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对中印交往的影响

不可否认，中印关系从官方外交来说进展顺利，高层接触频繁，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都达成了相近的立场和共识，例如能源问题、气候变化、核问题、新金融市场秩序等等。但是由于从2005年之后中印之间媒体报道出现了负面化的态势，使得各界对中印关系都忧心忡忡。然而媒体报道对两国交往的影响是间接的、长期的，只能通过具体事件来表现。因此下文选取了两个案例，通过梳理分析来阐释中印媒体报道对中印交往产生的影响。

一、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以2013年中印边界的“帐篷对峙事件”为例。2013年4月23日，《印度时报》率先援引军方人士的消息报道，约50名中国士兵在4月15日晚“越过边界”10公里，“入侵”了克什米尔地区印控拉达克以东的比尔特地区，并在次日安营扎寨。印度边境警察部队随后赶到距中国营地300米处扎营，所谓的“帐篷对峙”就此拉开。由此拉开了印度媒体大肆热炒中国“入侵论”的序幕，印度各路媒体开始轮番炒作“帐篷对峙”，以受害者的身份大肆攻击“中国入侵”。《印度斯坦时报》4月28日则在题为“the iron fist in the velvet glove（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拳）”的报道中，提醒印度政府在处理所谓中国“入侵”问题时要“软中带硬”。文章宣称，由于印度在边境地区加固工事、建设基础设施激怒了中国，中国采取此前的老办法，寻求制造边境冲突来“羞辱”印度，逼迫印度同意给予中国政治让步，并且暂停印度军方边境线的工事建设。^[1]除了上述纸质媒体的炒作，印度的一些电视台也在恶炒“帐篷对峙”事件。由于印度部分媒体大肆炒作，从4月26日开始，在印度的查谟、新德里等地出现了游行示威，抗议中国的“入侵”。和言辞激烈的印度媒体相比，印度和中国两国官方对此事的回应比较冷静。

对于印度部分媒体炒作中印“帐篷”对峙事件，中国外交部表示不能同意有关中国边防部队“入侵”印度领土以及中国挑起中印边境地区紧张局势的指责，当边境地区出现问题时，双方应该通过有关机制和渠道友好磋商解决。印度总理辛格4月27日在首都新德里首次就此事表态称，目前印中两国边界所发生的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局部问题，两国正在进行对话，可以和平解决。他同时提出警告称，恶意炒作和挑衅行为将破坏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的关系。印度外长胡尔希德也发出警告，不应允许（“边界对峙”）事态发展阻碍中印双边关系，影响李克强总理5月访问印度的行程。^[2]“帐篷对峙”事件发生后，两国进行了多次磋商谈判，最终达成同时撤出的共识。

观察整个事件的过程，印度部分媒体在边界问题上渲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入侵论”，煽风点火，破坏了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也不利于双方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在此事件发生之前，印度在中印边境东段争议地区大力兴建基础设施，不断加强军事存在，在领上问题上施放强硬言论，打所谓的“民意牌”以及诱使外部影响介入等，使本来就非常复杂的中印边界领上争端变得更加复杂。^[3]但在此种氛围下，中印官方层面处理该事件极为克制冷静，积极谈判，寻求合理的途径解决问题。中印官方层面在此事件中表现出处理边界问题上成熟冷静的政治态度，政策层面上来看并没有受到近年来部分媒体负面报道的太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媒体在此次事件中并没有进行过多的炒作，当然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坛情况吸引了中国媒体大部分的注意力，但是一些网民对此的评论依旧显得偏激不客观。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不难看到印度媒体背后各种势力的身影，尤其最常见的是代表印度军方、准军事机构以及情报部门的势力。它们试图以夸大“中国威胁”以争取增加军费的同时，还希望利用英文媒体来进一步影响本来就对中国存有疑虑的印度公众舆论，通过这种舆论向印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对中国的挑战立刻作出回应。^[4]而政治势力团体也在通过媒体以中印边界问题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印度社会党领袖、前防长亚达夫就抨击执政的“团结进步联盟”对中国部队“跨越实际控制线”一事“毫无作为”。印度雷迪夫网站报道印度反对党－人民党主席拉杰纳特·辛格4月28日要求外长胡尔希德取消5月9日的访华计划，并支持印度陆军接管发生“对峙”事件的拉达克地区。^[5]从上面可以看出，印度政客的大肆炒作都有自己的政治考虑，把“帐篷对峙”事件当作向执政党施压、获得政治利益的工具。其实每次到中印即将开展高层交往前，通常媒体都会拿出“中国入侵印度”或者是“中国威胁论”大肆炒作一番。除了因为1962年边界冲突造成的印度国内民众普遍存在的“受害者心理”以外，还有就是背后有印度自身政治生态的结果。

