社会委员会职责是负责社会保障、工资制度、劳动卫生、职工福利等社会事务，并参与合作社管理。管理委员会或总经理拟决定的所有重大事项，须先通过社会委员会征求社员的意见，社会委员会根据社员的意见向管理委员会或总经理提出决策建议。建议未被采纳时，社会委员会还可以按照合作社章程，决定是否将意见提交社员大会表决。^[71]蒙德拉贡公司的民主管理制度保证了全体成员对管理过程的控制，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制度及其运行的有效性。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自我管理的企业即狭义的经济民主更多的是一种自圆其说的理论，无法转变为一种与市场相兼容的社会制度，因而并不能改变当代社会存在的重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明显妨碍企业内部的自我管理和政治生活中的参与。蒙德拉贡公司的成功仅仅属于极端的个案。绝大多数企业由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无法实现自我管理。西方市场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财产的高度集中所有。正因为如此，达尔曾提出：“是否有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结构，它有助于加强政治平等与民主，减少源于所有权和决策控制方面的不平等？”^[72]许多经济民主的研究者提出应改变所有制结构，实现经济平等并最终实现广义经济民主的目标。例如，达尔针对自我治理的企业在对所有制进行改造的四种形式（企业成员个人所有制、企业雇员合作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中，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广泛合作型的所有制，即企业的公民权利不是由所有权而是由企业成员身份决定的，这种权利不会随着员工离开或退休而消失。这一机制避免了处理个人拥有股份时产生的问题，它提供的个人所有权也能够更好地保护公司自治以反对国家的官僚控制。^[73]

即便在实行了合作制的组织内部，参与式民主也没有得到有效运行和推广。著名的以色列“基布兹”（The Kibbutz）运动一度被人们所推崇。然而，在运行了一个世纪后，这一组织形态逐渐开始衰落。基布兹是希伯来语“团体”的意思。根据以色列政府的规定，基布兹是一个社区组织，它是在所有财产全体所有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其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主、平等和合作。每个基布兹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是一个自治单位，所有的成员均自愿加入和退出。每个成员参与社区的活动，那些适合管理的人被发现并要求承担管理工作。每个基布兹的成员人数从200到2 000不等，大多数基布兹的规模则在400至600之间。许多全国性的联合会向它们提供活动的协调及某些服务。最大的全国性联合会是统一基布兹运动，大约60%的基布兹都附属于它。^[74]

基布兹管理的基本原则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它的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共有。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基布兹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全体成员共同参与。每周都要召开一次全体成员大会。基布兹的日常事务由全体大会选出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下辖生产计划、文教、劳动、财务、卫生体育、住房等若干专门委员会，遇到问题先由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表决，然后将讨论决定交由成员代表大会最终表决。经过多年的实践，在基布兹内部形成了系统的动议、辩论和投票程序。在决定所谓原则性问题时，必须有三分之二的票通过才行。

在以色列的基布兹中，我们可以看到，实施社会基本功能如工作、教育、文化、社会服务等的功能团体，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种充分民主的基层组织中，阶级、种族、性别及其他形式的不平等被最小化了，所有受影响的人在决策过程中均拥有发言权。最好的民主决策要求建立一个面对面的团体，团体规模必须是紧密的、能够充分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为这是一个涉及提议、讨论、表决、执行和评价的过程。然而，到20世纪末，以色列的基布兹总数剩下不到300个，大量的基布兹开始私有化。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离开了基布兹，他们崇尚自由、追求个性，选择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基布兹内部的民主参与模式并没有对全国性政治体系的运作产生明显的影响。^[75]

广义的经济民主试图通过彻底改革所有制形式，实现经济资源的平等以解决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参与的根本性不平等问题，从而真正实现参与式民主。但是，这种对企业所有制进行改革的做法将根本地改变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至今为止西方关于所有权制度的改革，仅仅停留在极少数企业内部，而无法推广到所有企业和整个社会。即便所有的企业内部均采用合作所有制或合作社形式，但企业与企业之间因不同发展水平而存在的差异仍然无法抹平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换言之，彻底的经济平等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从现实来看，除了南斯拉夫实行的短暂的社会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实行的国家所有制以外，在全球范围的市场社会中，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合作制企业组织形式，这也是当代参与式民主无法取代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