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特曼对民主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强调了在工作场所的参与和政治体系的参与之间的关系。工作中的参与使人们获得更多的信息、技能并形成参与意愿。通过工作场所的民主化，个人能够参与影响自己周围环境的决策。人们通过实践学会了参与，工作场所的民主化效应将超越工厂大门。政治效能感更有可能在参与性的环境中形成。当工人发现可以对自己的生活施加更多控制时，他们也试图塑造自己在公民机构和政治机构中的生活。这一机制被人们称为“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溢出效应的关键是工作场所的经历与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佩特曼将溢出效应区分为两个单独的、相关的过程：首先，工作场所的参与与个人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其次，在政治效能感与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不过，佩特曼承认，很少有证据支持自己的核心假设。后来的许多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关系。现实比佩特曼所设想的更复杂。缺乏经验支持也使得参与式民主理论遭到了一定的质疑，尽管在规范上这一假设是成立的、在价值上是值得追求的。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否定代议制民主的现实，实际上也不可能。参与式民主理论家也不认为直接民主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充分的平等和自由可以通过所有社会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实现，直接民主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扩大基层或地方的参与实践，目的并不在于推翻近代以来的代议制民主，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民主的内涵。
从佩特曼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参与式民主对于广泛的政治生活的意义：首先，在当代社会，只有当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事务的决策，才能实现对自己的生活和个体发展的控制。“只有当个人在当前的社会中有机会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和选择代表，他才有希望控制自己的生活前景以及自己周围环境的发展。”[26]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基层、社区、工作场所或地方层次上广泛的、深入的参与，使得公民个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实践民主，在民主实践中进一步培养政治控制能力。通过在较低层次参与活动的教育功能，人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国家事务，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参与国家范围的决策。彼得·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1918—2007）言之凿凿地指出，如果民主在整个社会中充分扩散权力，使得每个行业的人都感到自己有权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中影响他们的决策过程，特别是那些他们工作和花费时间最多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民主化，将推动民主扩展到整个政治体系。[27]最后，一种参与性的社会在任何层次和任何领域都是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机会学习和实践民主，私人个体将享有各种机会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公民，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28]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主要是微观层次的民主，个人之间面对面的关系不可能延伸到社会制度层面。而且，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不是彻底的参与式民主，也不是完全反代表原则的民主。在佩特曼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尽管她将民主等同于参与，但没有忽略代表的角色。她赞成一种特定的代表形式，类似于科尔提出的“职能代表制”。在她看来，这种形式将代表的权力和功能局限于“明确界定的治理”功能。佩特曼所偏好的参与结构是科尔的金字塔形的产业模式，金字塔以工作场所作为基础。佩特曼并不清楚这个金字塔的高度，但在每一个层次上参与者有权直接参与自己所在层次上的决策，并有权选举更高层次上的成员。而且，人们可以认为，这一金字塔可以扩大到全国范围，金字塔的顶端将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人们也注意到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模式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没有进行明确的划分。有证据表明，在佩特曼眼中，政治比经济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她的参与式民主模式中，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29]
尽管当代政治科学中的很多研究批评参与式民主理论和民主公民的乌托邦色彩，但佩特曼等人坚持认为，这一理论并非没有道理。参与式民主理论与许多现代政治理论之间的关键区别，是相信民主公民的受教育能力，如果条件适当，人们将变得更有知识、理性、关注和富有公共精神。最重要的是，参与式民主理论家认为在社会机构与人的个性和性格结构之间存在着有力的关联。如果缺乏参与性的环境，民主性格是不可能出现的。根据这一观点，只有在参与过程中，人们才能形成自我定向、合作、责任、解放等能力，从而成为完整的、健康的人。只有在参与性社会中，民主的、充分发展的人类才有可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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