二、对公众认识的影响

如果说边界问题涉及的是中印官方双边关系的交往，那么2012年发生的“义乌事件”不得不说是在非官方层面对公众认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2012年在浙江义乌发生了几起印度贸易商和中国商人的纠纷。为此在印度掀起了轩然大波，印度驻华大使馆两度提醒印度商人近期不要前往义乌进行商务活动。印度多家媒体大肆报道了纠纷中的义乌商人的情况，例如遭到了监禁和殴打。而在之后印度驻上海总领馆外交官巴拉钱德兰在浙江义乌陪同两名陷入法律纠纷的印度商人出庭时，突然晕倒。《印度时报》在2012年1月份对此事件进行了头版头条的报道，但是新闻标题诸如“印度官员在中国因被拒绝给药而昏厥”“义乌是被利益所驱动的无赖城市：商人们在中国面临法律障碍”（Yiwu：A Rogue City Run by Profit，Trades Face Legal Hurdles in China）^[6]等等，这样带有极强挑动性和暗示性的字眼，刺激着读者的神经。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巴拉钱德兰是去义乌为两名印度商人提供领事保护。这两人因所在公司拖欠债款且公司老板逃跑而被当地人扣留。报道称，12月31日，巴拉钱德兰陪同两名印度人参加庭审时，“在7个小时里不能离开法庭，致使他晕倒”。《印度快报》则称，现年46岁的巴拉钱德兰患有糖尿病。在长达数小时的庭审中，中方拒绝提供食物和药物，在他试图离开法庭时，遭到当地商人的“粗暴对待”，随后他昏了过去^[7]，但是中方认为印度媒体夸大事实。

此次事件最有意思的在于双方媒体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交流。《环球时报》对此发表了一篇由中国教授撰文的关于此事的观点文章，引起了印度大使馆和媒体的激烈反应，因为该文中透露出对三名陷入商业纠纷的印度商人实施绑架和殴打这样的行为具有合理性的态度。这是印度大使馆首次向一家中国报纸发出公开信，并在使馆网站上作了刊载。它告诉《环球时报》的编辑：“这种观点大行其道，而且你们的报纸还大肆宣扬它，只会导致我们更激烈的反应。”这在印度网上也引起了激烈反应，但是很明显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觉得印度官方不作为，中国始终是西方报道中那样不具有法治环境的国家；一种是有接触过中国表示中国商贸环境并没有描述的那样不堪。^[8]

随后《环球时报》在事件逐渐平息后，做了一次深度分析报道，解析了印商风波为何引起大纠纷。首先，义乌作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基本进行的是低端外贸，为此货款流非常重要。前往义乌的印度商人大多是个体商人，具有冒险精神但资金欠缺，很多印度商人都不和印度驻中国大使馆或者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联系，印度官方对他们的情况也不掌握，商贸双方在语言交流上有极大的困难，而低端贸易在操作流程上经常存在手续缺陷，这就导致生意来往没有了法律保障，只能靠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诚信，一旦这种诚信出现问题就会引起大的风波。而印度方面对该事件也有相似的分析报道，《印度教徒报》在2012年1月7日第10版发表未署名社论——《从义乌获得的教训》，该文认为这一事件对中印双方都是一次教训。它强调必须尽快建立一种非政府机制，以协调处理类似事件。该文以呼吁加强中印民间往来和公共外交的一段话结束。^[9]

三、应对中印媒体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对公共外交的特征作了精辟的概括：“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通常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10]由此可见，在政府主导公共外交活动的同时，也应发挥其他两类行为主体的作用。加强公共外交、加强民间交往进行非官方层面的交流是目前中印关系中面临的当务之急。

（一）加大文化层面的交流

中印两国政府在中印公共外交中做了大量工作，例如2006年正式启动了中印文化年，2011年双方又启动了中印交流年活动，双方还各派出500名青年互访。近些年也有学者提出“中印大同”的概念^[11]，中印双方都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并发表文章。但从总体上看，自发的民间交流活动还是以经济交往为主，而社会精英之间的认识交流活动并未得到相应加强。以印度青年学者Pallavi Aiyar以自身来华访问经历写成的游记《雾里看花的中国体验》（Smoke and Mirror：An Experience of China ）为例。该书涉及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对中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比较、中印民间交流现状以及一些中印之间的敏感问题（如西藏问题等）。但很明显，作者在游记中对中国各个侧面的描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表现出以她为代表的一部分存在意识形态偏见的当代印度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文化和现实的误读和曲解。这也说明中印关系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矛盾和误解，中印两国民间交流严重不足。^[12]

