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管理企业中的参与式民主

在一种由企业内部的所有成员集体拥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制度中，民主管理是指“每一个企业决策将尽可能地符合民主过程的标准，以保护企业内部政治平等和基本政治权利。”^[106]民主管理企业中实行投票平等，即每个企业的内部成员只享有一票的权利。这一做法被称为“工人合作组织”、“自治的企业”或“产业民主”，但达尔更愿意称之为“自我管理的企业”，企业内部的工人被称为“企业的公民”。^[107]由于公司由民主控制，企业的成员有权决定公司收入如何分配，决定工资、收益分配和投资情况等。当然，这些决策不是简单地由公司的员工单边决定，决策也需要代表及管理者的共同参与。这种组织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假民主形式如管理者咨询、有限的雇员参与（关键决策仍然在管理者一方）或雇员持股计划等完全不同。自我管理的企业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对民主和公正产生积极的意义，通过将企业成员转变为更好的公民，推动人们的政治平等，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政治民主的质量。

达尔认为，企业中民主治理的关键意义在于提供了人们实践自我管理和参与的场所，因而，它可以作为一种推动参与式民主及促进人的性格和行为转变的方法，有助于培养一种民主的公民（democratic citizen）。在这里，民主政体的理想被转移到了工作场所，企业成为了实现卢梭式政治社会的场所，或者满足密尔的良好治理标准——促进人们的美德和知识。工作场所的民主被认为有助于推动人的发展、提高政治效能感、减少异化、弱化自我利益、创造一个团结的社会、加强对社会普遍善的情感、在企业内部促进具有公共精神的积极公民、推动人们更积极地参与政府的管理，^[108]从而为更广泛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创造基础和条件。

尽管现有的证据还不能充分证明工作场所的参与如人们期望的那样，推动人们在态度、价值和性格方面的巨大变化，以及实现工作场所的更大民主，但自我治理的企业确实有助于人们在品质方面产生变化。对此，达尔特别指出了自我管理的企业在道德和平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自我治理的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运作，受到民主国家的法律、规则的调节，它能够提高道德责任：首先，自我治理的企业在原则上可以消除、在实践中减少雇员与雇主之间导致双方均缺乏道德责任的敌对关系；其次，相比普通公民，雇员更接近管理者和所有者，更能够代表消费者和公民。另一方面，在对政治平等的影响方面，由于公司资本主义制造了大量的政治不平等，因此需要创造一种更平等的经济结构。尽管自我治理的企业不能建立一种自我调节的平等秩序，它也无法消除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因为企业成员选择的分配原则与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观念等有关。但是，自我治理的企业内部进行的调节和再分配比公司资本主义更为容易，更少导致不平等。企业内部平等的公民身份将大大减少公司内部的敌对或冲突关系。在公司资本主义中，管理者的行动建立在雇员的利益低于所有者利益的观念基础上，而自我治理的企业则优先考虑企业成员的利益。^[109]

尽管达尔强调了企业在某种意义上应当是自我管理的，但是，对于公司内部代议形式的民主如何进行制度化却语焉不详。达尔只是告诉我们，公司应当被作为一个团体的雇员所拥有，雇员应当委托更多的日常责任给管理方，管理方的首要目标是为了公司成员的利益，而非持股者的利益。

即便如此，自我管理的企业还是不能改变当代国家存在的重大不平等问题。而且，严重的不平等将明显妨碍企业内部的自我管理和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如果一个国家将自我管理的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形式，那么人们往往希望在分配领域实行一些平等的原则。”^[110]而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财产的高度集中所有。因此，要真正实现平等，就必须在自我管理的企业中实现新的所有权制度。达尔提出了四种替代公司所有制的所有权形式：（1）企业成员个人所有，即个人拥有股份，股份使得个人享有投票权。但是，这种形式排斥了那些新进入企业者，因为后者无法买到股票，而一旦退休，雇员的股票就可以卖给出价高的外部人员，这显然造成投票者地位的不平等。（2）企业的所有雇员合作所有。企业的公民权利不是由所有权而是由成员身份决定的，这种权利不会随着员工离开或退休而消失。（3）国家所有。但是，国家所有制的历史实践表明，这一形式将产生许多弊端。（4）“社会”所有。前南斯拉夫就曾实行过这种制度。^[111]

达尔对合作所有制这一形式情有独钟，认为这一机制避免了处理个人拥有的股份时产生的问题，它提供的个人所有权也能够更好地保护公司自治以反对国家的官僚控制，因为不管在私有企业还是在国家或社会所有制企业中，均存在着企业内部的等级制或权威主义结构。合作所有制也避免了国家或社会所有制中存在的一个困难，即什么才是恰当的自治单位。只要人们能够通过购买、租赁或其他形式获得资产，他们在法律上就有权建立起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合作组织。合作的企业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性质。作为个人的企业成员不享有许多如拥有、使用、管理、出租、出售、转移或破坏企业资产的权利。当然，私人企业中的个人股东在公司的资产处置方面同样缺少这些权利，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股份拥有资产。在合作所有制下，所有企业成员只能作为集体来享有和行使这些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这类企业对于单个成员而言是公共的，对于外部人员而言又是私人的。此外，达尔还考虑了向合作所有制企业形式转型的两种方式，即雇员在政府支持下接管破产了的公司，以及政府接管企业后再卖给雇员。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很难见到这种企业所有制形式发生转变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