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革命”的都市

第二节　上海大学：“现代”“革命”的都市 空间与1930年前后的左翼文学

一、“现代”“革命”的都市空间的形成

把上大经营成革命干部养成所的计划使大批激进的内地青年在短时间内集中到上海这座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中成为可能。1922年10月改组前的上大仅有学生160多人，而到了1924年初，已达400多人，因此当时负责校务的邓中夏等人不得不另择新址以建造新的校舍和师生宿舍。⁽³⁹⁾学生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内地的底层激进青年，“不少是在‘五四’运动中受过锻炼、被当地反动力量压迫失业失学而来沪的”。⁽⁴⁰⁾其中最多的是四川、湖南、安徽，其次是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等地，⁽⁴¹⁾此外是“本市的中学教员，失业、失学的青年和工厂的职员”。⁽⁴²⁾1924年开始任教上大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也提到，上海大学“学生外省来的，比江浙来的更多些，尤多四川，湖南一带的学生，总之这是勤工俭学的缩影”。⁽⁴³⁾1924年入上大的阳翰笙回忆道：

上大学生中四川学生多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很厉害，农村经济破产，知识青年简直没有出路……由于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都想寻求革命的道路，大家都往上海跑，一看上大是革命的学校，其他学校也都不去，却愿进上大，而且上大也很容易进去，不考也可以。先问你的家庭出身、经历，干过什么，越穷越苦的学生越要收，读过中学，毕业和没有毕业的都要。⁽⁴⁴⁾

此外，国共两党都有意利用同乡会等组织发展自己的后备干部。据王家贵等编著的上大校史记载：

同乡会等地方性组织在社会上很普遍，各学校都有。学生离开家在外读书，有事情找同乡会，大家都能热心帮助，也能互相关心，起了联络感情和团结互助的作用。上大党组织利用这种旧的形式，赋予它以新的内容，通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把各省的同学组织起来，联络校外的旅沪同乡……上大先后建立了浙江、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安徽、陕西等同乡会或同学会组织，其中浙江同乡会人数最多，政治思想最为活跃。⁽⁴⁵⁾

阳翰笙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进上大后，又把上大情况介绍到家乡，告诉他们要革命就到我们这里来。四川人到上海要考学校，我们就劝他们进上大。不要进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所以四川人进上海大学的很多。^④

1925年“五卅”运动后，许多因参加学运而被其他学校开除的学生被吸收入上大，一些外地中共党员也纷纷聚集到上大。上大学生刘锡吾⁽⁴⁶⁾回忆道：

五卅时，上大的党员不多，只有十几个。五卅以后，各地的党团员站不住脚的，都到上大来了。记得那年八月开学时，恽代英报告说：“各地要来的人很多，各地都集中到这里怎么办？”⁽⁴⁷⁾

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曾评论上海大学：“从一开始就是国共两党的一项冒险事业。该校很快就赢得了行动主义的名声，吸引了全国各地有抱负的青年。”⁽⁴⁸⁾1923年入学的施蛰存忆及自己的上大同学时也写道：“上海大学同学皆各地维新青年，有经世之志。读书虽不多，而议论甚慷慨。”⁽⁴⁹⁾这些有着“经世之志”的激进青年，在自己家乡参加的多半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的自发性激进活动，反抗的目标所指，往往在“封建”与“传统”——家庭、学校或者当地政府，而到了上海大学，接受的则是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专业训练。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职业革命家的到校任教，为上大成为共产党干部培养基地奠定了基础。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针对上大的搜查报告中曾写道：“他们所受的训练，无疑地是企图使他们成为有智力的共产主义宣传家的。”⁽⁵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归国后任教于上大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广义说，整个上海大学就是吸收党团员和培养干部的机关。”⁽⁵¹⁾当年的上大学生阳翰笙的说法则更为形象：“哪里需要干部就从上海大学去调，上大成为当时我们党的干部储蓄所。”⁽⁵²⁾