某些印度媒体对华报道持负面立场，这也与中国相关人士在印度没有直接发表言论文章有一定关系。由于没有中国方面观点的引导和互动交流，印度媒体和公众自然倾向于采纳西方关于中国的观点态度。前边分析文化层次的原因时提及，印度媒体喜欢发表或转载包括华裔学者在内的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述评，但却罕见发表由中国政治家或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文章，就算有引用中方新闻观点，多是选择一些挑动话题性和对立性的新闻报道，深度客观的分析文章基本上难觅踪迹。^[13]因此，中方学者、精英阶级应多直接在印度媒体上表达观点态度，积极主动地介绍中国现状和核心文化价值，例如以人为本、廉洁奉公、诚信笃实、兼爱非攻等等^[14]，并且针对印度的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我们也应当突出传达所遵循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原则，让印度从传统的西方经验历史惯性中作出更加清醒的认识。

民间往来包括青年往来、旅游互访、教育合作、相互到对方国家留学等多项内容，基本上以上这几样可以说都处于初级状态，都具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展。中方也应该加大在电影、书籍等文化娱乐业的投入，增加中国文化名著以及通俗读物的翻译语言的种类，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尽力令翻译作品与原著达到信达雅的地步，令受众产生与原作读者相同的情境感受，令其最大限度地了解与体会中国的民俗及文化。^[15]也应该大力培养中印之间的“民间大使”，身处国际舞台的文化名人、体育明星，其言行、态度和外交素养，往往能展示和宣传一个国家、地区的形象，甚至能开拓特定的市场，起到政府外交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这一类人，可以称作“民间大使”。因此多多将姚明、成龙、李娜等等此类有一定世界级影响的名人打造成民间文化大使的形象是十分必要的。

（二）改变刻板的外交方式

加强我国驻外使馆与地方民众及社团的直接联系。外交使节应该走出传统的外交模式，增加与当地民众直接接触的机会。在中美建交之前，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在此期间老布什经常骑自行车到北京的市井小巷，为此获得了“自行车大使”的称号。这一走向民众的姿态的确向北京市民展示了美国的友好与和善，从而改进了美国人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我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驻日期间以“以民促官”为外交宗旨顺利为中日关系破冰。他在日本期间特别注重民间和文化交流的作用，推动中国文化年活动举办，向普通公众开放使馆，帮助中国艺术家搞演出、开画展，日本各界对他均怀有好感。以上这些例子对我国驻印使节来说不失为一种启示。

中印媒体在两国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有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双方政府对媒体的引导和沟通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问题。事实上，媒体在中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反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2010年4月曾表示：两国媒体的“尖锐声音和过度激动的评论”可能导致“看法波动”，破坏两国关系。他还指出：“世界变化得如此迅速，国际体系中的不确定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印度和中国都经受不起因为不了解对方而导致的政策上的误解或扭曲。”^[16]针对中印媒体报道这种不良态势的现状，如何应对媒体报道带来的影响也成了新的课题。首先必须大力提升我国外交人员应对媒体的能力，加强应对媒体知识、技巧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在提升、培训的内容方面：一是让外交官认识媒体，了解媒体的功能、价值和本质，特别是要了解境外媒体的特点；二是要了解媒体是如何制作新闻和发布信息的，熟悉媒体的流程特别是议程设置方法；三是掌握和媒体打交道的方法，把握好应对媒体的尺度；四是认真总结、继承和发扬已有在应对媒体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17]，特别注意学习借鉴西方外交人员和媒体打交道的方法，善于借助媒体开展公共外交活动。

（三）提高新闻媒体素养的要求

为了营造健康友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必须高度重观印度媒体的对华负面报道对中印关系的潜在影响。按照沃尔特·李普曼的“虚拟环境”理论，他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创造了公众头脑中关于现实世界的图像，报道新闻的媒介也是创造环境的媒介，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在媒介的包围下，不可避免地处于媒介所创造的一个虚拟环境——“一个假世界”中。^[18]因此提高新闻从业者的素质很重要，国际新闻报道一方面以世界各地为报道对象，另一方面是向本国说明他国。向本国说明他国体现报道者认识世界的角度，报道者认识他国的角度毫无疑问会影响他国对受众的认识，也会影响本国公众对世界的认知，从而影响本国公众对他国的反应方式，而本国公众对他国的反应方式又直接影响他国公众对本国的看法。^[19]因此提高国际新闻从业者的素质显得格外重要，媒体在做报道的时候应该考虑从业者学历、经历、语言能力、信息来源等情况，从而增加所报道内容的可信度，不然就会出现夸大事实甚至恶意制造假新闻的现象。例如2009年，几则涉及中印海军在亚丁湾大比拼的消息在中印媒体上广泛传播。该新闻实为中国媒体杜撰或者夸大，经由中国香港具有相当公信力和影响力的英文媒体传播。这样的情况不仅会造成国际笑话，也对双边关系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20]

四、结语

印度是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之一，中印关系在历经多次起落后在近年出现了平稳发展的走势，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增强，政治关系得到明显改善，民间往来增多，安全与军事领域的互信建设措施继续维持。2005年3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印度等南亚国家进行了重要访问，访印期间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宣布2006年为“中印友好年”。中印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受到普遍关注。^[21]

