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民主的可能

在当代西方社会，尽管自由主义民主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但是，麦克弗森对自己的参与式民主模式充满信心，认为更多的参与在未来的社会中是可能的。

麦克弗森否认将卢梭式道路作为参与式民主的内容。他认为，非参与性的政治体系适合由利益互相冲突的消费者和剥削者所组成的社会，竞争性政治精英和冷漠的投票者所组成的政治体系有能力将这样一种社会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条件，而参与式民主实现的条件与此相对立：一个条件是人们意识（或无意识）的变化，将自己从纯粹的消费者转变为自己能力的发展者和使用者，这有助于形成一种社会感。仅仅是自己获得物质和进行消费，为了自己的满足和显示对他人的优越，这不会产生一种社会感；另一种情况是享用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主要是在与他人发生联系的情况下才实现，与社会发生联系。无疑，参与式社会要求一种比现有的更强的社会感，才能够将人们有机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条件是大大减少当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因为不平等要求一种非参与性的政党制。只要不平等被接受，非参与的政治体系就可能被所有的阶级所接受。^[60]

那么，实现参与式民主的这些条件是否存在或具备可能性？麦克弗森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出路不是依靠马克思的阶级意识和阶级革命的方法，也不是像约翰·密尔那样扩大投票权，而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渐推进，寻找参与式民主实现的“缝隙”：^[61]

首先，日益增多的人对当代社会关于国民收入崇拜的代价进行反思。人们仍然看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也已经注意到一些以前未注意的成本，最明显的是环境污染，以及其他如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这些污染以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为代价。了解经济增长的成本使人们超越仅仅是消费者的意识，转而形成一种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观念。^[62]

其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政治冷漠的成本，与此相关，在产业工人阶级内部，意识到传统的、常规的产业行动的缺陷。人们逐渐认识到工人的低参与、不参与和按照常规渠道参与，使公司权力集中并主导工人的工作、生活和安全，导致人们生活、工作的质量低下。近年来北美正在兴起的社区和邻里运动、结社现象，以及反对传统商业—政治的联合体的行动，正在向城市政治组织施加要求参与的压力。不太明显，但是长期看非常重要的是，在工作场所中工人参与决策逐渐增加。这些运动在民主国家尚未获得决定性的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工人在基层的控制权，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人们获得了决策过程的参与经历。在这里，国家政治过程中导致政治冷漠的因素不存在了；二是在决策控制过程中工人是作为生产者进行参与，不是作为消费者和剥削者而活动。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产品份额或工资，而是使生产工作更有意义。^[63]

第三，人们对公司资本主义日益怀疑。不管自由主义国家如何管理，它还是难以按照传统方式满足消费者的期望，无法消除当前严重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复制了不平等和消费者观念，为了继续维持资本主义体系而不得不如此。但是不平等导致更多的人无法购买商品，从而削弱了资本主义制造不平等的能力。这是一个悖论。这一悖论比19世纪时更为严重，出现了类似危机的情况，即经济滞胀。

由此，麦克弗森总结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三个显著的弱点：日益意识到经济增长的代价、日益意识到政治冷漠的代价、日益怀疑资本主义满足消费者期望的能力并同时制造不平等。每一点都有助于形成参与式民主出现的条件，即有助于减少消费者观念、减少不平等、增加政治参与。

在麦克弗森看来，创造参与式民主有利条件的关键在于经济民主，经济民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他认为，如果经济不民主就会扭曲民主的政治过程，使得民主制度无法有效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平等对待，同时还会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产生新的障碍。因此，民主社会必须对资本和其他自然资源进行政治控制，“至于是对所有的资本采取社会所有权的形式还是以其他类似方式进行控制，是不太重要的。但是，仅仅通过对国民所得进行更多的福利国家式的再分配是不够的，因为无论这种再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阶级的不平等，它都无法动摇阶级权力的不平等”。^[64]