与此同时，这些怀抱激进理想的革命青年也需要受到现代都市生存法则的规约，不得不面对的是“资本”与“现代”。施蛰存回忆自己当年闯荡上海的波西米亚式生活时写道：

那时候各地青年，和我情况相同或近似的，多得很。他们陆续流亡到上海来，没有治生的本钱，也找不到工作，只得靠一枝笔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

我，和这样一群人，当时被称为“文学青年”，其意义是“无业流氓”的雅号。这一群青年人，或者孤军奋斗，或者三个五个合伙，在上海“打天下”，随时有被上海挤出去的，也有新来投奔上海的。⁽⁵³⁾

重点招收出身贫苦的社会底层学生的政策，国共两党都希望利用同乡会等组织在学生中扩大自己势力的举措，以及“五卅”后上大日益成为中共党员的中转站、掩蔽所等因素，使得上大的学生构成愈加趋于集中和单一。可以说，上大集中了当时最有可能参加革命，并且也是最有可能对革命抱有浪漫理想的青年。对于这一群体，瞿秋白——这位“革命的浪漫谛克”最坚决的批判者曾做过如下描述：

“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识青年。这种智识阶层和早期的士大夫阶级的“逆子贰臣”，同样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结果，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地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这种新起的智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热度”关系，往往首先卷进革命的怒潮，但是，也会首先“落荒”，或者“颓废”，甚至“叛变”，——如果不坚决的克服自己的浪漫谛克主义。⁽⁵⁴⁾

上海大学这所后来在茅盾的《幻灭》、丁玲的《韦护》、阳翰笙的《地泉》、冯宪章的《游移》等左翼作品中频频出场的“S大学”——为这些激进的青年革命者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空间：革命景观与摩登上海的都市体验在其中交迭呈现，使他们有机会相互影响，也彼此观看，很多人都是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次遭遇了“都市”、“现代”和“革命”，由此开始形成最初的革命体验与现代性体验。这种体验对于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首先在于，它提供了有关“革命”和“革命者”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与摩登上海的都市背景不可分割。

二、上海大学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几个主题

聚集在上海大学的革命青年既是满怀为人为己受难的革命热情与殉道使命，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心志伦理”（Gesinnungsethik）行事的革命浪漫主义者，也是如钱杏所谓，“生活在都市里的智识分子的男男女女，这些人都是‘都市使她厌倦，但她不能不拘留在这里’的人”。⁽⁵⁵⁾他们当中，也包括了影响30年代左翼文学最重要的几位作家：茅盾、蒋光慈、阳翰笙、丁玲，以及后来被称为“第三种人”的施蛰存和戴望舒，上大的经历对他们日后书写革命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1．“S大学”里的“小资产阶级”

1927年到1928年间，“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的沈雁冰以茅盾的笔名发表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以及《从牯岭到东京》等文甫一问世，即在左翼文学内部引起“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的论争。⁽⁵⁶⁾《幻灭》中静女士就读的“S大学”显然以上大为原型，她的“S大学”经历还要归结于当年任教上大的沈雁冰耳闻目睹的革命人生——《从牯岭到东京》中坦言《幻灭》中多是“客观的描写”，⁽⁵⁷⁾聚讼纷纭的《蚀》的故事正是从“S大学”开始讲起。

1926年入上大的杨尚昆在回忆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通过上大党组织生活接受训练，反省“小资产阶级习气”，可见上大时期，反对“小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经过严格的组织生活渗透入革命者意识的概念。

上海大学，党的组织生活很严格。每逢星期六都要开一次党小组会，由组长讲形势，每个党员都要汇报自己在这个星期读了什么书，有什么缺点，检查小资产阶级习气、是不是无产阶级化了、在斗争中是否勇敢等。那个时候倒是受了点训练，要保守秘密，要绝对服从党的组织。⁽⁵⁸⁾