但随着中印两国的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以及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和国家利益差异，中印在发展双边关系中也出现了冲突与合作并存的现象。同双方官方交流呈现出的友好气氛相反，印度主流媒体所表现的中印关系总是给人一种“紧张和摩擦不断”的印象，而中方媒体对印度的形象的反映也继续停留在比较单一化的形态，甚至非官方中印媒体的报道多呈现出负面态势。特别是印度媒体在2009年秋季出现“集体对华歇斯底里”事件之后，西方媒体据此得出“中印之间冷战已经开始”的荒谬结论。^[22]印度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符合一些印度民众视中国是印度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双重对手的臆想，也挑起了一些印度读者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印度主流媒体大肆炒作“中国入侵论”和“中国威胁论”，既满足了印度主流媒体出于经济考虑的市场需求，又满足了现代印度民众对于一个有历史纠葛的邻国崛起的精神想象。另一方面，中国部分媒体近些年对印度的报道也充满了一种简单的地缘政治成见，大肆炒作印度媒体针对中国的负面观点，甚至出现故意矮化印度的倾向，并对印度的“大国梦”显示出一种轻蔑和藐视的态度，其中也包含了肤浅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23]观察2013年“帐篷对峙”的全过程，印度部分媒体在边界问题上渲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入侵论”，但中印双方高层在处理事件时却十分克制冷静，寻求通过积极对话合理地解决问题。因此，虽然中印双方的媒体都存在着相互矮化的情绪性报道的倾向，但它们的影响并未发展到足以改变印度对华政策定位的地步。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印媒体报道一年比一年呈现出多元化色彩。中国媒体对印度的新闻报道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并对现代印度也有了相关的正面介绍和报道。例如人民网在2013年大幅度提高了对印度普通社会事件的关注度。但是如果印度媒体保持着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基调不变，将对双边非官方交流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提高双方媒体从业人员的新闻素养，加大双方多层次民间交流的力度，特别是重视深层次的社会精英之间的交流，减少此前中印交往中出现的矛盾和误解，消除中印双方认知中西方文明现代性话语的影响，已经成为当今中印交往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中印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共同点。两国之间虽然有竞争，但并不构成威胁，双方应该积极地帮助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国际新闻话语秩序，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积极、客观地看待对方，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减少误读。^[24]加强中印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促进双边关系进入良性轨道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注释】

[1]“The iron fist in the velvet glove”，http://www.hindustantimes.com/punjab/chandigarh.

[2]“Ladakh incursion by china is a localised matte khurshid”，http://www.rediff.com/news/interview.

[3]杨值珍：《印度制造中印关系不和谐音原因探析》，《南亚研究》，2010年3期。

[4]唐璐：《印度英文媒体的生存环境及其中国报道——从2009年印度媒体“集体对华宣战”说起》，《对外传播》，2010年第4期。

[5]陈小茹：《印度反对党炒作“边界对峙”　执政党主张低调处理》，《中国青年报》，2013年05月04日。

[6]尹锡南：《2011年来印度英文媒体对华报道的基本动向》，《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3期。

[7]“Detained indian traders in chinese hub are fearing for their lives”，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

[8]“Irate India questions rule of law in China”，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world.

[9]“lessons from yiwu”，http://www.thehindu.com/opinion/editorial.

[10]赵启正：《中国登上公共外交世界舞台》，《秘书工作》，2010年第6期。

[11]谭中：《“CHINA”加“INDIA”等于“CHINDIA”》，《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

[12]尹锡南：《“雾里看花”：印度记者的中国观察》，《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4期。

[13]尹锡南：《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中印关系新视野》，《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2期。

[14]张立：《发展中印公共外交：背景、意义及路径》，《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4期。

[15]孙巍伟：《软权力下的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中国科技信息》，2012年第15期。

[16]唐璐：《印媒集体反思对华态度》，《国防时报》，2010年4月。

[17]叶皓：《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

[18]沃尔特·李普曼，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9]钟新：《公共外交视野下的国际新闻报道理念》，《新闻与写作》，2011年第3期。

[20]唐璐：《中印媒体在消除彼此误读中的责任》，《对外传播》，2010年第5期。

[21]张力：《中印关系与印度对华政策及其战略思维》，《南亚研究季刊》，2005年第4期。

[22]唐璐：《印度英文媒体的生存环境及其中国报道——从2009年印度媒体“集体对华宣战”说起》，《对外传播》，2010年第4期。

[23]尹锡南：《近年来中国媒体对印报道及相关问题简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

[24]严怡宁：《印度的“大国梦”与中国形象的媒体呈现——以〈印度斯坦时报〉涉华报道为例》，《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