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研究指标的设定与统计
1.分析指标的理论前提
本书将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分析美国涉华舆论，并透视舆论三大主体——政府、媒体和公众的互动。研究的分析指标与下列几个具体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它们是涉外舆论对国家利益展开分析时，争议最集中的问题。
1.1 国家利益的内容分布和排序
一般情况下，一国的根本利益指的是国家存续的基本条件，但是对一国而言，这一简单概括不足以应对不同的具体情况。国家利益的内容其实非常复杂，包括多种方面，并且不同方面的侧重排序也会视具体情况而变。就国家外交政策而言，对国家利益内容的科学分析是制定政策目标，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学者们到目前为止也很难给定一个统一的内容以及排序方式。
方长平曾总结了两种模式[169]一些学者通过观察国家制定的政策，寻找反复出现的行事方式，从中进行推断。比如布兰兹通过系统考察美国外交史的演变，将安全、繁荣和民主列为美国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并强调三者关系密不可分。[170]
还有一些学者依靠逻辑推理和归纳来进行分析，作出更抽象和概念化的判断。一般都认为国家生存或自我求存是头等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其他一切都明显地取决于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约瑟夫·弗兰克尔建议从“运用”、“期望”、“争论”三个层次来理解。运用层次可以了解国家短期政策，期望层次有助于了解长期政策，争论层次则有助于学者了解、解释以及批评国家行为。[171]
为了加强国家利益概念的实践意义，更好地为外交政策服务，对国家利益内容的研究开始从泛泛的研究发展到强调国家利益的层次研究上。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就这方面做了尝试。它将国家利益分为四层等级：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根本利益是指美国国家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存在，以及国人所理解的幸福条件。极端重要利益是指如果国家在所面对的威胁面前妥协的话，在世界维护自由、安全和幸福的目的就会受到严重影响。重要利益是指国家如果妥协将会对政府维护本国根本利益的能力产生消极影响。次要利益是指如果这次利益受到危害，它们对美国的根本利益不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样的层次分析避免了以往对国家利益的分析要么失之过于粗略抽象，要么形成大杂烩，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决策过程中，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有了轻重缓急的前后选择。[172]
因此国家利益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还具有不同方面排序的复杂性。
1.2 国家利益是私利、互利还是利他
国家利益是否纯粹自私，现代社会国家利益应该如何与国际利益协调？这个问题也一直引发争议，并且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是强调国家利益私有性的典型代表。在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关系逻辑下，国际政治就是各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进行权力斗争。同时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要生存，就必须关注自己与其他国家对比的相对收益，因为相对实力是它们安全和独立的最后基础。[173]
自由主义学派则强调在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多样性的基础上，国家利益不再作为一个相对的整体出现，从而进一步提出“相对依赖”的理论。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之研究》指出，国际体系是国家间相互作用的系统，共同存在要求国家有足够频繁的交往。国际社会则是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共同规则和共同运作机制的国家群体。他认为，国际秩序的根基在于国际社会成员在维持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目标方面，有着最起码的共同利益：他们都需要安全，希望免遭任意的暴力攻击，都期望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使得国际关系和国际行为有起码的可预料性和连续性，都需要保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等。[174]安德鲁·斯科特强调，国际相互依赖使得重新定义国家利益概念变得至关重要。国家必须用“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利益”（多国的、跨国的、甚或全人类的利益）补充或代替“国家为中心的利益”。因此，一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已远不止是谋求合理的国家利益，还必须包括履行对整个国际体系乃至全人类的义务，而决策权的拥有者必须相应的扩大到包括与跨国利益、全球利益休戚相关的所有公众在内。[175]
建构主义代表温特从身份概念出发认为国家也有内生于国际体系的，由国际社会赋予的集体身份。温特认为自我利益不意味着无视他者利益，也不意味着拒绝与他者合作或帮助他者。在国际体系里，国家会通过学习相互认同，习得额外的集体身份，形成超越国家本身的群体认同的“同心圆”。并且在涉及许多共存的根本问题上，国家已经获取了某种程度的集体利益。[176]这种认同把这个集体的文化以及一般化的他者作为对自我悟知的一部分，它促使行为体护持这一文化利益，把群体的幸福本身作为目的。[177]
星野昭吉则认为应该从适应国际政治结构的国际利益体系出发，来创造性地理解国家利益，新的国际体系应是“开放的利益体系”。从安全角度来看，世界处于核时代的“恐怖的均衡”，一国的军事行动会很快波及整个地区，以国境为防御界限的状况也不复存在，结盟形式的联合战略非常重要；从经济角度看，经济方面相互依存不断强化，贸易、技术交流打破政治界限；科学、沟通手段的革命性发展则培养了人类共同意识。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的发展以及多元国际组织的发展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的有组织化，是符合个人作用扩大的必要条件和国际利益协调要求的。为了使超出以往国家能力范围的全球问题得到解决，就必须不断推进国际化进程，应当尝试设定符合国际社会一般公益的“国际公益”。星野昭吉认为真正的国家利益应该最大限度地创造国际利益，不断扩大与国际利益间的共存率。