《幻灭》里中学时代也曾积极参加过“省里的女校”反对校长风潮的静，因为厌恶一些同学由革命先锋变为社会“交际花”，“所以不顾热心的同学嘲笑为意志薄弱，她就半途抽身事外”，⁽⁵⁹⁾入“S大学”后也成为组织生活外的异类，也正是因此被称为“小资产阶级”，而静对此的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

小姐！博士太太候补者！虚荣心！思想落伍！哦，还有，小资产阶级，是不是！左右不过是这几句话，我早听厌了！我诚然是小姐，是名副其实的小资产阶级！虚荣心么？哼！他们那些跑腿大家才是虚荣心十足！他们这班主义的迷信者才是思想落伍呢！^⑤

静女士的不满想必也是曾经任教上大的沈雁冰的不满。学者赵在《〈从牯岭到东京〉的发表及钱杏态度的变化》中通过文本对勘考证指出，“《从牯岭到东京》发表前，并不存在对《幻灭》、《动摇》的责难”，相反，正是因为此文的发表，才激起了创造社、太阳社的批评。“《从牯岭到东京》乃同样是茅盾主动选择用以表达自己的主张的结果”，而非现在通常所认为的是受创造社、太阳社批评的回应之作。代表着茅盾“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文学之革命性的自我主张与宣称”。⁽⁶⁰⁾的确，在茅盾此文发表之前，创造社的主要批判对象在鲁迅、郁达夫等人，念兹在兹的都是如何产生像样的普罗文学，对于“小资产阶级”不过点到为止。《从牯岭到东京》文出，首先做出回应的是傅克兴。傅在发表于1928年《创造月刊》第2卷第5期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谬误》一文中提及自己不曾读过《幻灭》、《动摇》，直到看到茅盾的这篇文章才引起注意，这也可说明此前茅盾的这些小说甚至未曾进入过这些革命文学理论家们的视野。傅文后还附有编辑委员会按语，进一步强调《从牯岭到东京》“提出了许多现实的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不应该抹杀它，而应该正当地去解决它。关于这一点，编辑委员会认为克兴的文章，还有充分讨论的必要，并希望一切同志来参加这个讨论，使我们的文学运动因此得一个更进一步的具体的展开”。⁽⁶¹⁾因此有必要将“小资产阶级文学”视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深入讨论。紧接着的第6期即发表李初梨的长文《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搭利来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文中将对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批判视为普罗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所谓新的对立物是什么呢？这就是茅盾所代表的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直接的斗争对象，已经移到这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来了。⁽⁶²⁾

彼时正唯新是尚，以新自居的创造社对茅盾带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一概念频频使用了“新阶段”、“新的对立物”等断语，可见触动之大。被李初梨视为本来也是“站在我们阵营里面的”茅盾的挑战将“小资产阶级文学”摆在了创造社的“革命文学”理论家们面前，并使他们发现这确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可以说，真正发现“小资产阶级文学”这道“风景”的是茅盾，正是他主动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将“小资产阶级”这一上海大学组织生活里的概念引入“革命文学”，此后左翼文学内部围绕这一主题的论争，其中所涉及的“小资产阶级”的诸种形象大概都可以回溯到当年茅盾笔下“S大学”里的这些“小资产阶级”们。

2．“我们是些无产者”

马克斯·韦伯论及资产与职业政治家的关系时曾写道：

对有资产的人来说，对于个人生存的经济“安全”的关心，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总是他们整个生命取向的基本定位点。有些阶层，因为没有资产，故位在对于一个社会经济体制的维持［有利害关系的圈子］之外。一种无所忌惮、不讲条件的政治理想主义，主要——如果不是惟一——的存身之所，便是这种阶层。在不寻常的年代，也就是革命的年代，情形尤其是如此。⁽⁶³⁾

上大的特殊环境将出身社会底层，原本游散在都市边缘的波希米亚们聚集到了一起，对这些上大学生而言，置身于上海这座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中，农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无产与有产的对比都将显得更加强烈。

