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迥然不同，要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必须紧密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略，并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极其复杂的新课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5]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时，就在客观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9.1.1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事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败的特殊困难的伟业，它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而开拓、创新和不断向前推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不断相结合的历史，是坚持实事求是、不断反复地与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思想作斗争并深刻总结斗争经验的历史，就是一部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初步形成、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历史。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中共二大全面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具体国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区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初步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

中共四大突出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探索中国革命规律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于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1927年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指明了出路。中共六大对国民革命失败后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随后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并提出了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相适应的各项重大方针和政策。这些思想贡献，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

正值土地革命战争蓬勃发展之际，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再度遭受严重挫折。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适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40年前后，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研究中国国情，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从思想认识上系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对象、动力、道路和前途等基本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1945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的文件，随后的中共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过渡时期，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总结了十大军事原则；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等一整套战略策略思想；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毛泽东等系统地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等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曲折中得到发展。在这一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提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思想，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以及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执政党建设思想，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也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在大动乱的年代里严重受阻，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思想才得到全面恢复和重大发展。

▷9.1.2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年底，美国发起召开九国华盛顿会议，确认了“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把中国置于几个列强共同控制的地位。随后，列强们极力扩大在华势力范围，加强在经济上、政治上对中国的掠夺和宰制。中国的民族工业深受挤压，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北京政府和地方军阀愈益成为列强操纵中国的工具，战乱频繁，内政不修，民生凋敝。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和严酷的现实，迫切要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指明救治中国的出路。中国民主革命应由谁来领导？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怎样？中国共产党应当在民主革命中居于什么位置和发挥何种作用？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加以探索并及时予以回应。

这个时期，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李大钊、张太雷等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中，在不断总结工农运动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力量、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前途以及武装斗争问题，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深刻根源隐藏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中，并且伴随着这些基本矛盾的激化而发生和发展起来。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既成为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又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和前途。

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则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以实现民主独立和解放，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压迫以实现国家民主和富强，而不是把革命锋芒指向一般的资本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直接目标则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中国革命的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第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道路，并成为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倒之。第二，近代中国的封建主义势力主要有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军阀官僚。它们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代表着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阻力，因而是革命的主要对象。第三，官僚资本主义即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在1927年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建立后，凭借其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依靠帝国主义援助，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代表着现代旧中国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

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其中，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第一，中国无产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它除了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优点外，还有一些独特的优点。这使它能够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并且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第二，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约占80%，很少有土地，长期承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第三，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都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虽然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并在行动中往往是动摇的，但他们仍然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第四，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易于同敌人妥协。但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革命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应该根据它的两面性，对其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首要的和核心的问题。第一，中国的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这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和优点所决定的，是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第二，无产阶级是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的。第三，中国共产党也具备了相应的基本条件，能够实现对于革命的领导权。第四，无产阶级要实现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还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五，无产阶级只有与农民结成了巩固的革命联盟，建立起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使自己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十月革命式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模式，作为一种成功经验传入中国后，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左右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脱离国情，将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化解释，主观与客观相脱节，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照搬十月革命经验，从而造成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赴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当攻打大城市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时，毛泽东当机立断率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地区，开始了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他在1928年写下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中，具体分析了中国国情，从多方面阐述了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总结了一年多来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形成了红色政权理论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长篇通讯，把农村革命根据地与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夺取全国胜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形成了把革命斗争重心由中心城市向乡村转移的新观念，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同年5月，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更从哲学高度论述了革命新道路理论形成的原因，使这一理论立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1936年底至1939年底，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再升华，形成了严整而完善的理论形态。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及理论的形成，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冲破党内外教条主义的束缚，克服了“城市中心论”的影响，突破了十月革命的模式，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惟一正确的道路。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抗战时期是毛泽东在理论创造上一个成就辉煌的时期。毛泽东在1939年至1940年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作了系统分析：第一，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它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时代条件、革命领导权、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的目标和前途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第二，中国现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因此，“毕其功于一役”或者在这两个革命中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都是行不通的。第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廓清了道路，创造了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全部革命任务也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已不允许中国再走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即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这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顽固地一贯坚持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政府，以及长期深受剥削压迫的中国工农阶级都不允许这样。因此，新式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