当然，他也指出在以往强调的“国家的至上性”正在减弱的同时，应当看到今天超越国家之上、行使国家机能的政治组织尚未问世的事实。现实的经济体制尚未超出国家组织的范畴，人们在心理上对国家的忠诚感依然根深蒂固。同时国际社会组织化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国家间的利益对立、不平等也需要解决。现代国家行政权不断膨胀的倾向与民主国家对外决策过程民主化的矛盾，也难以把握。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家仍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组织形式。
不过星野昭吉认为，长期来看，人类生活的中心将会逐步向更大的组织形式过渡，国家利益将最终丧失其有效性。目前核时代所要求的最现实、最合理的国家利益是，要使本国生存得以实现，必须采取以别国、国际社会整体的生存为目的的行为方式。在超越国家利益的行为中，国家利益将得到保证。[178]
可见对国家利益指向范围内的认定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1.3 谁的国家利益、谁决定国家利益
弗雷德·桑德曼认为，尽管有人说国家利益是社会内所有具体利益的总和和最高形式，但是这种说法是难以证实和运用的。一个现代社会所包含的利益是多种多样的——个人的、种族的、地区的、各种行业或职业的，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国家利益也不能仅仅简单定为具体利益的综合。除此之外，国家利益又与“民族利益”、“国民利益”、“公益”、“国家权力的利益”、“统治者的利益”有着复杂的关系。国家利益真的是一种可以客观测定的集体利益，是社会内部成员都可以平等分享，并高于一小批成员的任何利益吗？因此谁的国家利益以及由谁决定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和过程。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16世纪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利益的理念以“君主的利益”、“国王的利益”、“国王的意志”等形式出现，国家利益就等同于王朝的利益。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的利益代替了以往的语言。国家行为以“主权”为正当理由，国家拥有主权，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不仅握有对一切集团的绝对支配权，而且是维持和发展国家、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的代表。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国家权力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同时在这个阶段，市民等级作为近代民族的主导阶级，在以强有力的民族主义为武器与专制君主对抗的过程中，获得了“国民”的普遍认同，因此此时民族国家的利益也被强调为“市民的（国民）的利益”。不过在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转入帝国资本主义的阶段，无产阶级开始意识到自我存在，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主体，“市民的利益”开始受到挑战。[179]而到了当代，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进一步发展，国家利益的归属愈加复杂。
这一复杂性可以从这几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从利益结构来看，国家的利益、国家权力的利益和少数统治者的利益往往是等同的。这种利益与国民的利益、权利客体的利益、多数被统治者的利益存在着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通过分析国家的产生，认为国家利益的实质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说统治阶级的“局部利益”偷换了普遍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口号掩盖了私人利益或集团利益。
但是国家利益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1）任何统治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存在，必须履行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2）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某些非根本性问题上以及特定情况下可能有一致的利益，这些利益通常以国家形式出现，如面临帝国入侵等；（3）某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眼前利益对立，但从长远看，并未对立。统治阶级也能尽量满足这部分利益，从而使之上升为国家利益，如教育、医疗等；（4）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以及阶级力量的消长常常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作出让步。[180]
星野昭吉则从国家的双重属性角度进行了分析，即“公共性”与“阶级性”并存，国家的“政府”机构性与“国民”的共同性矛盾并存。二者有时能达成一致，必要时阶级性也可让位于公共性，但很多情况下还是公共性让位于阶级性。特殊利益通过利用国家权力的对他主体，获得并强化了少数集团的利益。[181]
但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利益与“公益”之间的一致成为公民对国家的要求，并且国家的存在是不可能脱离国民支持的，拒绝和否认国民利益无异于自杀。在此情况下，有美国学者乐观地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的三权分立的国家，有了监督机制和民主选举表达选民意志的保障，政府就可以较为公正地将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结合，最终确定国家利益是什么。在这一逻辑下，美国宗教团体可以表达他们的利益，各种民族团体可以表达他们的利益，美国制造商团体可以表达他们的利益，农业团体可以表达他们的利益……但是这样就能保证充分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182]因而反对的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确定最终是一个政治过程，也就是说，在公众对国家利益的内涵发生争执的时候，最终的发言权不是属于公众，而是属于决策者。这一本质决定了不能满足所有的利益。任何政治行动都会使一些利益得到维护而另一些则丧失。