《我们是些无产者》一诗是蒋光慈任教上海大学时与沈泽民、上大学生王秋心、王环心等组织的“春雷文学社”成立时的代发刊宣言，后收入蒋光慈诗集《哀中国》。

我们是些无产者；／我们既然什么都没有，／我们怎顾惜人们所有的一切？／破坏！彻底地破坏罢！／我们愿意造成一个“大家无”的，／同时也就是“大家有”的世界。

……

我们是些无产者；／我们知道无产者的命运是悲哀的，／所以我们诅咒有产者野蛮而恶劣。／我们要联合全世界命运悲哀的人们，／从那命运幸福的人们之宝库里，／夺来我们所应有的一切！⁽⁶⁴⁾

这种“既然什么都没有”，于是“怎顾惜人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知道无产者的命运是悲哀的，／所以我们诅咒有产者野蛮而恶劣”的伦理逻辑为紧随其后的暴力——“破坏！彻底地破坏罢！”——提供了合法性的解释。钱杏在评论蒋光慈此诗时写道：

光赤是一个无产阶级者，他所希望的世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他所希望的世界，要如《新梦》中的“将来之花园”；他所希望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崩溃以后的世界。他想建设的是经过“艺术的暴动”（列宁说：暴动是一种艺术）后的世界。⁽⁶⁵⁾

蒋光慈作品中时时不忘渲染的革命现场的暴力图景正是出于这种经过“艺术的暴动”而建设无产世界的信念，从《少年漂泊者》开始，将资产的有无与道德上的善恶相挂钩的革命伦理，就是蒋光慈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这种革命年代里浪漫的正义，对无产阶级的同情与自身的底层处境相呼应，也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路数的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3．“第三种人”的道路：“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

相较于激进左倾的社会学系和右倾的英文系，施蛰存和戴望舒所处的上大中文系显示了较为中立的色彩。施、戴二人在上大期间结识了丁玲，并参加了文学团体“青凤文学会”，而与二人私交深厚。当时还在上海南洋中学就读的戴克崇——也就是后来以“第三种人”身份向“左联”发难的杜衡，也是该文学会的成员。⁽⁶⁶⁾

初入上大的施蛰存和戴望舒像当时的激进青年一样怀抱着有关革命的浪漫想象，上大的经历使他们亲临革命现场，方才发现“上大为宣传学校，气象虽新，实非学府。自愧不能参加革命行动”，⁽⁶⁷⁾也知道了“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⁶⁸⁾日后与左翼文学若即若离的态度，“第三种人”的自我身份取向显然与他们在上大所获得的对“革命”的认识相关甚深。

三、从瞿秋白到“韦护”：一个“革命的浪漫谛克”形象的生成

1924年开始在上海大学任教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在慕尔鸣路瞿秋白的住处第一次见到瞿的印象：

瞿秋白从上海大学教了书回来，呢帽，西装，革履，服装如此整齐的同志，我从来未曾见过。

他称瞿秋白为“洋场才子”，与“乡下秀才”蔡和森对比鲜明。⁽⁶⁹⁾郑超麟的描述在杨之华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杨忆及自己第一次听瞿秋白的社会学课时的印象写道：

他穿着一件西装上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⁷⁰⁾

瞿秋白的这一形象后来衍展成为丁玲小说里的“韦护”：

丽嘉并没有注意到。却转过脸去，拿眼在瞅韦护的新洋装了。简直是一种专为油画用的那沉重的深暗的灰黄的颜色，并且显然还是那精选的呢片，裁制得是那末贴身。真使人一想起那往日蓝色的粗布衣，就觉得要好笑，仿佛背项都为这有直褶的衣，弄得昂藏了。丽嘉又去看他脚，是黑漆的鞋，在反射出蓝色的光，整齐得适与那衣裳相配合。发是薄薄的一片，染了一点油，微微带点棕黄，软软的、松松的铺在脑盖上。在上了胶的白领上，托出一个素净的面孔来。⁽⁷¹⁾