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同时，毛泽东还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其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创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三个主要法宝，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运动中争取同盟军和组织革命队伍的问题。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在二次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深刻阐述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还暂时大于革命力量，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极大不平衡，决定中国革命将是一个异常艰难曲折的长期过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促使敌我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矛盾给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带来了可能性。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和方针，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中，作过精辟的阐述，主要有：第一，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其中主要的是工农联盟；二是全体劳动者同一切可以团结的一部分非劳动者阶级、阶层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其中，第一个联盟是主要的。第二，正确地对待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在此基础上要分别对资产阶级两部分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第三，分清统一战线中的左、中、右三种势力，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以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敌人。第四，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毛泽东在科学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阐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在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概括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6]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民军队，是武装斗争的根本要求。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的建军宗旨、建军原则等问题，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逐步形成和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思想。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合乎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军队建设和军事作战方面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又一法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农民、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农村和长期战争环境中，成功解决了如何建立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这一学说伴随着1927年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其主要标志是1929年12月底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前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矛盾论》、《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共产党人〉发刊词》、《论政策》等著作，从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对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战略策略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延安整风为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使毛泽东建党思想趋于完备。其主要思想有：第一，党的建设必须密切地联系党的政治路线。一方面，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的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能够促进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发展；另一方面，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有赖于党的建设的加强。第二，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特别是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成为党内本质的矛盾之一。为此，要普遍深入地、有的放矢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工作的作用，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整风方法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以克服和消除党内一定历史时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错误倾向，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实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第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7]

▷9.1.3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概念，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集中蕴涵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毛泽东在革命不同阶段的著述中。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历史性课题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无产阶级要不停顿地把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8]。列宁强调了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的必然性，指出过渡时期的首要根本任务是“剥夺剥夺者”，改造小生产，同时要逐步地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的根本任务提到首位。过渡时期的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发展力量在斗争中此消彼长，直至社会主义力量占据完全的统治地位。这些观点成为毛泽东思考革命转变问题的指导思想。但是，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都有其独特性。基于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两步之间紧密相连的思想，毛泽东在建国过程中进一步探讨了两步间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9]

他强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形式，是一定历史时期不可移易的必要的过渡形式。在此认识基础上，毛泽东具体而翔实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建设和发展进行了规划和构想。这些思想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中国革命胜利后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物质前提，这是一定历史时期不可移易的必然。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经由民主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的合理延伸，是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其历史使命就是为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和奠定充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报告的政治、经济、文化构成。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领导权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根本政治保证；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即将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和阐述。从生产力状况看，中国已有约10%的现代性工业经济和90%的落后分散的农业及手工业经济。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并存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在文化上，实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属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再次，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将经历10～15年左右，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节制资本”，而非消灭资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某种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实现工业化。1951年初，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强调，省市级以上干部都要明白“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10]

最后，毛泽东在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基础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它将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发展前途。

毛泽东的上述探索表明，作为中国革命必然产物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非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新旧社会之间的简单置换，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特殊社会发展阶段，它既属于共产主义体系，又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区别，此所谓中国所特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它需要经历一个与之相应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1949～1952年，毛泽东着重从战略角度构想新民主主义建设。1952年后，由于官僚资本的没收，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被肃清，彻底的镇反运动和土地改革的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对立地位，它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发生竞争。因此，从1952年9月下旬起，毛泽东开始酝酿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方案。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出现了转机，把过渡时期理论纳入新民主主义社会运行的视野进行通盘思考，认为新民主主义本身的发展就是直接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把过渡时期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视为同一历史范畴。随即，毛泽东改变了15年左右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设想，决定从1953年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