国家利益的归属矛盾实在复杂，有学者试着这样对这一矛盾作了总结——虽然这种共同的公共利益在历史上极少以每个国民共同分享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国家首脑的利益、统治者的利益、政府的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平民的利益、被统治者的利益等，与真正的国家利益，即能够为每个国民平等分享的公共利益发生程度不同的分离、矛盾、冲突，但这种共同的公共利益却是存在的，而且就存在于这种分离、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合力之中。这种作为合力存在的公共利益，一般来说总是在不同程度上表达着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个人的利益，所不同的只是它表达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的利益的程度是不同的。[183]
1.4 其他国家在国家利益关系中的身份
如前所述，建构主义认为对利益的判定来自对身份的认定，国家身份是国家利益的前提，身份变化导致利益变化，同时利益是身份形成、变化的动力。因此国家如何认同他者的身份是国家利益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即“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184]。当然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际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当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时，人们往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来确定自身的位置，以着眼将来。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带来的是“自我”、“他者”的重新定义，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变，国家利益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185]。
温特曾分析了国际社会的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认为它们分别建构了不同的身份关系：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霍布斯文化中，行为体相互敌对，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状态。洛克文化中行为体的竞争对手关系使各国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而基于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则使行为体培育出朋友关系的身份和认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同体的利益。
不过国家作为具有人的社会特性的行为体，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身份等多重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186]各种身份根据行为体对其意义的重视程度形成一定的等级排序，因而有些身份是表层和次要的，而有些则是核心和根本的。对于国家来说，当身份出现冲突时，核心的需要往往胜出并居于第一重要的地位。但当某种次要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其重要性往往会超出没有受到威胁的重要身份。[187]一种认同，只有处于变动或危机当中，才会突显出它的重要性。[188]
因此对身份和国家利益的认定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国家在社会互动中塑造自我身份和集体认同，并且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身份或认同后，才能相对地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189]
1.5 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
那么如何实现国家利益呢，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该寻求什么样的途径呢？这个问题也一直存在着探讨和争议。
现实主义从权力—利益结构出发，把权力认定为一种支配性的控制能力。因此现实主义寻求权力的斗争途径是以强权和暴力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摩根索将寻求权力的斗争列为用以保持权力、增加权力和显示权力的维持现状政策、帝国主义政策和威望政策。而其维持现状的参照点正是战争结束时的权力分配，帝国主义则是旨在推翻国际现状、使国家间权力关系逆转的一种政策，仍是以武力为基础。而威望政策则是通过外交礼仪的象征和炫耀武力，其强权内涵昭然若是。
不过摩根索认为，权力的追求不能超越一国能力范围，因此也会受到限制。虽然摩根索也分析了道德、习俗、法律以及世界舆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但归根结底，他还是认为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性的社会，缺乏用以判断国家行为是否道德的国际标准，所以无法形成能够制止国家推行某项国际政策的世界公众舆论。至于国际法，分散化是其实质性缺陷，且没有国内法那样有权威的立法、执法机构[190]。
最终他认为有效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弱国的途径在于国际权力均衡。即通过分化组合使各国力量达到分布的大体平衡，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达到绝对优势和控制全局的地位。他分析了建立均势的五种方式：（1）将竞争对手分而治之；（2）重新划分领土疆界或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3）军备竞赛；（4）结盟；（5）由某大国充当两大对抗力量之间的平衡者。这依然是围绕强权和武力展开的，因此摩根索自己也承认，均势无法防止战争，有时甚至需要战争来维持均势。[191]