再经钱杏阐发，就成了“革命的浪漫谛克”的代表形象之一：

韦护本来是一个很罗曼谛克的青年，“以流浪和极端感伤虚度了他的青春”。但后来因着“新的巨大的波涛”的推动，“他有了研究社会主义的趣味”。……后来，他就遇着了那非常罗曼谛克的丽嘉。他不自觉的陷于恋爱。⁽⁷²⁾

上大时期的瞿秋白以博学多才、精致优雅，叠合了“革命者”和“洋场才子”的形象赢得学生的崇拜，然而正是这一形象为他自己后来极力批判的“革命的浪漫谛克”文学模式提供了参照，案例之一，就是丁玲的小说《韦护》。

上大的经历显然对丁玲书写革命有着重要影响，尽管其时她“还显得是一个‘莎菲女士’的姿态”，⁽⁷³⁾最早也是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影响的是小说《韦护》。在丁玲的创作历程中，《韦护》向被视为她的第一次转型之作，也是最后一部“莎菲”式的小说。此前的作品贯串的都是“梦珂”、“莎菲”们“一个人的战争”，而《韦护》则立意要写一个革命者的故事。其中的“S大学”即指上海大学，作者后来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是一篇以求学上大时期的生活为背景，以自己眼中“最好的教员”⁽⁷⁴⁾瞿秋白为原型的小说。⁽⁷⁵⁾《韦护》所记述的可以说是上大时期的丁玲，用“莎菲女士”之眼观看到的都市、“革命”与“革命者”。

小说对两位女主人公再次来到上海的感受做了如下描写：

一切都格外喧哗。她们从那沉闷的车厢跳出时，直是像闯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她们想到去年离开这儿的时候了。她们站在船头上，骄傲的摇着手巾，向那些高大的建筑物，那些龌龊的脸，以及一切遗留在记忆里的权势，狡猾，卑鄙告别，她们愿意不要再来了。谁知时间还不到一年，又觉得无路可走的一样，又来到这里了。她们带点好奇的心，接受了这不堪的嘈嚷，在人堆中挤着向前去。⁽⁷⁶⁾

对于丽嘉和珊珊这两位闯入者而言，上海这座现代都市是“另外一个世界”，喧哗、龌龊、势利、卑鄙。她们曾经“骄傲的”选择离开，然而终于在“无路可走”和好奇心的驱使下重新开始洋场冒险。

男主人公韦护，是洋场才子，也是职业革命家。在小说开始时，他带着遍历声色后的厌倦登场，相信唯有革命才能使自己兴奋，他的经历集中了那个年代的“浪漫”所必须的所有要素，用小说中柯君的话说，就是“那里有的是酒！有的是音乐！有的是放浪和自由！有的是诗！……而且……有的是女人”！⁽⁷⁷⁾当然，还有革命。

在与韦护初次见面时，丽嘉颇具挑衅意味地自我介绍道：“我是丽嘉，一个乡下女人！……你是很自谓的一个社会革命者。”^⑤对于以“乡下女人”的身份与“社会革命者”的韦护针锋相对的丽嘉来说，韦护也是这个充满着异数与变数的城市的代表，无论是“革命”还是“都市”，都是异质的，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韦护》中革命者的形象一如丁玲此前的那些小说所展示的，并不那么令人喜欢。丽嘉对革命者的厌恶并非源于他们所奉持的主义，而在于这些革命者——也是韦护在S大学的同事们身上散发出的与这个城市同质的势利与世故，正是他们时时地干涉、嘲笑最终断送了两人的爱情。

原来便有一部分人是不满意他的有礼貌的风度的。有的很苛责他过去的历史。然而都不外乎嫉妒。现在呢，都找到攻击的罅隙。说他的生活，他的行为，都足以代表他根本的人生观。说他只是一个伪善者、投机者。仲清竟到学生前也说起他的坏话，他公开他的住址，这一向本都是秘密着的，他要这些人去参观，那只是像一个堕落的奢糜的销金窟。⁽⁷⁸⁾