麦克弗森提出的经济民主方案与马克思主义几乎殊途同归，他呼吁以共有财产制度来代替私有财产制度。共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一样，是一种个人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利，尽管国家创造和实施这些权利，但“国家规定这些权利是可以共同使用的，不排斥他人使用和收益”。^[65]在历史上，共有财产制度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财产制度，但从16、17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由于市场集中而变成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权利发展为一种数量不受限制、功能不受约束、可以自由转让的个人的绝对权利。私有财产制度发展的极端结果便是剥夺社会多数成员接近劳动工具的权利，迫使他们把自己的能力转让给他人，从而危及市场社会的生存。因此，麦克弗森认为，劳动工具必须成为共有财产。但是，麦克弗森找不到一种现实的可以容纳共有财产制度的社会。虽然现代福利社会的出现，使得一定数量的财产收益通过国家机器从有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转移支付，但福利社会从根本上仍然依赖于资本主义市场激励机制来推进生产力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从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进行能力转让这一占有性市场社会的本质特征。

虽然麦克弗森没有绘就一幅以共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理想社会，但他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赞许，认为它是一种“不存在能力转让”的模式。^[66]不过，麦克弗森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取消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做法耿耿于怀，认为取消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比能力的市场转让更加不利于推进人们的能力发展，但他认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匮乏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改变。麦克弗森倾向于一种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模式，但他没有仔细研究如何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因此，这一想法只能是他个人的一种美好憧憬。

麦克弗森对一个以参与式民主为内容的更加民主的社会的前景抱有希望，并且认为参与式民主的实现具有可行性。不过，这种实现的可能只能建立在渐进的、点滴变化的基础上。尽管麦克弗森提出了理想的民主模式，他却坚持，参与式民主仍然属于自由主义民主，因为他并不主张废除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不赞成个人主义的消失，只是要求降低或放弃关于人和社会的市场假设，远离人作为消费最大化者的形象，减少当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这些变革不是颠覆自由民主的价值，而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好继承”。^[67]

与佩特曼等其他研究者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相比，麦克弗森的参与式民主模式试图从更一般的角度进行阐释。因此，他的理论可以应用于大多数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麦克弗森所理解的参与，主要指“参与关于经济活动的政治决策”。与佩特曼集中于微观民主的思考不同，麦克弗森的参与式民主主要关注对经济如何进行民主控制，以及经济平等的问题。在《自由主义的时代与生活》中，可以看到他将参与式民主运用于宏观的政治领域的努力。在分析如何用参与的方法来选举全国性的政府时，麦克弗森提出用参与性的金字塔模式来改革和使现有的政党内部结构民主化。相比于佩特曼，麦克弗森的金字塔模式的一个优点是保持了现有的政府结构的完整，通过政党形式来实现金字塔形的参与。麦克弗森的金字塔形民主模式似乎依赖美国自由主义民主的代议模式。他指出：“我们不能没有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我们必须依靠，尽管不是唯一地依靠间接民主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得政治家们更加负责任。”^[68]从这个意义上讲，麦克弗森所谈到的在邻里、社区的社会运动和协会组织中的参与，主要目的是对政府施加压力，而不是取代它们。

佩特曼和麦克弗森的参与民主理论，都没有具体指出在宏观层次上实践参与民主思想的政治过程和组织形式。参与民主理论最重要的目的是复兴了遭到自由主义民主理念严重压制的民主的真正意义。复兴民主首要的是恢复它的道德内涵，这一任务主要由麦克弗森承担。在修复民主的道德内容时，麦克弗森反对市场道德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认为这一观念指导下的个人是无尽的攫取者。他认为，民主的道德概念内在地与人的伦理的、发展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人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能力，获得进一步发展。通过这一利用过程和结果，人们发现自己得到了实现和享受。如果这一利用能够实现的话，这意味着只有民主的道德观念才真正符合人的道德。但是，民主的道德内容是什么？麦克弗森将这一内容理解为首先是经济平等（实质平等），其次是社会成员的集体主权。后者可以理解为个人对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实施控制的自由和权利，而前者是后者实现的条件。

麦克弗森洞悉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足，同时也更清楚一个理想民主社会的特征。他发现了颠覆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基本假设的变革，但这些变革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革命意识。他也没有像约翰·密尔那样，对建立在扩大参与和经济合作基础上的渐进变革充满信心。一些具有左派倾向的学者批评其过于保守，没有提出一种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69]显然，麦克弗森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