新现实主义的华尔兹的结构主义途径依然是以武力和强权为核心的。他认为，国际系统作为无政府的自助系统，暴力天然就是追求国家利益的途径。他认为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武力是决定国家间利益分配的终极，也是首选和常用的手段。当然，使用武力可能性的始终存在同时也可能限制了操纵行为，缓和冲突性要求，促进争端解决。因为倘若一方知道过度施压将可能导致战争，那么必然要考虑为了可能得到的受益是否值得去冒战争的风险。
另外国际自助系统还阻碍了国家间的合作，因为每个国家单元都对自身生存感到忧虑，他们关心的是相对利益，而非绝对收益。因此每个国家单元都担心合作带来的受益分配可能对他国更有利，于是合作行动受到限制。另外在目前的国际结构内，一国也会担心合作的开展会导致自身依附于他国，影响本国自给自足的生存能力。
不过，华尔兹承认当代社会战争的高昂代价，因此也试图提出国际事务管理的思路。他认为国际社会无法产生有能力的管理机构，而大国由于具有更大的权力，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对于如何进行博弈游戏具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且由于其在系统中的重大利益和具有为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能力，在国际上采取大国管理的办法是值得也是可能的。尽管全球问题的解决无法由某一国独立承担，而只能由多个国家共同完成，但只有大国才能提供解决手段和承担主要费用，否则国家间合作的程度和效果都将十分有限。[192]
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像现实主义那样强调国家和军事力量，它试图寻找如何将具有不同利益的各个独立的个体组织起来，以促进经济效率和避免毁灭性物质破坏。这个个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和公司。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当今社会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的现实下，要协调各国利益必定导致规则和制度的安排。这种规则和制度被称为国际机制。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机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汇聚各国政府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渠道，改善信息质量和减少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等等。
基欧汉又发展出国际制度的概念。这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机制（即各国政府为管理国际关系中的特定问题而制定的明确的规则）和国际惯例。通过国际制度建设和国际制度安排，世界政治可以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人类和平和福利可以得到保障。
但是这其中依然存在着“谁的制度”的问题。现实是国际机制依然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是霸权国家在参与制定、控制和解释。因此不仅建制具有积极意义，考虑弱势国家和团体立场和利益的“改制”也极为迫切。[193]
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在描述三种无政府文化时指出，在把他者再现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中，暴力是实现利益的核心，其中包含三个内容：第一，国家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即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第二，决策往往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前景，向最坏处做准备，这样就减少了以合作行动回应敌人所做的任何合作举动的可能；第三，相对军事力量被视为至关重要，即一旦敌人改变现状的意图被认知，国家就会认为只要敌人具有取胜势力，就会发动进攻，所以即便是维护现状的国家，也会遵循“要和平，就要准备战争”的原则积极备战。而在角色结构为竞争的洛克文化中，竞争对手期望相互行为的基础是承认主权，“生命和自由”是对方的权利，因此不会试图征服或统治对方。这种期望在国际法中被确定下来，国家也越来越承认国际法的约束力，将竞争建立在法治基础上。但洛克文化的竞争并不排除以暴力解决争端，但是会被限制在“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界限之内。在角色结构为朋友的康德文化中，国家期望相互遵守两条基本原则：（1）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非暴力规则）；（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互助规则）。这并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但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一旦出现冲突，则以谈判、仲裁或诉诸法律等方式解决。而互助性原则则是“一般性”互惠，即行为体在没有直接或即时的回报时；也会互相帮助，主导行为表现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多边主义或助人性质的做法。[194]
2.六大分析指标
根据上述在认定国家利益过程中矛盾集中的具体问题，以及政府、媒体与公众在有关国家利益的舆论中的关系，本研究对美国涉华舆论的分析指标包括以下内容：
2.1 美国涉华舆论关注的国家利益内容分布状况，即舆论中关注的国家利益类型，如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外交利益、意识形态利益等等。
2.2 美国涉华舆论关注的国家利益指向范围，即舆论中关注的利益是针对美国国内的某个群体，还是相对于他国的收益，或是惠及面逐渐扩大的共同利益，乃至国际利益。
2.3 美国涉华舆论中中国在国家利益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即舆论关注的中国对于美国是何种利益身份，是敌人，是对手，还是朋友等等。
2.4 美国涉华舆论关注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分布。即从美国利益出发，舆论关注的对待中国的手段。这在整个利益互动的过程中是人们预期的重要政策结果。
2.5 媒体、公众对美国政府维护国家利益过程的意见。
2.6 媒体如何通过消息源体现利益视角。
3.统计单位
为保证指标统计的全面，在报纸和政府文本中，本研究以指标在文章中的出现频次为统计单位。即每出现一次做一次统计。公众意见则观察与指标有关的民意调查数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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