这部被认为是描写了“‘革命的信心’克服了‘爱情的留恋’”⁽⁷⁹⁾的小说讲述的其实是一个“乡下女人”试图用爱情救赎洋场浪子、但很快又被这座城市以“革命”的名义断送的故事，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背后是卑鄙世俗与纯真爱情的冲突。丽嘉是“Modern Girl”，也是“乡下女人”。作为前者，她以放浪形骸的激进姿态反抗传统的乡土社会，带着“意识形态上的‘傲气’”⁽⁸⁰⁾一次次地闯进现代都会；又为了“乡下女人”的自尊一次次地离开。《韦护》中的“S大学”正是十里洋场具体而微的象征，向丽嘉们展示着这个城市的冷酷与卑俗。至于现实中的丁玲，也重复了这个“离开—归来”的故事，当年的同班同学施蛰存对丁玲离开上海与上海大学有过如下记述：

一九二四年暑假后，丁玲离开上海大学而到了北京。据她的谈话，这次北游，是为了北京“思想好”。这也反映出她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这些上海青年是瞧不起的。⁽⁸¹⁾

然而不久，丁玲还是回到了上海这座令她爱恨交加的城市，而使她最终在文坛上赢得声誉的，还是那些以“乡下女人”自居的“Modern Girl”们的故事。

上海大学出现在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转折期，从实验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一系列转折正是从这时开始，而瞿秋白作为20世纪初面临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碰撞的转型期知识分子，他的“上大规划”也折射出从“五四”时代到后“五四”时代的继承与嬗变。

另一方面，这所本于政治目的建设的大学，将游离出乡土社会的波希米亚们——正是他们构成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主要作者和读者——聚集起来，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观看和体验“现代”与“革命”的都市空间，由此生发出后来形诸左翼文学的许多映象与想象。30年代左翼文学中的诸多关键词语“小资产阶级”、“革命加恋爱”、“革命的浪漫谛克”、“都市”、“暴力”、“同路人”等都可以在上海大学时代找到，这或许可以为解答当年阳翰笙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那时几乎无例外的大都去走浪漫谛克的路线”⁽⁸²⁾提供启示。

【注释】

(1)程永言：《回忆上海大学》，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45页。

(2)原载《孤星》，1924年3月25日，第5期，转引自王家贵等编：《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页。

(3)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28页。

(4)参见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王家贵等编：《上海大学》；王关兴编：《瞿秋白与上海大学》；汤淑敏等主编：《瞿秋白研究新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537—548页。

(5)②　瞿秋白：《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27页、第127—128页。

(6)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19页。

(7)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703页。

(8)瞿秋白：《饿乡纪程·五》，《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30页。

(9)瞿秋白：《饿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25页。

(10)瞿秋白：《赤都心史·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14页。

(11)瞿秋白：《饿乡纪程·五》，第31页。

(12)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月版。

(13)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705页。

(14)瞿秋白：《饿乡纪程·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8页。

(15)瞿秋白：《饿乡纪程·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08—109页。

(16)《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194页。

(17)胡适在1923年的日记《山中杂记》中对此次会面有如下记载：有一天，瞿秋白从广州来看我，谈及广东近状，有一句话最为中肯：“沈、陈败了，广东是杨希闵的；沈、陈胜了，固不消说。”我问他道：“你们（仲甫们）究竟能不能说话？”他说：“可以说百分之一的话。这回中山对我们宣言，说再等一个月；无论胜败，他总是要走的；广东他不要了。”且看此言能否实行。仲甫近来的议论，颇有变动，似稍有觉悟了。秋白也如此说。最近仲甫有一信，态度似很恳切，记其一段如下：“我们发行的《前锋》（月刊）由弟编辑，三四日内即出版，收到时求吾兄细看一下，并求切实指教。此报为我们最近思想变化之表现，视前几年确有进步，尚望吾兄不客气地指示其缺点。弟实庵白。七月五日。”载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23—192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08页。《瞿秋白年谱长编》载：1923年7月“10日左右　在杭州烟霞洞拜访于4月至杭疗养的胡适。在交谈中．胡适提出介绍秋白去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建议。”见姚守中等编：《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0页。《俞平伯年谱》载：1923年“7月中旬初　应邀陪瞿秋白到烟霞洞访胡适。”见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0页。

(18)《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213—214页。

(19)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285页。

(20)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704页。

(21)瞿秋白：《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32页。

(22)瞿秋白：《饿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25页。

(2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15—191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2页。

(24)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月版，第172页。

(25)③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月版，第619页、第625页。

(26)瞿秋白：《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原载《上海大学周刊》1924年第1期，《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536页。

(27)瞿秋白：《致郭质生（二）》，《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

(28)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312—313页。

(29)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0)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75、466页。

(31)②　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711页、第704页。

(3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15—191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00—605页。

(33)③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64页、第476页。

(34)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11页。

(35)瞿秋白：《“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87页。

(3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15—191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61页。

(37)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6月版，第120页。

(38)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6页。

(39)“1924年2月19日，青云路迁至公共租界西摩路新校舍，并租时应里、甄庆里、敦裕里民房为师生宿舍”。《上海大学大事记》，王家贵等编：《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24页。

(40)周启新：《上海大学始末》，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40页。

(41)王家贵等编《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1页。

(42)薛尚实：《回忆上海大学》，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95页。

(43)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28页。

(44)④　《阳翰笙同志的回忆》，王家贵等编：《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83—84页、第84页。

(45)王家贵等编《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6页。

(46)刘锡吾，四川人，上海大学学生，1926年与杨尚昆一同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47)《访问刘锡吾同志记录》，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12页。

(48)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08—109页。

(49)施蛰存：《浮生杂咏》，《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2页。

(50)原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1924年12月，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30页。

(51)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88页。

(52)《阳翰笙同志的回忆》，王家贵等编：《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82页。

(53)施蛰存：《〈文艺百话〉序引》，《北山散文集（二）》，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460页。

(54)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14页。

(55)方英：《丁玲论》，《文艺新闻》，1931年8月31日，第26号。

(56)参见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傅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李初梨《从牯岭到东京》、钱杏《从东京回到武汉——读了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以后》、《茅盾与现实》等文。

(57)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号。

(58)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0页。

(59)⑤　茅盾：《幻灭》，《小说月报》，1927年，第18卷第9号。

(60)赵：《〈从牯岭到东京〉的发表及钱杏态度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61)见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文后编辑委员会按语，《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5期。

(62)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搭利来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创造月刊》，1929年，第2卷第6期。

(6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钱永祥等译：《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210页。

(64)蒋光慈：《我们是些无产者——代文学专号宣言》，《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1月16日。收入《哀中国》时改为《我是一个无产者》，初版中的“我们”也相应改为“我”。

(65)《哀中国》，《阿英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675页。

(66)“青凤文学会”刊载于《民国日报》上的成立宣言署名“李灏、戴克崇、叶黄叶、施蛰存、戴朝肕、张豪同启。通讯处暂为：上海大学施蛰存转”。《上海大学底两个文艺团体》，《民国日报》，1923年12月7日。

(67)施蛰存：《浮生杂咏》，《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页。

(68)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29页。

(69)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6—207页。

(70)杨之华：《忆秋白》，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88—89页。

(71)丁玲：《韦护》，《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2号。

(72)黄英：《丁玲》，《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200页。

(73)施蛰存：《丁玲的“傲气”》，《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09页。

(74)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75)参见丁玲《我的自白》、《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等文。

(76)丁玲：《韦护》，《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2号。

(77)⑤　丁玲：《韦护》，《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1号。

(78)丁玲：《韦护》，《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5号。

(79)黄英：《丁玲》，《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204页。

(80)④　施蛰存：《丁玲的“傲气”》，《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08页、第109页。

(81)施蛰存：《丁玲的“傲气”》，第109页。

(82)华汉：《地泉重版自序》，《地泉》，湖风书局1932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